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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庵自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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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二月一日) 第一章 沒有父親的孩子 休謨的自傳開口便說:「一個人寫自己的生平時,如果說的太多了,總是免不了虛榮的,所以我的自傳要力求簡短,人們或者認為我自己之擅寫自己的生平,那正是一種虛榮;不過這篇敘述文字所包含的東西,除了關於我自己著作的記載而外,很少有別的,我的一生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至於我大部分著作之初次成功,也並不足為虛榮的對象。」幾年以來,許多朋友極力勸我寫自傳,我遲遲不寫者,並不是因為避免什麼虛榮;現在開始寫一點,也不是因為什麼虛榮;休謨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至於我大部分政治生涯之失敗,也並不足為虛榮的對象。我現在寫這本自傳,關於我個人的事,打算照休謨的話「力求簡短」,主要的是把我一生所見所聞的政治及社會思想之變動,盡我所記憶的描寫出來,作為現代青年一種活的經驗,不力求簡短,也不濫鈔不大有生氣的政治經濟材料,以誇張篇幅。 寫自傳的人,照例都從幼年時代說起,可是我幼年時代的事,幾乎完全記憶不清了。佛蘭克林的自傳,一開始便說:「我向來喜歡搜集先人一切瑣碎的遺事,你們當能憶及和我同住英格蘭時,遍訪親戚故舊,我之長途跋涉,目的正在此。」我現在不能夠這樣做,也不願意這樣做,只略略寫出在幼年時代印象較深的幾件事而已。 第一件事:我自幼便是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我在廣東時,有一次宴會席上,陳炯明正正經經的問我:「外間說你組織什麼『討父團』,真有此事嗎?」我也正正經經的回答道:「我的兒子有資格組織這一團體,我連參加的資格也沒有,因為我自幼便是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當時在座的人們,有的聽了我的話,呵呵大笑,有的睜大著眼睛看著我,仿佛不明白我說些什麼,或者因為言語不通,或者以為答非所問。 我出世幾個月,我的父親便死了,真的,我自幼便是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我記得我幼時家住在安徽省懷寧縣城裡,我記得家中有一個嚴厲的祖父,一個能幹而慈愛的母親,一個阿彌陀佛的大哥。 親戚本家都綽號我的這位祖父為「白胡爹爹」,孩子們哭時,一說白胡爹爹來了,便停聲不敢哭,這位白胡爹爹的嚴厲可怕便可想見了。這位白胡爹爹有兩種怪脾氣:一是好潔,一是好靜。家中有一角地方有一件桌椅沒掃抹乾淨,我的母親,我的大姊,便要倒大黴。他不許家中人走起路來有腳步聲,我的二姊年幼不知利害,為了走路有時有腳步聲,也不知挨過多少次毒打,便是我們的外祖母到我們家裡來,如果不是從他眼前經過,都不得不捏手捏腳的像做賊的一般走路,因為恐怕他三不知的罵起來,倒不好出頭承認是她的腳步聲。我那時心中老是有一個不可解的疑問:這位好潔好靜的祖父,他是抽鴉片煙的,在家裡開燈不算數,還時常要到街上極齷齪而嘈雜的煙館去抽煙,才算過癮,那時他好潔好靜的脾氣哪裡去了呢?這一疑問直到半個世紀以後的今天,我才有了解答。第一個解答是人有好群性,就是抽大煙,也得集體的抽起來才有趣;然而這一解答還不免淺薄,更精微奧妙的解答,是燒煙泡的藝術之相互欣賞,大家的全意識都沉沒在相互欣賞這一藝術的世界,這一藝術世界之外的一切一切都忘懷了。我這樣的解答,別人或者都以為我在說笑話,恐怕只有我的朋友劉叔雅才懂得這個哲學。 我從六歲到八九歲,都是這位祖父教我讀書。