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全黨同志書|陳獨秀

告全黨同志書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

　　親愛的同志們：

　　我自從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隨諸同志之後創立本党以來，忠實地執行了國際領導者史大林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機會主義的政策，使中國革命遭了可恥的悲慘失敗，雖夙夜勤勞而功不抵過。我固然不應該效「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可笑的自誇口吻，把過去失敗的錯誤而將自己除外。任何人任何同志指摘我過去機會主義的錯誤，我都誠懇地接受。我絕對不願為要擁護我個人的錯誤（自從「八七」會議到現在，我不但對於正當的批評不加掩護，即對於一切超過事實的指摘，也以為是個人的細故，默不答辯），而使過去無產階級付了重價的苦經驗埋歿下去，得不到一點教訓。我不但不願掩護我過去的錯誤，即現在或將來，如果我在思想上在行動上有了機會主義的錯誤，同樣不願掩護，同樣希望同志們在理論上在事實上加以無情的批評，只要不是附會造謠，我都虛心接受。我不能有瞿秋白李立三那樣的自信力，我深切地認識，任何個人任何黨派，想免除機會主義的錯誤，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深邃的馬克思主義者如考茨基與普列哈諾夫，晚年尚犯了不可恕的機會主義；長期追隨列寧學習的如史大林與布哈林，現在也犯了可恥的機會主義；像我輩這樣淺薄的馬克思主義者，更何可自滿，一旦自滿，便是自己阻住自己的進步。就是反對派的旗幟，也決不是張天師的靈符，小資產階級意識沒有根本去掉，對過去機會主義的系統沒有深刻瞭解並堅決參加鬥爭的分子，若僅僅站在這一旗幟之下罵幾聲史大林李立三的機會主義，便以為機會主義的魔鬼永遠不會近身，這便是妄想。我們要真能免除機會主義的錯誤，只有在馬克思列寧的遺教中，在無產階級的群眾鬥爭中，在同志相互批評中，不斷的虛心學習，才庶幾可望。

　　我堅決地認為，中國革命過去的失敗，客觀上原因是次要的，主要的是黨的機會主義之錯誤，即對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策之錯誤（附注一）。當時中央負責同志尤其是我，都應該公開地勇敢地承認過去這種政策毫無疑義的是徹頭徹尾的錯誤了；但只是簡單地承認錯誤還不夠，必須忠實地徹底地認識過去的錯誤即機會主義的政策之內容及其原因結果是些什麼，並且毫無顧忌地暴露出來，然後才可望不至繼續過去的錯誤，方可望不至使下次革命又蹈於以前機會主義的覆轍。

　　本党創立之初雖極幼稚，然在列寧主義的國際指導之下，尚未曾做出很大的錯誤，如堅決的領導工人鬥爭和對於國民黨階級性之認識。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由國際召集的遠東勞動人民大會，中國方面是由本党領導國民黨及其他各社團的代表進行的，大會的決議，在東方殖民地國家應進行民主革命的鬥爭和在革命中進行農民蘇維埃的組織。於是中國黨的第二次大會（一九二二年）遂決議了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政策，並根據此議決發表時局主張。同時青年團國際代表達林來中國，向國民黨提出民主革命派聯合戰線政策。國民黨的總理孫中山嚴詞拒絕了，他只許中共及青年團分子加入國民黨，服從國民黨，而不承認黨外聯合。大會散會不久，共產國際即派代表馬林來中國，要求中共中央全體委員在西湖開會，提議加入國民黨的組織，力言國民黨不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黨，而是各階級聯合的黨，無產階級應該加入去改進這一黨以推動革命。當時中共中央五個委員：李守常、張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對此提議，其主要的理由是：黨內聯合乃混合了階級組織和牽制了我們的獨立政策。最後，國際代表提出中國党是否服從國際決議為言，於是中共中央為尊重國際紀律遂不得不接受國際提議，承認加入國民黨。從此國際代表及中共代表進行國民黨改組運動差不多有一年，國民黨始終怠工或拒絕。孫中山屢次向國際代表說：「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應該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的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國際代表馬林因此垂頭喪氣而回莫斯科。繼他而來的鮑羅廷，他的皮包中夾有蘇俄對國民黨巨量物質的幫助，於是國民黨始有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的改組及聯俄政策。

