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反動與中國革命|陳獨秀

蔣介石反動與中國革命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一日）

　　我們現在用不著拿許多很壞的話來攻擊蔣介石，因為他自己有許多行為已經足夠說明他是革命或是反革命了。並且他的罪狀已經國民黨、國民政府逐條宣佈，更不需我們來重說。

　　我們也許可以說，蔣介石之反動，在中國革命運動上是一大損失，因為他個人性格之有決斷肯負責任，和袁世凱一樣是中國有為人物，可惜走到反革命而不走到革命；這也就是我們所以自去年三月二十〔日〕到今年四月十二〔日〕始終牽就他向他讓步想拉他向革命路上走之一個原因。我們一年餘的忍耐牽就讓步，不但只是一場幻想，並且變成了他屠殺民眾屠殺共產黨的代價！

　　在去年三月二十〔日〕之前，東征陳林勝利時，蔣介石成了著名的革命人物，帝國主義者甚至於攻擊他或者恭維他是中國紅軍首領；然而那時就有一位同志批評蔣介石是一個危險人物，未必始終忠於革命。我曾問他何以見得，他說：蔣氏此時言論固然很革命，即行動也向著革命路上走；唯隱微中時時表露其個人英雄主義，表露其個人之權與力超於黨之上，離開党的個人英雄主義，沒有黨的制裁，便會走到反革命，中外歷史上這種英雄很多，恐怕蔣介石也是一個。現在看起來，這些話可算是對於蔣介石之終身的刻骨批評！

　　在討伐陳林和討伐劉楊戰爭中，蔣介石很尊信共產黨人，因為他們能苦戰奮鬥；即去年三月二十〔日〕以後一直到今年三月七日他在南昌演講，還時常說共產黨是革命的，他也是革命的，二者必須合作。他時常肯定共產黨是革命的，共產黨人當然很感謝他；可惜他不是說共產黨是革命的，國民黨也是革命的，二者必須合作。他只說他也是革命的，共產黨應和他合作，共產黨聽了總覺得很奇怪。蔣介石時時刻刻表示他自己的意思，而忘記了國民黨，這是共產黨終和他發生衝突之一個很重要原因。共產黨承認國共兩黨都是革命的，所以必須合作（不但國民革命中破壞工作可以合作，即國民革命中的社會主義的建設工作也希望可以合作）。因此，共產黨立在革命工作的觀點上，對於國民黨中任何革命領袖，無論新舊都願竭誠與之合作，決不肯立在私人的感情上，幫助那一個領袖打倒那一個領袖；即使那一個領袖背叛了革命，例如陳炯明、楊希閔、蔣介石，共產黨也只是立在革命的觀點上，幫助國民黨去打倒這班反革命者，而不是什麼擁孫倒陳，擁蔣倒楊，擁汪倒蔣。蔣介石始終不明白這個道理，始終只知道他個人而不知道有黨，始終要求共產黨以助蔣拒汪為合作條件，兩次派人到上海和我們談判，以哀的美敦式的態度，要求共產黨停止迎汪複職運動，我們答以在革命進展的觀點上，在國民黨團結的觀點上，共產黨只是主張汪、蔣合作，而不是擁汪倒蔣，卻沒有理由可以違反中國革命的需要，以及國民黨黨員群眾的心理，而反對迎汪複職。這樣合理的答覆，當然使蔣介石失望，使蔣介石感覺得共產黨到底不能做他的工具像孫文主義學會那樣，於是在他的二月二十一〔日〕南昌演講中，便喊出「糾正共產黨」、「制裁共產黨」等口號了。蔣介石所舉要糾正及制裁共產黨之理，是因為共產黨黨員對於國民黨黨員加以排擠壓迫，可是他在此次演講之前，兩次派人到上海和我們談判時，沒有一字提出共產黨黨員排擠壓迫國民黨黨員之事，而只說不滿意我們附和迎汪複職運動，或者在他的見解，迎汪複職就是排擠壓迫國民黨黨員。