我從小有點小聰明,可是這點小聰明卻害苦了我。我大哥的讀書,他從來不大注意,獨獨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書》、《五經》都讀完,他才稱意,《四書》、《詩經》還罷了,我最怕的是《左傳》,幸虧這位祖父或者還不知道「三禮」的重要,否則會送掉我的小性命。我背書背不出,使他生氣動手打,還是小事;使他最生氣,氣得怒目切齒幾乎發狂令人可怕的,是我無論挨了如何毒打,總一聲不哭,他不只一次憤怒而傷感的罵道:「這個小東西,將來長大成人,必定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兇惡強盜,真是家門不幸!」我的母親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淚,可是母親對我並不像祖父那樣悲觀,總是用好言勸勉我,說道:「小兒,你務必好好用心讀書,將來書讀好了,中個舉人替你父親爭口氣,你的父親讀書一生,未曾考中舉人,是他生前一樁恨事!」我見了母親流淚,倒哭出來了,母親一面替我揩眼淚,一面責備我道:「你這孩子真淘氣,爹爹那樣打你,你不哭,現在倒無端的哭了!」母親的眼淚,比祖父的板子,著實有威權,一直到現在,我還是不怕打,不怕殺,只怕人對我哭,尤其婦人哭,母親的眼淚,是叫我用功讀書之強有力的命令。我們知道打著不哭的孩子很多,後來雖不定有出息,也不定做強盜。祖父對我的預料,顯然不符合,我後來並沒有做強盜,並且最厭惡殺人。我以為現時代還不能免的戰爭,即令是革命戰爭中的殺人,也是殘忍的野蠻的事,然而戰爭還有進步的作用;其餘的殺人,如政治的暗殺,法律的宣告死刑,只有助長人們的殘忍與野蠻性,沒有一點好影響,別的殺人更不用說了。 父親的性格,我不大知道。母親之為人,很能幹而疏財仗義,好打抱不平,親戚本家都稱她為女丈夫;其實她本質還是一個老好人,往往優容奸惡,缺乏嚴肅堅決的態度。據我所記憶的有兩件事,可以充分表現出她這一弱點。 有一位我祖父輩的本家,是我們族裡的族長,懷甯話稱為「戶尊」,在淥水鄉地方上是一位頗有點名望的紳董,算得一位小小的社會棟樑。我的母親很尊敬他,我們小輩更不用說了。有一年(大約是光緒十二年前後),大水衝破了廣濟圩,全淥水鄉(懷寧東鄉)都淹沒了,這位族長哭喪著臉向我母親訴說鄉民的苦痛之後,接著借錢救濟他的家屬,我母親對他十分恭敬,然而借錢的事卻終於不曾答應。族長去後,我對母親說:「我們家裡雖然窮,總比淹水的人家好些,何以一個錢不借給他呢?」母親皺著眉頭一言不發。我知道母親的脾氣,她不願說的話,你再問也是枉然,我只在心中納悶道:母親時常當衣借錢濟人之急,又時常教訓我們,不要看不起窮人,不許罵叫花子,為什麼今天不肯借錢給淹水的本家而且她一向尊敬的族長呢?事隔五六年,我才從許多人口中漸漸知道了這位族長的為人:族中及鄉鄰有爭執的事,總得請他判斷是非曲直,他於是非曲直的判斷,很公平的不分親疏,一概以所得雞、米、煙土或老本洋多少為標準,因此有時他的親戚本家會敗訴,外人反而勝利,鄉間人都稱讚這位紳董公正無私!他還有一件事值得輿論稱讚,就是每逢修圩放賑,他比任何人都熱心,無論嚴寒酷暑,都忙著為大眾奔波盡義務,凡他所督修的圩工,比別人所擔任一段都更不堅固,大概他認為如果認真按照原定的工料做好,於他已是一種損失,失了將米放賑的機會,又是一種損失,這未免自己太對不住自己了!至此我才明白母親皺眉不語的緣故,是因為她已經深知這位族長之為人,然而她仍舊恭敬他,這豈不是她的弱點嗎? 還有這族長手下用的一位戶差(戶差的職務,是奉行族長命令,逮捕族中不法子孫到祠堂處罰),同時又是一位陰差(閻王的差人),他常常到我們家裡來,說他在陰間會見了我們的祖先,我們的祖先沒有錢用,托他來要錢買錢紙銀錠燒給他們,我的母親很恭敬的款待他,並且給錢托他代買錢紙銀錠,不用說那錢紙銀錠是燒給這位當陰差的先生了,這位陰差去後,母親對我們總是表示不信任他的鬼話。有一天他又來到我們家裡過陰,大張開嘴打了一個呵欠,直挺挺的倒在床上,口中喃喃說胡話,誰也聽不清楚他說些什麼,大概是鄷都城的土話罷!