　　在此時期前後，中共所染機會主義還不很深，所以還能夠領導「二七」鐵路大罷工（一九二三年）和「五卅」運動（一九二五年），都未受國民黨政策的牽制，並且有時還嚴厲地批評國民黨的妥協政策。「五卅」運動中，無產階級一抬頭，便驚醒了資產階級，戴季陶的反共小冊子便應運而出了。是年十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我在政治決議案委員會提議：戴季陶的小冊子不是他個人的偶然的事，乃是資產階級希圖鞏固自己階級的努力，以控制無產階級而走向反動的表現，我們應該即時退出國民黨而獨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領導群眾，而不為國民黨政策所牽制。當時的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負責同志們一致嚴厲地反對我的提議，說這是暗示中共黨員群眾走向反對國民黨的道路。主張不堅決的我，遂亦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我的提議。

　　次年（一九二六年）蔣介石的三月二十日政變，正是執行了戴季陶的主張，在大捕共產黨，圍繳省港罷工委員會、蘇俄視察團（內多聯共中央委員）及蘇俄顧問的衛隊槍械後，國民黨中央議決共產黨分子退出國民黨最高黨部，禁止共產黨分子批評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共產黨及青年團須將加入國民黨的黨員、團員名冊繳存國民黨，我們都一一接受了。同時我們主張準備獨立的軍事勢力和蔣介石對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廣州和國際代表面商計劃。國際代表不贊成，並且還繼續極力武裝蔣介石，極力地主張我們應將所有的力量擁護蔣介石的軍事獨裁來鞏固廣州國民政府和進行北伐。我們要求把供給蔣介石、李濟深等的槍械勻出五千支武裝廣東農民，國際代表說：「武裝農民不能去打陳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國民黨的疑忌及農民反抗國民黨。」這一時期是最嚴重的時期，具體地說是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公開地強迫無產階級服從它的領導與指揮的時期，是無產階級自己正式宣告投降資產階級，服從資產階級，甘心作它的附屬品之時期（國際代表公然說，「現在是共產黨應為國民黨當苦力的時代」）。黨到了這一時期，已經不是無產階級的党，完全成了資產階級的極左派，而開始墮入機會主義的深淵了。我在三月二十日事變後對國際報告中，陳述我個人的意見，主張由黨內合作改為黨外聯盟，否則其勢必不能執行自己的獨立政策，獲得民眾的信任。國際見了我的報告，一面在真理報上發表布哈林的論文，嚴厲地批評中共有退出國民黨的意見，說：「主張退出黃色工會與退出英俄職工委員會，已經是兩個錯誤，現在又發生第三個錯誤——中共主張退出國民黨。」一面派遠東部長吳廷康到中國來，矯正中共退出國民黨之傾向。那時，我又以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我的提議。

　　其後，北伐軍出發了，因為我們在機關報《嚮導》上批評因北伐而抑制後方的工人運動和向農民勒派軍費大受國民黨的壓迫，同時上海工人將近要起來暴動驅逐直魯軍，暴動如成功，必然發生政權問題。此時我在中央擴大會議的政治決議案起草中提議：中國革命有兩條道路：一是由無產階級領導始能貫徹目的；一是由資產階級領導，必然中途背叛革命；我們此時雖然可以與資產階級合作，同時要奪取領導權。國際駐上海的遠東部一致反對我的意見，說這樣的意見會影響同志們過早地反對資產階級，並且肯定地說上海暴動如果成功，政權應屬資產階級，工人不必有代表參加。那時我又因他們的批評，而未能堅持我的意見。

　　一九二七年北伐軍佔領上海前後，秋白所重視的是上海市政府選舉及聯合小資產階級（中小商人）反對大資產階級；彭述之、羅亦農和我的意見以為：當時市政府選舉及就職，並不是中心問題，中心問題乃是無產階級的力量若不能戰勝蔣介石的軍事勢力，小資產階級不會傾向我們，蔣介石必然在帝國主義指揮之下屠殺群眾，那時不但市政府是一句空話，勢必引起我們在全國範圍內的失敗。因為蔣介石如果公開地背叛革命，決不是簡單的他個人行動，乃是全中國資產階級走到反動營壘的信號。當時由述之親到漢口向國際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數負責同志陳述意見和決定進攻蔣軍的計劃。那時他們對上海事變都不甚措意，連電催我到武漢。他們以為國民政府在武漢，一切國家大事都應該集中力量在武漢謀解決。同時，國際又電令我們將工人的槍械埋藏起來，避免和蔣介石軍隊衝突，勿以武裝力量擾亂租界等，亦農看了這個電報，很憤激地把它摔在地下。那時我又以服從國際命令，未能堅持我的意見，而且根據國際對國民黨及帝國主義的政策，和汪精衛聯名發表那樣可恥的宣言。

