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陳獨秀

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我把中央的報告分為兩部分：政治部分和黨的部分。報告涉及的時期是兩年零三個月。因為很忙，準備得不夠，不能做詳細報告，因此，首先請大家原諒。我只談談最重要的問題。這個報告共分十一部分。

　　一、革命的形勢及其發展和黨的策略

　　中國革命在這兩年當中有很大進展。它經歷了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1925年1月第四次黨代表大會到1925年5月上海事件和郭松齡倒戈；第二個時期，是從郭松齡失敗到國民軍第一軍退出南口；第三個時期，是從北伐開始到革命軍佔領上海；第四個時期，是從佔領上海後到蔣介石叛變。

　　1925年5月上海事件，使革命得到進一步發展，無產階級開始成為革命的領導者。從第四次黨代表大會起到上海事件爆發，是革命的胚胎時期。第四次黨代表大會是在曹錕失敗和馮玉祥政變反對直系的時候召開的。當時反動力量在政治上受到打擊。第四次黨代表大會以後，中國的政治形勢如下：一方面，孫中山到達北京，形成了爭取召集國民會議的運動，另一方面，上海發生了二月罷工，這就掀起了小資產階級（為召集國民會議而鬥爭）和無產階級（為自己的經濟要求而鬥爭）運動的高潮。因此，這是運動的轉折時刻。

　　1925年5月的上海事件有它的特點。第一，這個運動公開反對帝國主義。在此以前，雖然也發生過反帝鬥爭，但是並不具有這樣的公開性質。第二，無產階級的作用和力量已被全國人民所公認。以前，工人的反帝鬥爭只是被看作工人自己的事情。我們知道，上海事件是經過長期準備的，並不是偶然發生的。上海事件是由資本家和工人的鬥爭引起的。我們知道，上海是國際帝國主義統治的中心。所以，上海的每次罷工都不能不引起工人與帝國主義之間的衝突。上海的運動不可能只是一個地方的運動，必然要擴大到全中國。因為，首先，正如我們所說的，在上海五卅事件以前發生過總罷工和爭取召集國民會議的運動，而這一運動受到了北方軍閥的鎮壓。人民群眾懂得，在這種情況下，無法召集國民會議，於是更加有力地開展了反對軍閥的鬥爭。因此，上海事件才能這樣廣泛地擴大到全國。五卅運動席捲了整個中國。很多階級參加了這個運動，不僅有小資產階級，不僅有資產階級，而且還有落後的官吏和高級知識分子。但是這個運動的先鋒隊是工人階級，尤其是上海、香港和廣州等地的工人。然而，為時不久，各個階級逐漸脫離聯合戰線，只剩下了一個無產階級。

　　此外，還應當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就是革命事件對軍隊的影響。最早是馮玉祥政變反對曹錕，儘管這也是革命事實，但從主觀上看他並不是一個革命者。五卅運動以後，國民軍的官兵有了革命認識。郭松齡反對張作霖的行動，也是由於受到了革命的影響。舊軍閥之一唐生智轉向廣州政府，並參加了北伐。然而，很難斷定他們會變成忠實的革命者或是投機派。但是革命浪潮已開始影響軍隊，這是事實。因此，軍閥的反動統一陣線已經瓦解。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在其前進的道路上困難重重，困難就在於：被壓迫民族沒有武裝，而壓迫者卻擁有大量的武裝力量。但是中國的情況卻不同，中國人擁有相當多的武裝力量，儘管大部分武器掌握在軍閥手裡，可是我們能夠奪取過來。我們能夠使軍隊具有革命意識，並把軍隊爭取到革命方面來。我們能夠直接奪取軍閥的武器，並用它來反對軍閥。