是我氣他不過,跑去約了同屋及近鄰十多個孩子,從前後門奔進來,同聲大喊某處失了火,這位陰差先生頓時停止了聲響,急忙打了一個小小呵欠便回到陽間來了,閉著眼睛問道:「這邊有了火燭了罷?」我的母親站在床邊微笑的答道:「是的!」他接著說:「這可不錯罷,我在那邊就知道了。」我在旁邊彎著腰,縮著頸脖子,用小手捂著嘴,幾乎要大笑出來,母親拿起雞毛帚子將我趕走的很遠,強忍著笑,罵道:「你這班小鬼!」但她還是恭恭敬敬用酒肉款待這位陰差爹爹,並且送錢托他買錢紙銀錠,這便是我母親優容奸惡之又一事實。 有人稱讚我疾惡如仇,有人批評我性情暴躁,其實我性情暴躁則有之,疾惡如仇則不儘然,在這方面,我和我的母親同樣缺乏嚴肅堅決的態度,有時簡直是優容奸惡,因此誤過多少大事,上過多少惡當,至今雖然深知之,還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於政治上之不嚴肅,不堅決,而母親的性格之遺傳,也有影響罷。 幸而我母親崇重科舉的思想,我始終沒有受到影響。這件事我們當然不應該苛責前一輩的人,尤其是不曾受過新舊任何教育的婦人。 因為在那一時代的社會,科舉不僅僅是一個虛榮,實已支配了全社會一般人的實際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那時捐班出身的官,人們還不大瞧得起,而且官也做不大,大官必須正途出身,洋博士那時還未發明),做大官才能發大財,發了財才能買田置地,做地主(那時存銀行和做交易所生意,也還未發明),蓋大屋(並非洋房),欺壓鄉農,榮宗耀祖;那時人家生了兒子,恭維他將來做剛白度(即買辦)的,還只有上海十裡洋場這一塊小地方,其餘普遍的吉利話,一概是進學,中舉,會進士,點狀元;婆婆看待媳婦之厚薄,全以兒子有無功名和功名大小為標準,丈夫有功名的,公婆便捧在頭上,沒有功名的連用人的氣都得受;貧苦農民的兒子,舉人、進士、狀元不用說,連秀才的好夢都不敢做,用盡九牛二虎之力,供給兒子讀幾年書,好歹能寫出百而八十字,已經算是才子,如果能夠跟著先生進城過一次考,胡亂寫幾百字交了卷,那怕第一場就榜上無名,回家去也算得出人頭地。窮凶極惡的地主們,對這一家佃戶,便另眼看待,所以當時鄉間有這樣兩句流行的諺語:「去到考場放個屁,也替祖宗爭口氣」;農民的兒子如果考取了秀才,便是一步登天,也就是立了將來做土豪劣紳的基礎,一生吃著不盡;所以無論城鄉,屢考不中的人們,往往埋怨祖墳的風水不好,掘出屍骨來改葬,這便是那班聖人之徒揚名顯親的孝道;在這樣的社會空氣中,在人們尤其是婦女的頭腦裡面,科舉當然是一件神聖事業了。 我的母親雖然沒有受過任何教育,當時傳統的「忠孝節義」之通俗教育標語,她是知道的,我很感謝她從來不曾拿這些標語教育我們,她對於我們之教育,是考科舉,起碼也要中個舉人,替父親爭氣。當大哥考取了秀才時,母親很高興,而我卻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母親高興,懼的是學八股文章和應考的災難,要臨到我身上來了! 自從祖父死後,經過好幾個塾師,我都大不滿意,到了十二三歲時,由大哥教我讀書,大哥知道我不喜歡八股文章,除溫習經書外,新教我讀《昭明文選》。初讀時,我也有點頭痛,後來漸漸讀出味道來了,從此更加看不起八股文,這件事使我阿彌陀佛的大哥夾在中間很為難,一面受了母親的嚴命,教我習八股,預備應考,一面他知道我不喜歡這一套。一直到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我已經十七歲了,在縣考前一兩個月,大哥實在再挨不過去了,才硬著頭皮對我說:「考期已近了,你也得看看八股文章罷!」我當時一聲不響。他知道我的脾氣,不做聲並非反對,而是承認。他高高興興的拿出合於小考格式的路德的文章為我講解,我表面上是在聽他的講解,心裡還是想著我的《昭明文選》,不久大哥也看出路德的文章太不合我的口味,於是再拿出金黃和袁枚的制藝給我看,我對於這幾個人的文章雖然有點興趣,而終於格格不入,他對於這位難說話的弟弟,實在無法可想,只好聽其自然了。大哥雖然十分忠厚老實,我猜想他此時急則智生,必然向母親做了一個虛偽的報告,說我如何如何用心學八股文,那是在這期間母親喜悅的面容中可以看出的。