　　我於四月初到漢口，第一次會見汪精衛，即聽到他一些有反動傾向的言論，和在上海談話時大兩樣。我告之鮑羅廷，他也說是如此，並說汪精衛一到武漢，即受了徐謙、顧孟余、陳公博、譚延闓等的包圍，漸漸和他疏遠了。蔣介石李濟深相繼屠殺工農後，國民黨日益看輕了無產階級的力量，汪精衛及國民黨全體中央委員的反動態度與政策日益發展。我在本黨的政治局會議上報告兩黨聯席會議時說：「我們和國民黨的合作日益入於危險，他們和我們所爭的，表面上好像是這樣或那樣的各個小問題，實際上他們所要的是整個的領導權。現在只有兩條路擺在我們的面前：放棄領導權或是和他們決裂。」會議上以沉默的態度答覆了我的報告。馬日事變後，我兩次在政治局會議上提議退出國民黨，最後一次，我說：「武漢國民黨已跟著蔣介石走，我們若不改變政策，也同樣是走上蔣介石的道路了。」當時只有任弼時說一聲：「是的呀！」和周恩來說：「退出國民黨後工農運動是方便得多，可是軍事運動大受損失了。」其餘的人仍是以沉默的態度答覆了我的提議。同時我和秋白談論此事，秋白說：「寧可讓國民黨開除我們，不可由自己退出。」我又和鮑羅廷商量，他說：「你這個意見我很贊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許。」那時我又以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下去。我自始至終都未能積極地堅持我的提議，一直到此時實在隱忍不下去了，才消極地向中央提出辭職書，其主要的理由是說：「國際一面要我們執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許我們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出路，我實在不能繼續工作。」

　　國際始終承認國民黨是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主體，「國民黨的領導」這句話，在史大林口中叫得異常響亮（見中國革命問題中反對派的錯誤），所以始終要我們屈服在國民黨組織之內，用國民黨的名義，國民黨的旗幟領導群眾。一直到馮玉祥、汪精衛、唐生智、何健等全體國民黨公開地反動，公開地取消了聯俄容共（他們老早就說，「只承認容共而不承認聯共」）及幫助工農運動等所謂三大政策。國際還電令我們「退出國民政府而不退出國民黨」。所以「八七」會議以後，自從南昌暴動一直到佔領汕頭，共產黨仍舊是隱藏在左派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幟之下，在群眾中只看做是國民黨的內哄，並沒別的什麼。中國幼稚的無產階級所產生之幼稚的共產黨，本來就沒有相當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和階級鬥爭的鍛煉，一開始便遇著大革命的鬥爭，只有在國際正確的無產階級政策指導之下，才可望不致發生很大的根本錯誤。不幸在以上這樣始終一貫的機會主義政策指導之下的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怎麼會看清自己的前途，怎麼會有自己的獨立政策，只有步步投降於資產階級，附屬於資產階級，以至一旦資產階級的大屠殺到來而我們沒有一點辦法。長沙馬日事變後，國際訓令我們的辦法是：

　　（一）土地革命應從下級沒收土地，不用國民政府下令沒收。然而不要侵犯軍官的土地。（兩湖的資產階級、地主豪紳幾乎沒有一個不是當時兩湖軍官的本家親戚故舊，而或明或暗受他們的包庇。沒收土地若以不侵犯軍官為條件，便是一句廢話。）

　　（二）以黨部的力量制止農民的「過火」行動。（過去就實行了制止農民的「過火」行動這一可恥的政策，然而事後國際卻批評中國党「常常成了群眾運動的阻礙物」，指為中國黨三個最大的機會主義的錯誤之一。）

　　（三）消滅現在不可靠的將領，武裝兩萬共產黨員，加上從兩湖挑選五萬工農分子組織新軍隊。（如果能得到這許多軍器，為什麼不直接武裝工農而還要擴張國民黨的新軍隊？又為什麼不能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既沒有工農兵蘇維埃，又沒有武裝工農，試問由什麼人，用什麼方法去消滅那些不可靠的將領？想必仍舊是哀求國民黨中央撤換他們，國際代表魯易把國際訓令送給汪精衛看，自然是這個用意。）

　　（四）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中，以新的工農分子代替老委員。（我們既然能夠這樣自由處分老委員，重新改組國民黨，為什麼不能夠自己組織蘇維埃，而必須把工農領袖送到已經屠殺工農的資產階級國民黨裡去，替他們裝潢呢？）