　　從上海五卅運動開始到郭松齡倒戈，乃是革命發展時期，即革命高漲時期。在這個時期，帝國主義者既然不能用武力鎮壓中國革命，就只好做出讓步。他們召開了關稅會議和治外法權會議。這個時期，各個階級之間存在著分歧。中國的資產階級已在威脅無產階級，並提高了自己的階級意識。上海的資產階級已經同帝國主義者和北方軍閥實行妥協，其目的是鎮壓無產階級。在國民黨內產生了我們稱之為戴季陶主義的思想和運動。戴季陶主義起初只是企圖削弱工人階級的力量，而此刻卻打算把這種力量完全消滅乾淨。在這個時期，資產階級已公然向無產階級進攻。以前，在革命高漲時期，即上海總罷工時期，在廣州成立了國民政府。馮玉祥的軍隊轉向革命方面。郭松齡倒戈，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最後一個走狗張作霖。因此日本不能不進行公開干涉，以便壓倒郭松齡。郭松齡失敗後，革命浪潮低落下來。在革命浪潮低落時期，資產階級右派、國家主義派和國民黨右派組成聯合戰線向革命進攻。國家主義派大力宣傳反對赤色危險。國民黨右派召集西山會議，將國民黨分裂成兩派，他們的活動至今仍在繼續進行著。

　　第二個時期是從郭松齡失敗到南口失陷，這是革命運動低落和反革命高漲時期。這個時期持續了七八個月之久。經過這次反赤運動，在帝國主義之間和軍閥之間均發生了分裂和衝突，日英兩國的衝突和奉直兩系軍閥的衝突就是例子。這些事實都發生在舉行北伐之前。

　　第三個時期是從北伐開始到佔領上海。這個時期的標誌是革命運動的高漲。3月20日事件固然是反動時期的因素，但是由於資產階級企圖利用無產階級來維護自己的利益，而無產階級也想與資產階級合作，依靠他們的力量，所以這兩個期望進行北伐的對立階級實行了合作。在3月20日事件以後，儘管工人階級的處境困難，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運動仍舊大大地向前發展了。這一運動發展到佔領上海時，無產階級的力量已得到加強，因此資產階級不能再繼續與無產階級合作，而轉到了反革命方面。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是兩個不同的階級，以前他們之間的矛盾並不明顯，是潛伏著的，現在這些矛盾已十分明顯。

　　第四個時期。這個時期的事件具有特殊的性質。這些事件與過去的事件不同，因為資產階級已退出革命陣線。儘管革命隊伍的數量減少了，但革命群眾的質量卻提高了。工農和小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得到極大的鞏固。

　　從革命運動的發展前景來看，在不久的將來，必然要發生明顯的階級分化。應當使工農和小資產階級的力量大大地發展起來。與此同時，我們還應當進行加強軍隊中的左派運動的工作，以便更加提高軍隊的革命情緒。我們必須完成這兩項任務，因為這會促進革命運動的發展。

　　黨在上述各時期的策略

　　在第一個時期，在五卅事件準備時期，我們舉行了經濟罷工。那時我們是孤立的，必須利用小資產階級，讓他們與工人一道參加經濟鬥爭，從而形成反對帝國主義的政治鬥爭。這是五卅事件前的策略。這一時期的策略的第二點是召集國民會議。孫中山北上時，黨內對這個問題有各種不同的看法。廣州的同志和一部分俄國同志認為孫中山北上是必要的，但是中央反對這一點。廣州的同志認為隨著孫中山的北上，革命運動可以擴展到廣東範圍以外。中央的意見是：孫中山留在廣東可以鞏固廣東的革命成果，從而肅清反革命勢力。這些觀點的差別是，一部分人希望發展革命運動，另一部分人主張鞏固革命運動。現在，回想起這些爭論，我們覺得，當時中央的策略並不完全是正確的。

　　孫中山北上，擴大了爭取召集國民會議的運動。這個成果很重要，因為如果孫中山留在廣州，他什麼事情也做不成。當時廣州的軍隊都是反革命的，任何鞏固革命力量的工作也不能進行。

　　爭取召集國民會議的運動，有兩個有利的因素：（一）爭取召集國民會議的運動已在全國展開；（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宣傳工作已擴大到全國。當時黨在策略上的錯誤，不是缺乏積極性，而是不瞭解孫中山北上的意義，沒有看到他北上對全國革命發展的影響，只是看到孫中山與唐生智會見的危險性。

