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中共中央的信|陳獨秀

複中共中央的信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一日）

　　中央常委同志們：

　　讀了你們八月四日對於我論中東路問題宣傳方法那封信的回答，我感覺得你們對於我的意見根本不曾瞭解，因為是關係黨的宣傳策略之重要問題，不得不再向你們剴切的重複說明一下，這是我對於黨的責任。

　　我們要懂得和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複雜的錯綜的全部理論與政策，首先要懂得辯證法的時間與空間之變化性；資產階級的學者不懂得這個，所以往往拿他們自己的形式邏輯之「不容間位律」來攻擊馬克思和列寧，說他們是詭辯派；有些幼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因為不懂得這個，才把馬克思主義簡單化了。

　　七月二十八日我那封信，不是討論黨的一般宣傳問題，而是專指對於中東路這一特殊問題的宣傳方法；並且還不是替黨起草關於這一問題的全部宣傳大綱，也不是討論中央對於這一問題的宣傳原則，而是特別指出其中關於宣傳方法的缺點；此外你們已有的話，當然不用再重複加上一些贅詞了。你們對於我的前信不瞭解，有許多是由於這一點。

　　原則是一定不變的，此所以謂之原則；至於策略戰略，則因有複雜的時空性之不同，便不能時時事事都必須照著原則機械的死板的應用不能有一點變化性；有時因為在時空性上有需要經過曲線才能達到革命之目的，竟可採用和原則形式不同的策略。我們若不懂得這一點，就會責備列寧布勒斯特和約的政策，是「包含了很嚴重的原則問題」，是「因為原則的錯誤，所以發生策略上的不同」；因為布勒斯特和約這一政策，在形式上顯然違背了「不和資本帝國主義妥協」的原則。像這一類的「矛盾」政策，充滿了列寧一生革命的全部活動；此所以列寧被稱為「政策上的辯證論者」，此所以列寧罵反對布勒斯特和約這一政策的同志：「不如一個雞尚能跳出人畫的白粉圈」。我們若只拿幾個原則甚至幾個名詞，以為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布爾塞維克主義，這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布爾塞維克主義，這未免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布爾塞維克主義看得太淺薄了，我們便不需要精深的研究了。你們的來信把策略和原則混為一談，這不是偶然的錯誤，乃是「你們的原則」之錯誤。你們的原則，是原則和策略不分，以為策略必須是原則的印象，所以在一切宣傳上工作上，都只是拿幾個原則機械的死板的用命令主義蠻幹，而不知道對於各種各樣複雜的問題有時間空間性不同的活的策略運用之必要，這正是你們簡單化和純任主觀不看事實的盲動主義精神之表現。

　　在原則上，「擁護蘇聯」這一口號，不僅是無產階級所必需，而且是被壓迫民族所必需，我不但不反對這一口號的宣傳；反之，我卻以為我們以前宣傳這一口號太不充分。至於在策略上戰略上，這一口號應用到夾有民族問題的中東路這個特殊事件，為爭取廣大群眾計，便要小心，單是這個口號便不夠了。並不是說對群眾解釋因收回中東路而必然發生的危險和國民黨的賣國政策之後，而不歸結到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和擁護蘇聯，而是說必須對中東路問題本身有了正確的詳細的解釋，把國民黨擁護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打碎，然後我們的口號才能發生比較大的效力；所以我在前信上說，「對於中東路收回這一具體問題沒有正確的解釋，『只是』拿擁護蘇聯做動員群眾的中心口號」則「只有最覺悟的無產階級分子能夠接受，而不能夠動員廣大的群眾」；這是因為有許多群眾還在小資產階級民族偏見和國民黨的欺騙迷惑之下，沒有解放出來。