像我那樣的八股文程度,縣考、府考自然名次都考得很低,到了院試,宗師(安徽語稱學院為宗師)出的題目是什麼「魚鱉不可勝食也材木」的截搭題,我對於這樣不通的題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來對付,把「文選」上所有鳥獸草木的難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頭不對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滿了一篇皇皇大文,正在收拾考具要交卷,那位山東大個兒的李宗師親自走過來收取我的卷子(那時我和別的幾個人,因為是幼童和縣、府試錄取第一名,或是經古考取了提堂,在宗師案前面試,所以他很便當的親自收取卷子,我並不是考幼童,縣、府試也非第一名,一入場看見卷面上印了提堂字樣,知道經古已經考取了,不用說這也是昭明太子幫的忙),他翻開我的卷子大約看了兩三行,便說:「站住,別慌走!」我聽了著實一嚇,不知闖下了什麼大禍。他略略看完了通篇,睜開大眼睛對我從頭到腳看了一遍,問我十幾歲,為啥不考幼童?我說童生今年十七歲了。他點點頭說道:「年紀還輕,回家好好用功,好好用功。」我回家把文章稿子交給大哥看,大哥看完文稿,皺著眉頭足足有個把鐘頭一聲不響,在我,應考本來是敷衍母親,算不得什麼正經事,這時看見大哥那種失望的情形,卻有點令我難受。誰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師,把我取了第一名,這件事使我更加一層鄙薄科舉。捷報傳來,母親樂得幾乎掉下眼淚。「眼皮子淺」這句批評,懷寧人自己也承認,人家倒了黴,親友鄰舍們,照例總是編排得比實際倒黴要超過幾十倍;人家有點興旺,他們也要附會得比實際超過幾十倍。我們這一門姓陳的,在懷寧本是一個小戶人家,紳士們向來是瞧不起的,全族中到我的父親時才有一個秀才,叔父還中了舉,現在看見我們弟兄又都是青年秀才,不但另眼相看,而且造出許多神話,說我們家的祖墳是如何如何好風水,說城外迎江寺的寶塔是陳家祖墳前一管筆,說我出世的前夜,我母親做過什麼什麼夢,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他們真想不到我後來接二連三做了使他們嚇破了膽的康黨、亂黨、共產黨,而不是他們所想像的舉人、進士、狀元郎。最有趣的是幾家富戶,竟看中了我這沒有父親的窮孩子,爭先恐後的托人向我母親問我可曾定親。這就是我母親大樂而特樂的社會原因。母親快樂,我自然很高興;所害怕的,來年江南鄉試的災難,又要臨到我身上來了! 第二章 江南鄉試 江南鄉試是當時社會上一件大事,雖然經過了甲午戰敗,大家仍舊在夢中。我那時所想像的災難,還遠不及後來在考場中所經驗的那樣厲害;並且我覺得這場災難是免不了的,不如積極的用點功,考個舉人以了母親的心願,以後好讓我專心做點正經學問。所以在那一年中,雖然多病,也還著實準備了考試的工夫,好在經義和策問,我是覺得有點興趣的,就是八股文也勉強研究了一番。至於寫字,我喜歡臨碑帖,大哥總勸我學館閣體,我心裡實在好笑,我已打定主意,只想考個舉人了事,決不願意再上進,習那討厭的館閣字做什麼!我們弟兄感情極好,雖然意見上沒有一件事不衝突,沒有一件事依他的話做,而始終總保持著溫和態度,不肯在口頭上反駁他,免得傷了手足的感情。 大概是光緒二十三年七月罷,我不得不初次離開母親,初次出門到南京鄉試了。同行的人們是大哥,大哥的先生,大哥的同學和先生的幾位弟兄,大家都決計坐輪船去,因為輪船比民船快得多。那時到南京鄉試的人,很多願意坐民船,這並非保存國粹,而是因為坐民船可以發一筆財,船頭上扯起一條寫著「奉旨江南鄉試」幾個大字的黃布旗,一路上的關卡,雖然明明知道船上裝滿著私貨,也不敢前來查問,比現在日本人走私或者還威風凜凜。我們一批人,居然不想發這筆橫財,可算得是正人君子了! 我們這一批正人君子,除我以外,都到過南京鄉試的,只有我初次出門,一到南京,看見儀鳳門那樣高大的城門,真是鄉下佬上街,大開眼界,往日以為可以驕傲的省城——周圍九裡十三步的安慶城,此時在我的腦中陡然變成一個山城小市了。