　　去年三月二十〔日〕事變之後，蔣介石極力聲辯不是對付共產黨，他對黃埔學生演說，痛陳領袖爭權之事，分明是指汪精衛；最近張靜江致汪精衛書，卻說：「豈知弟三月二十二日在長堤登岸，先二日介兄已向共產黨行斷然之手段……以為共產黨之陰險，或有擊而不中之虞，不告谷季（精衛別號），將失敗時介自負之，季仍可自收其殘局，各有其分義，弟亦何言，弟到之時，介兄仍欲徹底解決，斷此亡黨之毒腕，以慰總理之靈。」這樣看起來，好像蔣、張之言大相矛盾，其實一點也不矛盾，因為三月二十〔日〕之變，反共排汪，本是二者並行。排汪之經過事實，精衛先生自知之，近亦向我詳言之，不但三月二十〔日〕排汪必欲其去職離粵，並且自從三月二十〔日〕，一直到汪回，蔣、張無時無事不與主張迎汪複職者為敵，試問這可是何種分義？蔣介石之反共，導源于戴季陶的小冊子，這不僅是表面上簡單的戴、蔣等個人思想問題，乃是整個的資產階級對於中國革命的理論與政策之反映。關於中國革命之前途，有兩種理論與政策：一是無產階級的理論與政策，一是資產階級的理論與政策。無產階級的理論政策是：無產階級與農民小資產階級結合起來，對外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對內推翻封建勢力、軍閥、地主、土豪劣紳等的統治，建立革命的民主獨裁制，行向社會主義的建設，以達到全民族政治的經濟的完全解放。資產階級的理論與政策是：資產階級與買辦、官僚、地主、豪紳甚至一部分反動軍閥結合起來，建立保護資產階級及地主的軍事獨裁制，以壓迫工農運動及反共反俄，求得帝國主義的諒解及些小讓步，在資本主義的工商業的政策之下，根本停止民眾的一切革命運動，發展並穩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權。中國革命之前途，只有這兩條路，找不出第三條路，也許戴季陶、蔣介石自以為可以找出第三條路，不過事實上他們所走的分明還是第二條路，並未曾發明第三條路，所謂第三條路，只是不肯走第一條路，而又不願顯然自承走第二條路之名，其實第三條路不通行，還只有走第二條路。戴季陶以為可以一面反共派，一面反右派，其結果他和右派走上一條路；蔣介石、張靜江以為可以一面反共派、反工農運動，一面反西山會議派，其結果他們和西山會議派走上了一條路；現在又有人以為可以一面反共、反工農運動，一面反蔣，其結果也必然和蔣介石走上一條路；這都是因為他們想找第三條路，其實本來不會有第三條路，所謂第三條路，即第二條路之別名。自從戴季陶發行他的小冊子，中間經過三月二十〔日〕，一直到今年四月十二〔日〕，都是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意識者國民黨右派首領戴季陶、蔣介石、張靜江等，在尋找第三條路的口實之下，為實行走他們的第二條路而工作。

　　第二條路即資產階級的路，他們要用資產階級的理論與政策，來解決中國問題，自然要抑制工農運動不許他們強盛起來，更不用說是過火，只有時有利益於資產階級的工農運動（如為資產階級的政治示威與慶祝、追悼等），他們或者可以恩准，否則便是受了共產黨煽惑操縱，只好用四月十二〔日〕的辦法。他們要用資產階級的理論與政策，來解決中國問題，自然不願意無產階級的政黨黨員留在國民黨內，特別是和他們的理論與政策不一致的時候（幫助他們對付他們的政敵之時，當然要暫時利用一下），所以戴季陶自始至終都主張共產黨黨員要退出國民黨，最近《告國民黨的同志並告全國國民》中又說：「我在總理死後很辛苦地堅持著非中國國民黨純粹獨立，則救國的責任決負不起。」誠然，他們很辛苦地屠殺了共產黨之後，很得意地向全國國民宣告中國國民黨純粹獨立，這想必就是戴季陶先生發揮他們資產階級的「仁愛性」。如果共產黨也這樣宣告獨立，不知資產階級的學者要怎樣大聲疾呼的咒駡無產階級的布爾什維克黨之殘暴無仁愛性！戴季陶或者可以回答說：四月十二〔日〕之事確如白崇禧、陳群所說只是「工人互轟」（六月三日陳群在所謂上海工會統一委員會還這樣說），隨後搜捕槍斃之共產黨，或者那是許克祥所謂「暴徒分子」，而非真共產黨，至於朱培德歡送共產黨出境，更是仁愛之至。可是吳稚暉曾大呼「殺盡共產黨」，李石曾說四月十二〔日〕事變是革命，並且是最後的革命，從此再用不著革命了；誠然，共產黨殺盡了，無產階級壓服下去了，資產階級已經革了無產階級的命，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蔣介石的純粹國民黨，從此得安然和英、日帝國主義及奉天軍閥攜手統治中國，還有什麼革命！他們要用資產階級的理論與政策，來解決中國問題，聯俄政策自然不大適用；蔣介石、吳稚暉、戴季陶都一致採用西山會議的意見，聯俄原以平等待我為條件，言外之意就是蘇俄現已不以平等待我了，聯俄政策當然要拋棄。吳稚暉說：「有人說俄國已剷除不平等條約，然此止平等之一端，如德如奧，皆已剷除不平等條約，依照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止能認為最惠國，聯合則平等未完全，顯生問題，所以德、奧可認為最惠國，尚未聯合也。」戴季陶說：「俄國既然說是同情於中國的革命，援助國民政府，而兩年當中，既沒有和國民政府定過相互的平等條約，也沒有和國民政府交換過正式的代表……俄國既沒有正式承認我們的國民政府，我們就無從承認俄國對我們的革命有正確的瞭解和同情的援助。」蘇俄和國民黨關係，至今和中山先生在世時無殊，何以現在忽然發現了沒有正式承認和沒有定過條約交換代表，聯俄顯生問題？其實這都是鬼話。吳稚暉說：「遂使帝國主義之國及國內軍閥，謀傾本黨者，借赤化為口實，淆亂世之眾聽。」這幾句話才真是他們拋棄聯俄政策之隱衷！