　　或者你們以為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黨，不是「資產階級的左派」，對於中東路問題，只要站在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上向群眾宣傳，對於其中夾雜的民族問題，不需要我們有什麼正確的詳細的解釋，使群眾的觀念模糊了；並且你們很肯定的說：「實際上蘇聯是中國解放的朋友，廣大群眾……都在自己實際鬥爭的經驗中瞭解了這一事實。」這是你們完全忘記了列寧曾經說過：「落後國家的小農經濟，族長制度，愛鄉的觀念，根深蒂固，小資產階級的偏見，即民族自我主義和民族的排外心，必然熱烈的存在著。這種偏見，必須先進國之資本主義根絕了，後進國之經濟生活的全〔部〕基礎都根本改變以後，方能消滅；消滅這種偏見，決非短期所能。因此，各國階級覺悟的共產主義者，對於長期間被壓迫的國家與民族裡面所存在的民族偏見，應予以特別的戒心和注意。」（民族及殖民地問題的提案）這是你們還沒有真能深切的瞭解；無產階級革命，必須有自己階級以外的群眾，最革命的以至比較落後的廣大群眾之擁護，才能夠成功。你們說，「不應跟著群眾的落後意識跑」，這是對的。我的意見也並不是主張跟著群眾的落後意識跑，去跟著他們說要收回中東路，而正是要打破群眾的幻想，打破國民黨的假面具，把群眾拉到我們這邊來，在我們口號之下，在我們領導之下，向反革命的勢力進攻。照你們缺少戒心與注意的宣傳戰略，固然不是跟著群眾跑，卻也不能夠爭取群眾，而是脫離了群眾。一個布爾塞維克黨，若是脫離了群眾，便成為只是口頭上紙面上的布爾塞維克了。中國自己收回中東路，實際是個幻想；國民黨擁護民族利益，也實際是假面具；用收回中東路的名義而開始帝國主義向蘇聯進攻的戰爭，或弄起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以及戰爭中加於中國民眾的災難，也都是實際可能的前途；怎見得這是「社會民主黨一樣以欺騙的方法來取得群眾」呢？又怎見得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同時也反對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是「小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呢？前一個是反革命勢力對革命勢力的戰爭，後一個雙方都是反革命者犧牲下層群眾為上層階級爭權利的戰爭，我們能不反對那一個？只有反對一切戰爭（不論是革命或反革命）才是小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若慮同時反對兩種戰爭，群眾對於帝國主義進攻蘇聯這一戰爭，會把蘇聯和帝國主義的國家當做兩個交戰團體，平等看待，「雙方都要打倒」；則當然應該如你們所說，「帝國主義戰爭是反革命的勢力內部戰爭，帝國主義進攻蘇聯是反革命勢力進攻革命勢力的戰爭，我們須公開的明白的把這一分別告訴廣大群眾，然後群眾才能知道對付這樣兩種不同的戰爭之不同的策略」；如此，群眾還何至誤會？並且，我還要問：「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這一口號，其含義是些什麼？為什麼不說「反對俄日戰爭」或「反對俄美俄英戰爭」，而說「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這是否已經明白表示對兩方的敵與友的態度？「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俄的戰爭」和「反對英美戰爭或日美戰爭」，已有顯然不同的意義；何況還有在這些口號之下不同的詳細宣傳，何至使群眾誤會？

　　單就資本帝國主義的國家向無產階級的蘇聯進攻這一點說，不但在本質上，即在字面上，也已很明顯的是階級衝突，這是任何同志都無需解釋而能夠懂得的；並且不需要把中央已在通告上解釋的話再向中央解釋一遍。所以我前信上的說話，目的是在說明由中東路問題將引起各種可能的糾紛之總的前途，而不是說明其性質。我所以要說明各種可能的糾紛之總的前途，是因為我對於中東路問題的發生原因及發展前途之客觀的觀察，都不像你們主觀上的那樣簡單。美國對於北滿的野心，有他的經濟基礎和長遠的歷史，近來正在企圖以共管的名義攫取中東路；日本一刻也不忘中東路，自然感覺著中東路落到美國手裡比暫時留在蘇聯手裡對於他更是不利；所以除了把中東路仍舊回復中俄共管的原狀，這兩個帝國主義對於此路的競爭，必日益加劇，雖然他們對付蘇聯之目標是一致的。並且在總的國際局勢上，帝國主義間尤其是英美兩國領袖的帝國主義之間，由於他們經濟上之生死存亡而難以久延的戰爭，和他們向蘇聯進攻的戰爭，是同樣的嚴重；這兩種戰爭哪一種先行實現，誰也不能機械的肯定像你們肯定蔣桂戰爭不會即來那樣，因此，無產階級對於這兩種戰爭發展的前途，都同樣有深切的注意之必要。