我坐在驢子背上,一路幻想著,南京城內的房屋街市不知如何繁華美麗,又幻想著上海的城門更不知如何的高大,因為曾聽人說上海比南京還要熱鬧多少倍。進城一看,使我失望了,城北幾條大街道之平闊,誠然比起安慶來在天上,然而房屋卻和安慶一樣的矮小破爛,城北一帶的荒涼,也和安慶是弟兄,南京所有的特色,只是一個「大」。可是房屋雖然破爛,好像人血堆起來的洋房還沒有;城廂〔鄉〕內外唯一的交通工具,只有小驢子,跑起路來,驢子頭間一串鈴鐺的丁令當郎聲,和四個小蹄子的得得聲相應和著,坐在驢背上的人,似乎都有點詩意,那時南京用人拖的東洋車,馬車還沒有,現在廣州人所譏諷的「市虎」,南京人所詛咒的「棺材」和公共汽車,更不用說;城南的街道和安慶一樣窄小,在萬人哭聲中開闢的馬路也還沒有;因為甲午戰後付了巨額的賠款,物價已日見高漲,鄉試時南京的人口,臨時又增加了一萬多,米賣到七八十錢一升,豬肉賣到一百錢一斤,人們已經叫苦,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南京人的面容,還算是自由的,快活的,至少,人見著人,還不會相互疑心對方是扒手,或是暗探;這難道是物質文明和革命的罪惡嗎?不是,絕對不是,這是別有原因的。 我們這一批正人君子,到南京的頭一夜,是睡在一家熟人屋裡的樓板上,第二天一早起來,留下三個人看守行李,其餘都出去分途找寓處。留下的三個人,第一個是大哥的先生,他是我們這一批正人君子的最高領袖,當然不便御駕親征,失了尊嚴;第二個是我大哥,因為他不善言辭;我這小小人自然更不勝任;就是留下看守行李的第三個。午後寓處找著了,立刻搬過去,一進屋,找房子的幾個正人君子,全大睜著眼睛,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異口同聲的說:「這屋子又貴又壞,真上當!」我聽了真莫明其妙,他們剛才親自看好的房子,怎麼忽然覺得上了當呢?過了三四天,在他們和同寓中別的考生談話中間,才發見了上當的緣故。原來在我們之先搬來的幾位正人君子,來找房子的時候,大家也明明看見房東家裡有一位花枝招展的大姐兒,坐在窗口做針線,等到一搬進來,那位仙女便化做一陣清風不知何處去了。後來聽說這種美人計,乃是南京房東招攬考先生的慣技,上當的並不止我們這幾位正人君子,那些臨時請來的仙女,有的是親眷,有的是土娼。考先生上當的固然很多,房東上當也不是沒有,如果他們家中真有年輕的婦女;如果他們不小心把鹹魚、臘肉掛在廚房裡或屋簷下,此時也會不翼而飛;好在考先生都有「讀書人」這張體面的護符,姦淫竊盜的罪名,房東那敢加在他們身上!他們到商店裡買東西,有機會也要順帶一點藏在袖子裡,店家就是看見了也不敢聲張,因為他們開口便說:「我們是奉著皇帝聖旨來鄉試的,你們誣〔侮〕辱我們做賊,便是誣〔侮〕辱了皇帝!」天高皇帝遠,他們這幾句大話,未必真能嚇倒商人,商人所最怕的還是他們人多,一句話得罪了他們,他們便要動野蠻,他們一和人打架,路過的考先生,無論認識不認識,都會上前動手幫助,商人知道他們上前幫著打架還不是真正目的,在人多手多的混亂中,商人的損失可就更大了,就是鬧到官,對於人多勢大的考先生,官也沒有辦法。南京每逢鄉試,臨時增加一萬多人,平均一人用五十元,市面上有五十萬元的進帳,臨時商店遍城南到處都有,特別是狀元境一帶,商人們只要能夠賺錢,受點氣也就算不了什麼。這班文武雙全的考先生,唯有到釣魚巷嫖妓時,卻不動野蠻,只口口聲聲自稱寒士,商請妓家減價而已,他們此時或者以為必須這樣,才不失讀書人的斯文氣派! 我們寓處的房子,誠然又壞又貴,我跟著他們上當,這還是小事,使我最難受的要算是解大手的問題,現在回想起來還有點頭痛。屋裡沒有茅廁,男人們又沒有用慣馬桶,大門外路旁空地,便是解大小手的處所,我記得那時南京稍微偏僻一點的地方,差不多每個人家大門外兩旁空地上,都有一堆一堆的小小金字塔,不僅我們的寓處是如此。不但我的大哥,就是我們那位老夫子,本來是個道學先生,開口孔、孟,閉口程、朱,這位博學的老夫子,不但讀過幾本宋儒的語錄,並且還知道什麼「男女有別」、「男女授受不親」的禮教,他也是天天那樣在路旁空地上解大手,有時婦女在路上走過,只好當做沒看見。