　　（五）以知名的國民黨員做領袖（不是共產黨員），組織革命法庭裁判反動的軍官。（已經反動的國民黨領袖所組織的法庭，事實上將是誰裁判誰呢？）

　　企圖在國民黨內執行這些政策，仍然是幻想的口頭上左傾的機會主義，根本政策一點也沒有改變，等於想在糞缸中洗澡。當時要執行左傾的革命政策，根本政策必須轉變，即是共產黨退出國民黨，真正獨立起來，盡可能地武裝工農，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推倒國民黨的領導。否則任何較左的政策，都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當時中央政治局回答國際的電報說接受國際的訓令，並且依照方針進行，唯聲明不能即時都能實現；因為中央全體同志都認為國際這些訓令都是一時沒有辦法的辦法，就是列席中央會議的樊克（聽說他是史大林的特別使者），也以為沒有即時執行的可能，他同意中央致國際的電報，說：「只好這樣回答。」「八七」會議後，中央極力宣傳，說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是機會主義者不接受國際訓令（當然即指上述這些訓令，此外別無什麼訓令）即時轉變，不知他們以為在國民黨圈內能夠如何轉變，所謂機會主義者是指誰？

　　黨犯了以上這樣一貫的根本錯誤，別的大大小小不可勝述的枝葉錯誤，自然要跟著不斷地發生出來。認識不徹底，主張不堅決，動搖不定的我，當時深深地沉溺在機會主義的大氣中，忠實地執行了國際機會主義的政策，不自覺地做了史大林小組織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黨，未能救革命，這是我及我們都應該負責任的。現在的中央說我們企圖把中國革命失敗的責任推到國際好躲避自己的責任，這簡直是笑話。任何人都不能因為他犯過機會主義而永遠取消他批評上級機關的機會主義及他自己回到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權利，同時任何人也不能因為機會主義政策之來源出於上級機關而有躲避自己執行機會主義政策的責任之自由。機會主義政策固然來源於國際，然而中國党的領導者為什麼不向國際抗議而忠實地執行，這個責任又推到誰呢？我們應該很坦白地很客觀地認識過去以至現在的機會主義政策，都是來自國際，國際是應該負責任的。幼稚的中國黨還沒有自己發明理論決定政策的能力，至於盲目地執行國際機會主義政策，而沒有絲毫認識與抗議，這是中國党領導機關應該負責任的。若是互相推諉，大家都各自以為沒有什麼錯誤，難道是群眾的錯誤嗎？這不是太滑稽，簡直對革命不負責任。我堅決地相信，我或別的負責同志，如果當時能夠像托洛斯基同志對於國際機會主義政策之錯誤有那樣深刻的認識，有那樣堅決的爭辯，不但自己爭辯，並發起全黨黨員群眾的熱烈討論爭辯，其結果即或走到被國際開除和黨的分裂，也于党于革命都大有補救，也不致使革命這樣可恥的失敗，使黨這樣政治破產。認識不徹底，主張不堅決，動搖不定的我，竟沒有這樣做，黨若根據我過去這樣的錯誤，更或者因為我堅持過去的錯誤路線，對於我有任何嚴厲的處罰，我都誠懇地接受，而沒有半句話可說。然而現在中央開除我的黨籍之理由是：

　　（一）說我「根本無誠意去認識自己在中國大革命時代之機會主義領導的錯誤，沒有決心去認識過去的真正錯誤所在，便必然不可免地要繼續過去的錯誤路線」。其實我正因為根本地誠意地認識過去機會主義領導的真正錯誤所在，和決心反對現在及將來繼續過去的錯誤路線而被開除了。

　　（二）說我「不滿意共產國際的意見」，「根本便不願赴莫去接受國際的訓練」。我所受國際機會主義的訓練已經受夠了，以前因為接受國際意見，而做了許多錯誤，現在因為不滿意國際意見而被開除了。

　　（三）我在八月五日致中央信中有下列諸語句：「此外，這兩個階級之『階級的經濟利益』根本矛盾，還有什麼呢？」「當廣州暴動前後……我曾寫了幾封信給中央，指出國民黨政權決不會像你們所估計那樣的崩潰。」「現時，群眾雖有些鬥爭，而拿它當作革命高潮到來的象徵還太不夠。」「一般的合法運動，自然是放棄革命之企圖，但在一定條件之下，為發展我們的力量，有必要時，列寧所謂：『不帶何等白熱性的一切合法的可能手段，在這個時期（即過渡時期），也不應一概排棄。』」中央把這些語句似是而非地改為「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的矛盾也沒有了」；「現在統治階級不是走向崩潰，革命鬥爭不是開始復興而是更加衰落」；主張應採用「合法的方式」，並且每個語句都加上引號，好像是引用我的信的原文。這也算是開除我的理由。

