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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才能夠發動民眾


  ——十一月在武大講演(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動員全國的財力人力需要民眾,軍隊前進作戰固需要民眾之援助,即軍隊後退亦需要民眾之援助,救濟傷兵,肅清漢奸,鞏固後方,無一不需要民眾的力量,如果我們還不曾忘記阿比西利〔尼〕亞皇帝曾因單靠軍隊不發動民眾而失敗的教訓,我們在抗日戰爭中,急需發動廣大的真正民眾—主要的是參加生產的工農民眾—這是無可懷疑的事。即在敵人也懂得這個。在蘆溝橋事變發生時,上海的日本報紙曾警告他們的政府說:「日本軍隊戰勝中國軍隊,是不成問題的;但如果全中國的民眾真的起來作民族解放的革命鬥爭,這便不是武力可以解決的了,政府應於此點深加注意」云云。

  開戰以來,無論政府黨或在野黨,都異口同聲的說要發動民眾,公開說不需要民眾的人,只是極少數。並且「全民抗戰」這句話,成了一切刊物上的套語;實際上如果允許我說句老實話,完全沒有這回事。所以空喊發動民眾,喊破了喉嚨,民眾也不會有多大的回聲,要民眾起來,必須考慮到怎樣才能夠發動民眾。

  我們須知:民眾是有高度意識和意志的人類,不像牛馬可以隨著鞭子的聲影,叫他們行就行,叫他們止就止的;更不是無意識的木石或粉團,人們要把他們做成什麼東西就成為什麼東西;所以無論政府的命令或政黨的空口宣傳,都同樣沒有發動民眾的萬能。要發動民眾,參加抗戰:

  第一,必須解除民眾自身的痛苦。學生因為每日上課七八小時,尚且無法參加抗日工作,工人每日做工十二小時或十三小時,連星期日都不得休息,無論做日工或夜工,下了工疲乏得成了半死人,更沒有擔任抗日工作的可能了。農民耕地不足,衣食已很艱難,又加之以高租高利苛捐雜稅以及種種徵發、敲詐,壓迫得他們不能活命,他們眼前的敵人是貪官污吏、地主、土劣、保甲長,而不是日本軍隊,終年過這樣痛苦生活的農民,怎樣會有抗日的情緒。參加生產的工人農民,是最可靠最有力的民眾,絕非無業遊民可比,而且他們占全國人民之最大多數,他們不能起來抗日,還能發動什麼廣大的民眾呢?此外苛捐雜稅,向下層人民強派公債和裁員減薪,也足以減殺小商人小職員的抗日情緒;學生功課太繁忙,也沒有做抗日工作的時間。所以坐在沙發椅上,責備民眾不愛國,不起來抗日的人們,簡直和說「百姓無飯吃何不食肉糜」的昏皇帝是一樣的貨色!

  第二,必須讓人民有經常的組織。組織是一種力量,一切生物皆由無數細胞組織而成,細胞無力量,由無數細胞組織成各種器官,組織成各種生物,才發生各種力量;一盤散沙的民眾也自然沒有力量,民眾有了組織,而且是經常的組織,不是烏合之眾,便會發生偉大的力量。民眾自身的痛苦解除了,然後才談得上組織,也只有為解決自身的痛苦,民眾才會迫切需要組織,並且解決痛苦之真的實現,還是要靠民眾自己的組織力量。所以要發動民眾參加抗戰,必須立即恢復並充實由各業民眾自己選舉的自己的工會、學生會、商民協會、農民協會等。官辦的招牌的沒有民眾的民眾團體,在抗戰中,除了稟承上官命令發幾個通電以外,是不會有任何力量的。

  第三,必須讓人民有政治的自由。如果人民有了組織而沒有政治的自由,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他們的組織力量,只會用於解決他們自身的痛苦上面,而不能用之於政治,抗日乃是一種政治鬥爭。人類是政治動物,人民必須有政治的自由才算得是自由民,是國民,而不是被征服的奴隸,奴隸是不會愛國的,奴隸是不會自動的為國家民族利益而捨命鬥爭的。在數千年專制政治之下,過著沒有組織沒有政治自由的痛苦生活,對於統治者,老是抱定「撫我者後,虐我者仇」的見解,國家與民族觀念,在我們的頭腦中,仿佛是一種奢侈品。所以現在要叫人民愛國,要叫人民起來為國家民族利益積極的對日抗戰,不但要解決人民自身的痛苦,不但要讓人民有自己的組織,尤其要讓人民有政治的自由,使人民自己真能感覺得自己是國家的主人,自身的利益與國家休戚相關,這件事決不是政府的命令和宣傳教育所能夠代替的。

  如果我們切切實實做到上述這三件事,發動民眾當然不成問題。或者有人認為這樣未免太發動了,我則以為沒有這樣的「太〔大〕發動」,是不能夠抵抗站在我們眼前兇惡而有力的敵人,挽救國家民族之危亡的!

  此外還有一件事,也和發動民眾有關,就是政黨領導的問題。我們當然不能否認在發動民眾運動中政黨領導的作用,一國中有幾個政黨存在著,便必然發生政黨間爭取領導民眾的問題。這一問題,在歐美各國及日本,從來並不感覺有什麼嚴重,無論在平時或戰時;因為他們的政府黨及在野黨,都用發表政綱和公開的講演,爭取民眾到自己黨的方面來;各黨在民眾團體中亦各有分野,各自爭取群眾,爭取在團體中的領導權,無論黨爭如何劇烈,從未想像到根本不容許他黨爭取群眾,爭取領導權。至於近年以來,有幾個國家發生了一黨專政的怪現狀,根本不容許他黨存在,這便根本沒有什麼政黨間爭取民眾爭取領導權的問題。在中國,誰都不能說現行的政制是法西斯主義專政或共產主義專政,當然應該容許有黨派間爭取民眾的問題,並且可用先進的民治國家的所通行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並不特別嚴重。尤其是在民族危急存亡的今天,各黨各派合作救亡的呼聲,遍於全國,只要能夠發動民眾起來抗戰,誰愈多盡點力愈好,在野黨固義不容辭,政府黨亦無所用其疑忌,在野黨僅僅有了若干民眾擁護,並不就能夠奪取政權。並且政府黨如果毅然決然採用上述三種辦法發動民眾,別的黨派能夠採用更激進的綱領,爭取得更多的民眾,這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事。即令抗日的綱領不同,政黨間遵循各國通行的辦法,各據自己的綱領及政策,努力宣傳,一任民眾之從違,以爭取民眾,這正能夠推動政治進步和提高民眾之政治水平;倘然以為這樣太過民主了,而採取不正當的甚至極卑劣的手段搶奪民眾,如用武裝打手和金錢來威迫利誘民眾,複拿民眾做自己的打手;造謠誣衊對方,企圖一黨壟斷;利用政治勢力,利用民眾落後意識,甚至以黨員冒充民眾壓迫對方;政黨間,甚至一黨中各小派別間,如此這般非政治的無原則的強拉硬奪,不僅不能發動民眾,還會使已起來的民眾失望灰心而消極。大家如果不趕快覺悟,如果一直採用這樣的手段爭取民眾,我包管各黨各派將得不著一個民眾;其結果不是各政黨領導民眾抵抗敵人,而是敵人領導著漢奸滅亡中國!

  講演日期1937年11月21日

  陳獨秀:《我對於抗戰的意見》,亞東圖書館1938年2月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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