同寓的有幾個荒唐鬼,在高聲朗誦那禮義、廉恥、正心、修身的八股文章之餘暇,時到門前探望,遠遠發見有年輕的婦女姍姍而來,他便扯下褲子登下去解大手,好像急於獻寶似的,雖然他並無大手可解。我總是挨到天黑才敢出去解大手,因此有時踏了一腳屎回來,已經氣悶,還要受別人的笑駡,罵我假正經,為什麼白天不去解手,如今踏了一腳屎回來,弄得一屋子的臭氣!「假正經」這句話,罵得我也許對,也許不對,我那時不但已解人事,而且自己戕賊得很厲害,如果有機會和女人睡覺,大約不會推辭,可是像那樣冒冒失失的對一個陌生的女子當街獻寶,我總認為是太無聊了。 到了八月初七日,我們要進場考試了。我背了考籃、書籍、文具、食糧、燒飯的鍋爐和油布,已竭盡了生平的氣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領試卷,我便會在人叢中擠死。一進考棚,三魂嚇掉了二魂半,每條十多丈長的號筒,都有幾十或上百個號舍,號舍的大小仿佛現時警察的崗棚,然而要低得多,長個子站在裡面是要低頭彎腰的,這就是那時科舉出身的大老以嘗過「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的三面七齊八不齊的磚牆,當然裡外都不曾用石灰泥過,裡面蜘蛛網和灰塵是滿滿的,好容易打掃乾淨,坐進去拿一塊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寫字臺,睡起覺來,不用說就得坐在那裡睡。一條號筒內,總有一兩間空號,便是這一號筒的公共廁所,考場的特別名詞叫做「屎號」;考過頭場,如果沒有冤鬼纏身,不曾在考卷上寫出自己缺德的事,或用墨盒潑汙了試卷,被貼出來,二場進去,如果不幸坐位編在「屎號」,三天飽嘗異味,還要被人家議論是幹了虧心事的果報。那一年南京的天氣,到了八月中旬還是奇熱,大家都把帶來的油布掛起遮住太陽光,號門都緊對著高牆,中間是只能容一個半人來往的一條長巷,上面露著一線天,大家掛上油布之後,連這一線天也一線不露了,空氣簡直不通,每人都在對面牆上掛起燒飯的鍋爐,大家燒起飯來,再加上赤日當空,那條長巷便成了火巷,煮飯做菜,我一竅不通,三場九天,總是吃那半生不熟或者爛熟或煨成的掛麵。有一件事給我的印象最深。考頭場時,看見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條大辮子盤在頭頂上,全身一絲不掛,腳踏一雙破鞋,手裡捧著試卷,在如火的長巷中走來走去,走著走著,上下大小腦袋左右搖晃著,拖長著怪聲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處,用力把大腿一拍,翹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這位「今科必中」的先生,使我看呆了一兩個鐘頭。在這一兩個鐘頭當中,我並非盡看他,乃是由他聯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現狀;由那些怪現狀聯想到這班動物得了志,國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聯想到所謂掄才大典,簡直是隔幾年把這班猴子、狗熊搬出來開一次動物展覽會;因此又聯想到國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這般的毛病;因此最後感覺到梁啟超那班人們在《時務報》上說的話是有些道理呀!這便是我由選學妖孽轉變到康、梁派之最大動機。一兩個鐘頭的冥想,決定了我個人往後十幾年的行動。我此次鄉試,本來很勉強,不料其結果卻對於我意外有益! 署名:陳獨秀 《宇宙風》第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期 1937年11月1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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