　　他們要用資產階級的理論與政策，來解決中國問題，自不得不將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放棄了。他們分明走的是第二條路，還厚顏說是第三條路，自以為雖然反俄、反共、反工農運動，而仍然是革命的，不知道他們的所謂革命作何解釋？

　　汪精衛先生曾說：「要革命的向左邊來——」現在蔣黨的人說：「要革命的向右邊來——」這句話雖然滑稽，可是也證明了他們已認識沒有中間的第三條路！

　　向右是他們自己承認的，但是不是革命的呢？

　　三月二十〔日〕的行動是革命的嗎？

　　北伐總司令一就職，國民政府便無形取消了，這是革命的嗎？

　　派李石曾向張作霖、楊宇霆謀南北妥協，這是革命的嗎？

　　四月十二〔日〕的行動是革命的嗎？

　　收買青紅幫打毀沿江各省的黨部及工會、農會，屠殺工農群眾，這是革命的嗎？

　　搜捕槍殺各軍政治工作人員，這是革命的嗎？

　　正當北伐軍在河南和奉軍血戰之時，勾結於學忠、張聯升、劉湘、楊森、夏鬥寅乘虛襲擊武漢國民政府，這是革命的嗎？勾結日本帝國主義，使田中的代表松井到武漢誘脅國民政府的領袖潛赴南京，這是革命的嗎？

　　如果這些行為是革命的，那麼，只有資產階級的革命理論與政策是這樣。如果這樣也算是革命，難怪張勳復辟、段祺瑞召集善後會議，也自稱是革命！

　　蔣介石之反動，在中國革命過程中，不是一件小小事體；因為這不只是蔣介石個人的問題，他所代表的是整個的中國資產階級對於中國革命的理論與政策，這是全國革命的民眾和革命的領袖都應該認識的。他假革命之名，行反革命之實，所以一切不容於革命勢力的許多反動派如國家主義者、研究系、安福系等，一向反對國民黨，現在都跑到蔣介石旗幟之下，幫著他搖旗呐喊，向革命勢力進攻。至於一些反動的大小軍閥，自然有與蔣介石結合之可能，劉湘、楊森、於學忠、張聯升、夏鬥寅、許克祥等，不用說了；蔣介石、閻錫山、楊宇霆的三角同盟，不久也會實現。

　　安徽的蔣黨，竟揭出「擁護新軍閥」的標語，重慶的蔣黨，竟掛出「一切反革命聯合起來」的標語，這是何等新奇的事！

　　一切反動的軍閥、官僚、政客，不但要依附假革命的蔣介石之名義以保存其反革命的實力，而且還要強姦三民主義一下，這是革命運動中最可恥的危險！

　　蔣介石已成了全國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國民政府的領袖在鄭州會議，已決定了討蔣政策，這是中國革命進展之一個重大時機，在革命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

　　我們所要敬告國民政府之領袖及軍事長官的是：應為革命而討蔣，不應為討蔣而討蔣；換句話說，即是不但討蔣介石個人，而是要討伐蔣介石所代表的大資產階級對於中國革命的理論與政策；若討蔣者在革命的理論與政策上，在對民眾態度上，一切仍蔣之舊，即令討蔣勝利，亦與革命無涉，而且不足以服蔣之心！

　　六月十一日署名：獨秀

　　《嚮導》週報第一九八期

　　 1927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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