告日本社會主義者|陳獨秀

告日本社會主義者

　　（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日本如果還有社會主義者，我這篇文章便是獻給他們的。

　　把壓迫國的資產階級和被壓迫國的資產階級分別看待，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國主義的戰爭和帝國主義間的戰爭分別開來，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國主義的戰爭，即令是資產階級領導的，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及社會主義者（戰時兩方的工人及社會主義者，自然都包含在內），也應該援助這一反抗戰爭；這本是我們科學的社會主義者前輩自己所曾經實踐的遺教，而為今天我們的日本同志所背棄了。

　　據我所知，首先背棄的便是山川均先生，我很奇怪巴金先生還會和他說道理，他還有什麼希望呢？第二個背棄者便是我們的老友忠厚的佐野學，我們曾稱他是日本的李大釗，他現在變得太不忠厚了！第三個乃是最近鈴木茂三郎先生的所謂轉向，他們都由社會主義轉向愛國之戰了。

　　我們責備他們轉向愛國主義，他們會憤憤不平的責問我們在中日戰爭中，只許中國的社會主義者贊助愛國運動，而我們日本的社會主義者轉向愛國主義就應該被斥責嗎？我以為這是站在形式邏輯的觀點上，玩弄名詞，而不曾考察其實際內容，被壓迫民族的愛國運動是進步的，因為這一運動是給帝國主義者以打擊；壓迫國的民族主義和愛國運動是反動的，因為它是幫助自己的帝國主義政府，壓迫侵略被壓迫被侵略的民族；這是對於愛國運動之辯證的見解。山川、佐野、鈴木諸人不至於不懂得這個，如果他們真來責問我們，這只是證明他們是自覺的背棄了前輩社會主義大師的遺教！

　　還有班厚顏的先生們，居然狡猾的藉口無產階級利益來說謊話，以欺騙人們；他們認為資源貧乏的日本，從中國奪取得資源，於日本無產階級現在的生活和將來社會主義的建設，都是有益的，所以日本的無產階級應該贊助對華戰爭。這種發源於背叛國際主義者「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的觀點，應用到帝國主義的日本，更是錯上加錯。不把建設社會主義立足在革命的國家間分工互助上，而立足在預先占取資源以爭勝，這是中國舊時大家庭各房媳婦搶著「積私」的醜態，還配談什麼社會主義的建設！現在已經不能實現一個幻想自給自足的法西斯國家，將來還會有一個幻想自給自足的社會主義國家？再就現在的生活說，日本除了供給財閥軍閥填不滿的欲壑而瘋狂的擴張軍備瘋狂的侵略戰爭所需要外，究竟影響到平民生活的資源貧乏到什麼程度呢？日本帝國主義來到世界上太晚了，要想學資本主義先進國，把從殖民地半殖民地掠奪來的一小小部分，餵養勞工貴族，已屬不可能，無產大眾更不待言，她的商品和別國競爭，賤價勞動力始終是她的特長，那是騙人的改良運動，是如何可憐，所以日本對外侵略戰勝一次，即緊跟著軍備擴張一次，工農平民生活亦即緊跟著降低一次。如果說獲得了豐富的資源，日本的資產階級才有施行改良政策的物質條件；那末奪取了中國東北四省豐富的資源以後數年中，何以日本工人的實際工資還是下降，而不是上升，農村更加破產而不是恢復呢？「九一八」前，日本輸入滿洲的商品價值七千萬元，蘆溝橋事變前已達到三萬萬元，同時物價總指數卻比「九一八」前高漲到百分之百，這是表示工農平民的生活改善了嗎？況且拿分潤掠奪品的餘瀝來鼓動工人階級贊助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路戰爭，這本是歐洲資產階級御用的所謂「社會主義者」的背叛行為，日本的社會主義者也學會了！

　　又有一般人（自稱社會主義者的高畠素之）責難胡適之為什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親近英、美帝國主義。這一責難，表面上好像很公平，司惜他是日本人，就天然不免有點為日本帝國主義做說客的嫌疑！我現在沒有必要代胡適之先生答辯，我只得正告他們：中國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從來不曾企圖在帝國主義者當中選擇主人，我們認為中國的解放，必須脫離一切帝國主義的宰製，並不只是日本；可是事實上，近十年來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公開的壓迫之尖銳化，超過任何帝國主義者加於中國的橫暴，因此只好集中我們可憐的力量，來和日本帝國主義者作殊死戰，在抗日戰爭中，如果有人教導我們同時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者，我們只有認為他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間諜。中國國民黨從前的政策，本來是不反日而反英的，後來為什麼走到相反的方面，日本帝國主義的政府何以不自反省，反而責難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呢？

　　我還要告訴一切日本的平民，我們的所謂「抗日」只在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財閥和軍閥，而不是反對日本的平民，我們知道侵略中國，本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要求，而不是日本平民的要求。任何派社會主義者，都不能附和極少數人所謂「縱斷的民族運動」的說法，不但理論上說不通而且實際上也沒有這回事，中國人中有大批漢奸，日本人中有不少同情於中國抗戰的人，鹿地亙夫婦就是代表，請問這將如何縱斷法？我們的綱領是，結合中國朝鮮日本三國的平民，共同打倒日本的帝國主義者，不獨中韓人民，即日本人民，也只有到這時才能夠得到解放。

　　如果許我做一個荒唐的假定，中國戰勝日本後，成為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侵略日本時，則中國的社會主義者，便應該首先反對本國政府贊助日本政府及人民對華抗戰！

　　我這些話決不是對山川，佐野，鈴木這等人說的，我希望日本的工人和傾向社會主義的青年，能夠聽到我的說話，而且得到合理的回聲！

　　最後，我還要說到我們的周作人先生，敬愛日本人民的誠實和勇敢，潔靜和富於同情心，甚至承認日本政治也比中國清明，並且痛恨中國社會之墮落和政治之不良，我都和周作人先生沒有兩樣；然而這一切決不能減少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心情，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槍尖指揮之下，在日本帝國主義走狗中國的漢奸賣國賊領導之下高談中國文化再生，這不能不是人類文化之奇恥大辱！因此我不能不為周作人先生惋惜，嚴格的說，應該是斥責而不是惋惜，雖然他是我多年尊敬的老朋友！

　　八月二十一日

　　署名：陳獨秀

　　《政論》第一卷第二十二期

　　 1938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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