　　即以中東路問題的時空性而論，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危險固然應該告訴群眾，同時帝國主義之間因互奪中東路而戰爭的危險，也不能不告訴群眾；這是因為：第一，若是我們隱瞞了這一可能的事實，一旦局勢轉變，群眾所眼見的戰爭，不是向蘇聯進攻而是帝國主義互鬥，他們不是感覺到我們的指導不正確或欺騙了他們，便是以為帝國主義的互鬥于中國人沒有什麼危險；第二，指出帝國主義會因互奪中東路而戰爭的危險，不但沒有迷亂群眾對於進攻蘇聯危險的認識，而這樣正是暴露了帝國主義所以要進攻蘇聯之秘密（當然，帝國主義的根本目的還不在此，這裡可不必說），也正是暴露了國民黨仰承帝國主義意旨收回中東路進攻蘇聯之真實的賣國罪證。

　　你們以為反對國民黨政府賣國誤國政策是資產階級左派的口號，那麼，七月十二日黨的宣言，也攻擊國民黨「賣國外交」以「賣國勾當」，難道這也是資產階級左派的口號嗎？絕對不是的；因為我們總的政策是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決不能單拿這一方面的話來指摘黨離開了階級的觀點。所謂資產階級的左派如汪精衛等，也會拿這樣的話攻擊南京政府；可是我們要問：他們總的政策是些什麼？他們用這樣的話是否為了要打碎他們的國民黨擁護民族利益之假面具，而達得動員群眾反對進攻蘇聯擁護蘇聯之目的？如有這樣的目的，他們已經離開了資產階級的立場，而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了，因為全世界都找不到這樣左的資產階級。我們不能贊成無政府主義的意見，以為現在的無產階級字典上已經不應有「國際」、「國家」這類的字，有用這類字的人，「就是離開了階級的觀點」，「就是資產階級的國家觀點」。列寧在十月革命前，曾大聲攻擊沙皇及克倫斯基政府因戰爭「把國家及資本主義弄到未曾有的荒廢」。如果我們不懂得列寧這句話有戰略上複雜的時空性（即是除了深入階級利益的口號外，還需要這類廣泛的宣傳，才能動員無產階級以外的廣大群眾，來擁護無產階級革命），也會曲解誣衊他是降低口號，是國家主義觀點，並且是資本主義的擁護者。或者你們以為這種資產階級的口號，在國民黨政府參加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時，無產階級也可以用；在國民黨政府參加帝國主義對蘇聯戰爭時，我們便只能用擁護蘇聯的口號。其實如果我們認定某一口號應該是資產階級專有的，完全是為他們階級的利益的，即在帝國主義戰爭中我們也不能用；至於在帝國主義進攻蘇聯戰爭中，也不能說「只能」用擁護蘇聯的口號。這一口號，不是在原則上對不對的問題，而是在策略上夠不夠的問題。「只是」這一口號，實際應用起來到底夠不夠了，最近幾次我們號召的示威運動已經明白的回答了我們，不能再用誇大的言詞欺騙同志了；你們如果仍不覺悟，老是拿誇大的言詞欺騙同志，同志們不接受欺騙發生反感，則大失中央的威信；同志們接受了欺騙，以為我們已經有如何的力量，則去刻苦工作爭取群眾的精神日遠，這也不是個小小的問題，至於你們把群眾沒有在你們提出的口號之下起來的原因，歸到白色恐怖，這乃是機會主義者把自己主觀上錯誤的責任推到客觀原因的老法子。