　　党在五卅運動時的策略，起初是吸收各階級參加這一運動，可是當時黨並不相信有進行全民革命的可能。事實上也是如此。資產階級左派參加這一運動，是想保全自己的利益，資產階級右派也是為了自己才極力利用這一鬥爭，但並不積極參加鬥爭。資產階級一方面受到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一方面又受到無產階級的威脅，必然脫離這一運動。小資產階級則採取中間態度。結果，只有無產階級孤軍作戰，而軍閥則有可能鎮壓無產階級。但這並不是黨的策略錯誤造成的，而是必然要發生的事情。資產階級不僅不願受我們領導，甚至不願與我們聯合。五卅運動中有許多獨特現象。全國性的五卅運動影響了軍事工作。當時黨已注意到對軍隊的領導，並決定對軍隊的先進部分進行工作。決不能把軍隊看作是一個反革命的整體，應把整個軍隊分為兩類，即革命的和反革命的，軍隊的革命部分應包括在革命隊伍之內。我們的敵人說我們想用這種策略來掩蓋我們和軍閥的勾結，可是我們在當時就已經認識到，這條道路是革命的道路，這種策略是正確的必要的策略。過去，由於實行這種策略，我們已獲得很多有益的成果。這方面沒有任何錯誤。我們應當進一步加強我們在軍隊中的工作。

　　中等資產階級在五卅運動中已經自覺地行動了。戴季陶在其小冊子裡就指出了這些事實。他的小冊子不是偶然發表的，也不是代表他個人的看法。他的小冊子裡寫道，資產階級已成為自覺的階級。這本小冊子必須讀一讀。

　　這種理論後來就形成了。我們知道，資產階級沒有在革命戰線裡呆很久。因為帝國主義力量強大，資產階級決定同帝國主義者妥協，所以，所有的反革命分子很快就背叛了革命。我們當時已經非常堅決地反對了戴季陶的理論。早在1925年7月我們就開始了這項工作，1925年9月在北京召開的第二次全會上，我們確認無產階級已經有了足夠的力量。五卅事件證實了這一點。資產階級感覺到無產階級的危險性，加入了無產階級的敵人的隊伍。戴季陶反對無產階級的小冊子，反映了資產階級隊伍中的恐慌。在全會的決議裡，我們指出，一方面，我們應當反對戴季陶的理論，另一方面，應當聯合國民黨左派以反對右派。同時，還應當進行獨立的工作，一旦國民黨離開我們，我們好有所準備。決議就是根據這個精神起草的。現在當我們考察這個決議時，我們可以看到，其中有正確的成分，也有不正確的成分。發展和鞏固國民黨左派以反對右派，這點是正確的；而準備退出國民黨，這種策略則是不正確的。毫無疑義，我們沒有理由退出國民黨，我們應該留在國民黨內做工作。我本人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共產國際代表的態度不明確，只有蔡和森同志非常堅決地反對。由於這個決議，使得我們的策略很不明確。關於準備退出國民黨的問題，決議裡沒有談得十分清楚。問題的這種提法，只是使我們產生思想混亂。這裡所說的是為準備而準備的問題。

　　關於資產階級走上妥協道路的問題，從上海五卅事件時所發生的一系列事實中可以看出來。不僅大資產階級，就連小資產階級也離開了聯合戰線。

　　我們在第四次黨代表大會上已注意到農民問題。農民中的多數不是地主和一般農民，而是貧農和無地的農民。如果沒有無產階級和小農的聯盟，就會發生小地主反對無產階級的危險。小資產階級甚至可能與小地主聯合起來。我們懂得了農民問題的重要性，並且懂得了進行農民運動的必要性。事實證明，沒有農民，無產階級就要失去活動能力。第四次黨代表大會通過關於農民問題的決議以後，不僅在廣州，而且在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各省，我們都取得了許多重大的成就，尤其是在湖北省，我們的同志注意了農民工作和農民運動。湖南省的農民運動大大地發展了，有將近1 000萬農民在党的領導下組織起來了。這個策略沒有錯誤，我們必須繼續實行。現在黨內農民占18%。中國人口大部分是農民，據我看來，將來黨內農民的數量應與工人的數量相等。在不久的將來，農民在黨內應占30%左右。我們不僅應繼續實行我們對農民的政策，而且應繼續把農民吸收到黨內來。