　　（四）我在十月十日致中央信中說：「在目前沒有革命高潮的時期，即反革命的時期，應該提出總的民主主義的口號，如在『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土地』之外，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反對國民黨軍事專政』、『召集國民會議』等……必須使廣大民眾在這些民主的口號之下活動起來，才能動搖反革命的政權，才能走向革命高潮，才能使我們的『打倒國民黨政府』、『建立蘇維埃政權』等根本口號，成為民眾運動中的行動口號。」我和彭述之同志在十月二十六日致中央信中說：「目前即非直接革命的過渡時期，便須有適合過渡時期的總的政治口號，方能爭取群眾；工農蘇維埃在目前只是宣傳口號，目前若提出『為組織蘇維埃而鬥爭』作行動口號，當然得不到無產階級群眾的回聲。」中央說我們是「主張以『召集國民會議』為目前的『總的政治口號』來代替『打倒國民黨政府』、『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口號」。這也是開除我的黨籍的理由之一。

　　（五）我說要指出「國民黨政府對於中東路的賣國政策或誤國政策」，使還有民族偏見的「廣大民眾能夠同情於我們反對帝國主義利用國民黨藉口中東路問題向蘇聯進攻的陰謀」。這正為幫助擁護蘇聯的口號能夠深入群眾。中央說我是「以反對國民黨誤國政策的口號來代替擁護蘇聯的口號」。這也是開除我的理由之一。

　　（六）我寫給中央幾封信乃是黨中嚴重的政治問題，中央延擱起來久不發表，而且國際代表及中央向我明白宣告以不能公佈黨內不同的政治意見為原則。由黨員群眾合法討論以糾正中央錯誤這一方法，既已絕望，我不應再為尋常的組織紀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們傳觀我的信稿。這也是開除我的理由之一。

　　（七）「八七」會議以後，中央不許我參加任何會議，未曾派我任何工作，直到本年十月六日（距開除我的黨籍只四十天），因為我幾次發表批評中央繼續機會主義、盲動主義的路線，他們為準備開除我的手續，才忽然來信說：「中央決定你在黨的政治路線之下，在中央擔任編輯工作，限定你一周內作篇反對反對派的文章。」我此時已根本承認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張是合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我如何能說和自己意見相反的假話！

　　（八）我們只知道托洛茨基同志是堅決地反史大林、布哈林機會主義政策的，我們不能聽史大林派的造謠，便相信和列寧攜著手創造十月革命的托洛茨基同志真有反革命的事實（只拿中國的史大林派李立三等對於我們的造謠，就可證明）。稱托洛茨基為同志，中央便說我們「已經離開革命，離開無產階級，走向反革命」而將我們開除了。

　　同志們！中央現在竟勉強製造以上這些無理由的理由，將我的黨籍開除了，並且憑空加我以反革命的罪名；我相信同志們對於這件事多半還莫名其妙，就是中央他們自己也說：「有些人或者有些莫名其妙！」可是他們竟公然在有些同志還莫名其妙的狀態中將我開除了，說我反革命了，他們為什麼要誣衊我為反革命？我卻「很名其妙」。這就是現代中國人新發明的攻擊異己的武器。例如國民黨大罵我們共產黨是反革命以掩飾他自己的罪惡，蔣介石掛著革命的假招牌欺騙民眾，妄以他自己為革命之化身，凡反對他的就是反革命就是反動分子。

　　許多同志都知道，中央開除我的黨籍，這些無理由的理由，都不過是表面的官樣文章。實際是討厭我在黨內發表意見，批評他們繼續過去機會主義、盲動主義，厲行以下的破產政策。

　　全世界各資產階級的國家，哪一國還都有封建的遺跡和襲用封建式的剝削方法（黑奴和南洋群島的「豬仔」，事實上就是封建奴隸制度），有些國家甚至還存在封建勢力，中國就是其中一例，我們在革命中自然不能放過他；可是國際及中央一致認為：中國在經濟政治上都仍然是封建殘餘佔優勢，並保持統治地位。因此，他們竟把這種殘餘當做革命之目標，把壓迫革命的主要的當面死敵——資產階級勢力輕輕放過，把資產階級一切反動行為都歸到封建。仿佛說中國的資產階級還是要革命的，他永遠不應該反動，一反動便不能稱為資產階級。因此，他們不承認國民黨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不承認國民政府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政權，其結論必然是：中國在將來或現在，除了國民黨以外，或在南京的國民黨之外，還有一個不反動的革命的資產階級政黨存在。因此，現在在策略上，在實際行動上，是跟著改組派做倒蔣的軍事投機；在政綱上，是主張將來的第三次革命。至於其革命的性質（附注二）仍須以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階段為限，反對在將來的革命中侵犯資產階級的經濟力量，反對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像這樣始終一致地迷戀資產階級和對於資產階級的幻想，不但是繼續了過去的機會主義，而且更加深了必然要造成將來革命之更可恥更悲慘的失敗！