　　只是因為這一戰爭有害于無產階級的蘇聯而反對，同時不提及這一戰爭也如何加害於中國人民，不能使一般群眾都真實感覺到階級利益與民族利益的聯繫，只是為無產階級而擁護無產階級，為蘇聯而擁護蘇聯，則「擁護蘇聯」這一口號只能動員蘇聯及各國（中國也在內）的無產階級，而不能動員中國的廣大群眾。「擁護蘇聯就是擁護中國革命」，也只能動員中國沒有小資產階級偏見的革命分子，而不能動員多數比較意識落後的革命群眾。你們缺少戒心與注意的宣傳方法之缺點正在此，我前信主要的意思亦正在此。你們所提出的口號，在原則上自然不錯；可是在策略上即宣傳方法上，便大大的成為問題。問題就是「只是」擁護蘇聯這一口號，則能動員無產階級的最覺悟分子；同時對中東路問題之本身又未曾有正確的詳細的解釋，使無產階級以外的廣大群眾尤其是比較落後的群眾，明白自己的幻想與國民黨賣國誤國的罪惡，而接受我們的動員口號。你們這樣大成問題的戰略，乃是建設在「廣大群眾都認識蘇聯是中國解放的朋友」這一前提上面；這正是你們素來「以主觀為客觀」的盲動主義精神之表現。

　　帝國主義戰爭會引起革命，這是對革命發展前途的估量；正在號召群眾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擁護蘇聯，同時「告訴群眾」：帝國主義進攻蘇聯「是中國革命有利的條件」，終非時空性所許。

　　前言所謂「因我的發言引起大的誤會與揣測」，乃是恐怕增加黨的糾紛，並不是由個人出發而隱藏自己的意見。

　　以上的說話，似乎稍複雜了，為使同志明瞭我主要的意思起見，再簡單的重說幾句，做一個總結。我這封信和前一封信，都不是陳述關於中東路問題的宣傳之全部內容，也不是討論此次宣傳的原則問題，而是覺得中央對中東路問題的宣傳方法，在戰略上有兩個缺點：

　　（一）未曾用群眾所能瞭解的事實而不僅是我們主觀上的理論，對於中東路問題之本身，加以正確的詳細的解釋及打碎國民黨的假面具，能夠使群眾減少民族偏見，不至為國民黨所欺騙而接受我們的宣傳的領導。

　　（二）「只是」擁護蘇聯這一口號與宣傳，在事實上只能動員無產階級最覺悟分子，而未能在實際利害上激動無產階級以外廣大的群眾，尤其是比較意識落後的群眾，把這些廣大群眾放在鬥爭戰線之外了。

　　我為什麼要提出這兩點，因為我們的黨應該是實際鬥爭的黨，不能忽視下列的各實際問題：

　　一、每個原則是否都可以機械的應用，不許有策略上的變化？

　　二、中國此時是否有許多群眾還在小資產階級的民族偏見和國民黨的欺騙宣傳之下，沒有解放出來？

　　三、在反對國民黨的宣傳上（關於中東路問題的），除了它勾結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外，是否還要說到它這樣反革命的政策，對於中國有怎樣的結果？

　　四、中國的廣大群眾是否都已認識蘇聯是中國解放的朋友？

　　五、對於中東路問題之本身，是否需要正確的詳細的非我們主觀的而是群眾所能親切瞭解的解釋？

　　六、無產階級以外的廣大群眾，是否都能夠無條件的接受我們階級的口號？

　　七、對於比較意識落後的群眾，我們是否應一概不要？

　　八、除階級的口號外，是否還應該用其他廣泛的最利害切身的口號，能夠喚起廣大群眾，參加反對進攻蘇聯的鬥爭？

　　我希望這封信和前幾天論黨內各種問題的那封長信，都能早日在《紅旗》上登出。

　　此致

　　革命的敬禮

　　獨秀〔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一日

　　轉自《中國革命與機會主義》，上海民志書局1929年10月發行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