　　在五卅運動中，還有一個香港罷工的問題。香港罷工（抵制），使香港受到破壞，至今尚未恢復。這次罷工具有重大的意義，在肅清反動勢力和反革命分子方面，積極支持了國民黨。罷工持續了一年多。這是一個不尋常的功績。關於這一罷工問題，黨內有兩種意見：一些人主張儘快結束罷工；另一些人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帝國主義者本身也不願意結束罷工。從原則上說本來應當儘早結束罷工，克服這些困難。幸好，我們同志的工作和國民黨左派政權的工作做得好，又有國際的經濟援助。由於這三個條件才沒有發生危險。如果沒有這三個條件，罷工再拖延下去，必然會造成非常嚴重的錯誤，我們就會失掉工人對我們的信任。現在李濟深破壞了省港罷工委員會，這個責任不在我們。

　　第二個時期，是從郭松齡失敗開始到南口失陷，這是反動時期。

　　在郭松齡倒戈時，革命似乎仍處於高漲時期。但實際上這時帝國主義已開始進行干涉。當時北京的同志想組織「首都革命」。願望倒是英勇的，然而是錯誤的。第一，當時對國內政治形勢沒有做出明確的估計。第二，他們忘記了脫離武裝力量的殖民地革命的危險性。他們沒有同國民軍合作，想獨立進行鬥爭。現在可以看到，這種行動是幼稚的，雖然這也是英勇的，但英勇得太過分了。這個危險的政策，是北方同志沒有經過黨中央的同意而擅自決定的。

　　現在我們對整個五卅時期的政策做一個評價

　　在廣州，一方面，戰勝了陳炯明，另一方面，平定了劉震寰和楊希閔的叛亂。這次革命是無產階級為了反擊封建地主而同資產階級共同完成的。這些地主不僅仇視無產階級，而且也仇視資產階級的代表蔣介石。因此，當時曾策劃暗殺汪精衛、廖仲愷、蔣介石和譚平山等人。然而，暗殺這些人的活動未能得逞，只殺了一個廖仲愷。這次暗殺陰謀是封建反動分子在他們軍事失敗之後幹出來的。他們在社會上還保留了向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進攻的某些力量。這一點從暗殺名單上可以看得出來。廖仲愷被害的過程，暴露了胡漢民、許崇智、熊克武與陳炯明的關係。許崇智以前曾和我們一起進攻過陳炯明，而現在卻同他勾結起來了。當時我們並不反對廣州政府懲辦這三個人，但我們的中央認為，廣州政府當時沒有公開闡明這一政治罪行，因此社會上對它認識不清楚。右派分子說，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壓迫國民黨，並把胡漢民遣送到蘇聯。對此，國民黨沒有進行政治宣傳工作，如果進行了，那至少別人就不會認為這是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陰謀，而會認為這是黨內的個人衝突。由於沒有進行政治宣傳工作，所以這件事便失掉了它的政治意義。

　　在反動時期，最重要的事件是廣州的3月20日事變。去年的3月20日事變是在戴季陶主義的思想基礎上發生的。蔣介石就是武裝起來的戴季陶，他的所做所為並不使人感到意外。戴季陶主義形成以後，在其基礎上成立了孫文主義學會。這個學會幾乎就是資產階級政黨，是為鎮壓無產階級而成立的。3月20日事變發生的原因雖然很多，然而，最主要的原因則是階級矛盾。戴季陶主義的基本目的，就是鎮壓無產階級，甚至鎮壓無產階級和國民黨左派的聯盟。在這個時期，黨的策略並不是一致的。首先，我們黨在廣東工作的同志和鮑羅廷同志的意見是，我們當時應採取進攻的策略。他們說：「向國民黨右派進攻，可以鞏固我們同左派的聯盟，我們不僅不應當容忍3月20日事變，而且應當進行一個自己的3月20日事變。」