　　「建立蘇維埃政權」，如果是用為行動口號，必須在革命高潮中客觀條件已成熟時才能夠發出，不是任何時都可以任意亂來的（附注三）。過去在革命高潮中，未採用「組織蘇維埃」和「建立蘇維埃政權」這等口號，自然是主要的錯誤。在將來革命一起來，立刻就要組織工農兵蘇維埃，就要發動群眾為「建立蘇維埃政權」這一口號奮鬥；並且應該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而不是什麼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在當前反革命勢力全盛的時代，大眾的革命運動沒有高潮的時代，不管任何角度來看，「武裝暴動」和「建立蘇維埃」的條件在客觀上都未成熟。「建立蘇維埃」目前只能是教育宣傳口號，若用為行動口號，號召工人群眾馬上實際行動起來為「建立蘇維埃」而奮鬥，必然得不到群眾的應聲。所以目前在行動上應該採用最民主主義的口號：「為召集國民會議奮鬥。」因為這一運動的客觀條件已經成熟了。目前，可以僅僅用這一口號推動廣大群眾，從政治暴露鬥爭走向革命高潮，進而發展為「武裝暴動」，「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鬥爭，可是，繼續執行盲動主義的中央派卻完全與之相反，他們認為革命復興的氣運已經成熟（附注四）；並指責我們認為工農蘇維埃在目前只是宣傳口號，自然他們認定目前已經是行動口號了。所以，不斷地以命令強迫黨員代替群眾上街示威，以命令強迫罷工，每個小的日常鬥爭，都要任意強迫擴大到政治鬥爭，以至工人群眾甚至工人同志更加和党脫離了。並且最近在江蘇代表大會上，竟至議決了「組織大的罷工運動」和「地方暴動」。自從去年夏天到現在，上海工人起來一些小小鬥爭的萌芽，一露頭即被黨的盲動政策剷除了，今後自然還要繼續剷除，江蘇省代表大會的議決案，如果真去執行，更要大大地剷除。現在我們的黨已經不是助長工人革命鬥爭高潮的領導者，而成了剷除工人鬥爭萌芽的劊子手！

　　現在的中央，忠實地依據在國際直接指導之下，第六次大會的破產政策路線（附注五）執行上述的破產政策，把過去的機會主義和過去的盲動主義結合起來，以斷送黨斷送革命。無論是國際或中央過去不自覺地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致革命失敗，已經是罪惡了；現在既經反對派的同志很明白地指摘出來，還是悍然不承認過去的錯誤，而且自覺地繼續過去的錯誤路線，還要為了掩護少數人自己的錯誤，不惜自覺地拋棄布爾什維克的組織路線，濫用上級機關威權，鉗制黨內的自我批評，並且對於發表政治意見的同志大批地開除黨籍；有意造成黨的分崩離析，這更是罪惡以上的罪惡，更是頑鈍無恥。每個布爾什維克主義者，都不應該害怕在群眾面前公開的自我批評，黨只有勇敢地實行自我批評，方能夠獲得群眾，決不會因此失掉群眾。反之，像現在的中央這種掩護自己的錯誤，則真要失掉群眾。全黨大多數同志，對於党這樣的錯誤與危機，沒有不或多或少感覺到的。我們只要不是簡單地為領生活費混飯吃，只要自己有一點覺得對黨對革命不肯放棄責任，任何同志都應該站起來嚴厲地實行對黨自我批評，以拯救黨的危機；倘眼看著黨日就危亡，而袖手旁觀，默無一言，這也是一種罪惡！

　　同志們！親愛的同志們！我們都知道，誰一開口實行自我批評，黨的錯誤還未糾正，誰就自己先失掉了黨籍。但是我們要權衡一下，自己個人一時失掉黨籍和拯救整個黨的危機，孰輕孰重？

　　自從「八七」會議定出武裝暴動的總方針，各處實行暴動，我曾寫過好幾封信給當時的中央，指出當時群眾的革命情緒並不是高漲，國民黨政權也不會很快地崩潰，沒有客觀條件的隨便暴動，只有更加削弱黨的力量，更加使黨離開群眾。應該改變政策，在日常鬥爭中爭取群眾，團結群眾。當時的黨中央以為普遍的武裝暴動是糾正機會主義之絕對正確的新的路線，主張要估量暴動的條件和計較成敗，便是機會主義。當然對我的意見，不但絲毫不加考慮，而且當做笑話到處宣傳，說這是我仍舊沒有改正機會主義的錯誤之證據。我當時為黨的組織紀律的拘囚，不得已取了消極態度，而未能積極地超越組織對中央的毀黨政策作堅決的鬥爭，致黨走上了崩潰的道路，這也是我應負責任的。其後經過第六次大會，我還是懷著錯誤的見解，還是幻想新的中央受到許多事實的教訓，將能夠自己醒悟過來，未必盲從國際的錯誤路線到底。我自己仍是繼續消極態度，不欲獨持異議，致引起黨內糾紛，雖然我對於六次大會的根本路線十分不滿，直到經過蔣桂戰爭及五卅紀念運動，我深深地感到中央牢不可破的繼續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明明是不會自己改變的了，非有自下而上黨員群眾合法的公開的討論和自我批評，是不能糾正領導機關嚴重的錯誤路線了。然而黨員群眾都在組織紀律的拘囚與鉗制之下，一時陷於「敢怒而不敢言」的狀況。此時我實在不忍眼見無數同志熱血造成的黨，就這樣長期地在嚴重錯誤路線之下破滅消沉下去。不得不挺身出來，自從八月初起開始向黨發表意見，以盡我的責任。此時有些同志還勸阻我說：「中央的人們把他們少數領袖的利益，看得比黨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更重要，他們堅決地企圖掩護自己的錯誤到底，決不能接受同志的批評。像你這樣不避忌諱地批評他們，他們將來會藉故開除你的黨籍。」我知道這個，然而我愛黨的心逼迫著我一定要走向不顧計到我個人利益的道路。

　　國際及中央一向是反對算舊賬的，一直到現在看見我批評了他們的錯誤，他們才忽然想起來說我：「無誠意去認識自己在中國大革命時代之機會主義領導的錯誤，沒有決心去認識過去的真正錯誤所在，便必然不可免地要繼續過去的錯誤路線。」這幾句話正是他們自己的真實寫照。其實，我若是能夠昧起良心來不顧階級利益和他們肮髒一氣，沒有決心認識過去的真正錯誤所在，並附和他們繼續過去的錯誤路線，他們必然還要借重我老機會主義的筆和口，來攻擊所謂托洛茨基主義，以希圖大家心心相印地掩護自己的錯誤，更何至於開除我的黨籍。和社會惡勢力奮鬥了大半生的我，怎肯做這樣顛倒是非黑白的下流事。李立三說：「中國的機會主義者（附注六），不願意正確地去認識過去大革命失敗的教訓，而想躲藏到托洛茨基主義旗幟之下，來掩飾自己的錯誤。」其實，在托洛茨基同志所發表的文件中，他所指責我個人的話，比史大林、布哈林更嚴厲；然而我不能因為他指責了我個人，便不肯承認他所指出過去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是百分之百的正確，我寧願受任何同志任何嚴重的批評，而不願使過去革命的經驗與教訓埋歿下去；我寧願今天被李立三等少數人開除我的黨籍，而不願眼見黨的危機而不力圖拯救，將來要受黨員群眾的責備。我寧願心安理得地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受惡勢力幾重壓迫，不願和一切腐化而又橫暴的官僚分子同流合污！

　　同志們，我知道中央開除我的黨籍，完全是他們少數人為掩護他們自己錯誤的一種手段。這樣一來，不但免得我在黨內發表意見和主張要公開地討論政治問題，並且拿開除我向黨員群眾示威，叫大家都免開尊口；我知道決不是黨員群眾有開除我的意思。我雖然被黨的上層少數領袖開除了，我和黨的下層群眾絲毫沒有什麼隔閡與芥蒂。所有党中的同志，只要不是始終堅決地跟著史大林派（國際的和中國的）的機會主義政策走，我仍舊要和你們攜著手為無產階級服務。

　　同志們！親愛的同志們！現在黨的錯誤，不是枝節的局部的問題，仍舊和過去一樣，是史大林所領導的國際整個的機會主義政策在中國之表演。甘心做史大林留聲機器的中共中央負責的人們，自今還沒有一點政治自覺，而且日益倒行逆施，無可救藥了。列寧在聯共第十次大會上曾經說過：「黨內有了根本不同的政治意見，而又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解決，小組織才是正當的。」他當年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派運動，就建築在這個理論之上的。現在我們黨的危機也不容許在黨內有別的方法（即黨內合法的公開爭辯）來解決了。我們每個黨員都負有拯救黨的責任，應該回復到布爾什維克精神與政治路線，一致強固地團結起來，毫不隱諱地站在托洛茨基同志所領導的國際反對派即真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之下，堅決地，不可調和地，不中途妥協地和國際的及中共中央的機會主義者奮鬥到底。不但反對史大林的及類似史大林的機會主義，並且要反對季諾維也夫等的妥協態度，不怕所謂「軼出黨的範圍」，不惜犧牲一切，以拯救黨拯救中國革命。

　　此致

　　無產階級的敬禮！

　　陳獨秀

　　1929年12月10日

　　〔附注一〕史大林說：「多數派在一九〇五年中的政策是不是正確的呢？是正確的，但未〔為〕什麼有了蘇維埃的存在。有了多數派的正確政策，一九〇五年革命還是不能勝利呢？這是因為封建殘餘和專制政府要比工人革命運動的力量強大些。能不能說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在過去沒有提高了無產階級的戰鬥力，沒有親密無產階級與廣大群眾的關係，和沒有增長無產階級在這些群眾中間的威望呢？很明顯是不能這樣說的。」正確的政策固然不是勝利之唯一保證，而錯誤的政策卻是失敗之主要的保證。若以為商人之力量如果強大些，雖有正確的政策還是不能勝利，則俄國一九〇五年的失敗和中國一九二七年的失敗以及一切革命工人運動之失敗都是定命的了！我不願意史大林為中國黨有這樣的辯護，我更願借史大林的話為我自己辯護。

　　〔附注二〕中國革命之現階段是反革命時期。目前對於民主的反革命運動，只有走向革命之可能，而不是革命。至於改組派倒蔣運動，只是反革命的國民黨內部衝突，根本連民主運動還說不上。只有民眾高潮發展到推倒整個的資產階級國民黨政權，才算是革命。六次大會所謂「中國革命現在的階段是革命的階段」，事實上應該指是將來的第三次革命。他們承認現在的階段是革命的階段，所以產生出思想混亂的「中國革命現在階段的政綱」，即所謂「中國革命之十大要求」，這正是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之混合物。

　　〔附注三〕一九一七年四月巴格達梯夫為首的一部分多數派，發出「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列寧尚且公開地責駡他們發出這一口號太早，說他們是冒險。

　　〔附注四〕最近國際訓令說：中國革命復興已經成熟了。中共中央初接此訓令時，尚疑成熟二字或譯文有誤，後交宣傳部查對原文，譯文並未錯誤。同前在江蘇省代表大會中，多數代表對成熟二字也一致懷疑，群起爭論，後經中央出席委員極力堅持，終於決定中國革命復興已經在他們的頭腦中成熟了（大概他們以為改組派倒蔣就是革命復興）。

　　〔附注五〕第六次大會所決定之破產的路線，用白紙黑字寫在議決案上，如：「中國革命現在的階段是資產階級性民權革命」，「實現工農民權獨裁制」，「富農還沒有消失革命性……不應加緊對富農的鬥爭」，「革命運動現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總路線——新的革命高潮之象徵已經可以看見……一省或幾省革命高潮與蘇維埃政權的前途是可能的」，「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等等。中央所忠實執行的正是這些破產的路線，項英、李富春、何孟雄等調和派，以為六大議決案沒有錯，只是中央執行得不對。這是表現出這班調和派不但不懂得我們反對派的政治路線是什麼，並且也不懂得國際直接指導之下六大的政治路線是什麼，他們自己更是沒有路線。

　　〔附注六〕李立三輩對於機會主義，不願探本溯源地使全黨認識機會主義整個的路線之錯誤，而是想利用黨的宣傳機關與權力，把那幾個個人造成機會主義的象徵，以集中全黨同志的視線，形成群眾心理，好自然而然地把他們自己除外了。他們對盲動主義的宣傳也是這樣，只是瞿秋白造成盲動主義的象徵，好把他們自己除外。其實在漢口時代，瞿秋白在農民部通告上，大罵農民「過火」，運動是流氓行動，命令各級黨部須顧到國民政府一般政策。馬日事變後，國際代表魯易說了一聲：「國民黨中央已經是反革命了。」李立三馬上紅著臉提高了嗓子抗議道：「魯易同志說這樣的話，簡直是送棺材給中國黨。」蔡和森力主自行取消武漢總糾察隊武裝，以避免和國民黨軍隊衝突。請問：這些都是表現什麼意識什麼主義？！楊殷及羅綺園都曾親自告訴我：「李立三在廣東省委負責時，他所表現的盲動主義比全黨任何同志都厲害。」

　　（以上均為原注——編者）

　　署名：陳獨秀

　　轉自《陳獨秀著作選編》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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