　　然而，黨的意見是，當時不僅有戴季陶主義思想，不僅有蔣介石的武裝力量，而且在他們後面還有整個資產階級。我們的力量不足以鎮壓蔣介石。因此黨中央堅決主張採取退守——讓步的策略。這就是說，我們允許資產階級力量留在聯合戰線裡。我的意見是，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力量，當時的確不能夠鎮壓蔣介石；況且蔣介石也還沒有公開地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社會輿論也不會同意對他進行鎮壓。因此，我認為黨中央的策略是正確的。而在廣東工作的中國工作人員和鮑羅廷卻認為，如果我們不去鎮壓國民黨右派，我們就不能鞏固同左派的聯盟，這個意見也是正確的。但在3月20日事變以前，無論是鮑羅廷還是中國同志都沒有向中央談過我們能夠鎮壓蔣介石和援助左派。

　　鮑羅廷同志堅持認為，共產黨員要退出黃埔軍校，甚至今後也不要在軍隊裡進行工作。可他事先也沒有就此向中央提出過任何建議。

　　這就是說，他事先並沒有想到這個問題，只是在3月20日事變以後才提出來的。鎮壓蔣介石，就可鞏固同左派的聯盟，這在理論上是正確的，但在實際上是不正確的，因為我們的政治力量和軍事力量都是不夠的。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這不僅是3月20日事變中的策略問題，而且是無產階級與整個資產階級聯盟的問題。這是無產階級應當如何退出同資產階級的民族聯合戰線，什麼時候我們可以不要資產階級的援助而獨立地進行革命，什麼時候我們可以公開進攻資產階級等等的問題。現時，黨就面臨著所有這些問題。

　　國民軍第一軍在南口遭到失敗以後，廣州軍隊的北伐開始了，革命浪潮又重新高漲起來。從佔領湖南省後直到佔領上海期間，農民運動在某些省得到了發展。在收回漢口的英租界後，中國革命不僅席捲全國，而且還威脅到資本主義世界。

　　關於北伐問題

　　1926年2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央會議決定了關於北伐的問題，但直到5月，北伐軍才開始北進。在召開北京會議時，吳佩孚已準備進攻廣州。

　　共產國際的一位代表來到上海，給我們作了分析中國政治形勢的報告。那時，我還不知道中央北京會議的決定，但我主張支持北伐，因為假如西北軍在南口遭到失敗，廣州政府就不能存在。可是共產國際的代表不同意我的意見，他說這是冒險行為，因為廣州政府沒有強大的軍隊和精良的裝備。

　　當時我曾打電報給北京，電報中說：第一，必須解決北伐問題；第二，黨中央應當留在北京。

　　共產國際代表去廣州考察那裡的形勢，適逢3月20日事變。我拍電報給汪精衛和蔣介石說，必須開始北伐。他們同意我的意見。共產國際代表瞭解了廣州的形勢以後，也認為必須支持北伐，如果軍隊不北進，內部將要發生衝突。可是為了服從莫斯科的決定，他不得不反對北伐。

　　共產國際代表也害怕蔣介石在北伐期間會更加厲害地剝削和鎮壓人民。如果蔣介石利用北伐鎮壓和剝削人民，那麼首先遭受災難的是廣東和廣西的人民。因此，黨對北伐的策略如下：

　　（一）支持北伐；

　　（二）北伐應當具有防禦性質；

　　（三）黨的策略應當是反對一切企圖利用北伐來剝削人民的人。

　　現在來分析一下我們的策略和我們在這個時期所犯的錯誤。

　　（一）儘管我們在原則上贊成北伐，但事實上我們從來沒有用實際行動積極地堅決地支持過北伐。

　　（二）我們把北伐看成是防禦性質的，就是說，只看成是保護廣東。我們對北伐的態度是消極的，所以取得的成果不大。今後必須做到，如果原則上做出什麼決定，就必須付諸實現，否則，決定與實踐之間將永遠有矛盾。

　　對報告作以下的補充：

　　第一點，我談的反動時期，中心事件是3月20日事變，即從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到國民黨5月15日決議案這段時間。

　　第二點，關於黨的反帝策略。在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者的鬥爭中，我們主要注意了反對英國的鬥爭。在中國，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有英、美、法、日四國，其中最有勢力的是英國和日本。但在這兩國之間也有很大的矛盾。在中國，日本在經濟上幾乎被英國所壓倒，但另一方面，日本的軍隊可以迅速地調到中國的領土上來。因此，我們的反日鬥爭就具有較溫和的性質。

　　二、關於資產階級的作用

　　資產階級的作用和無產階級的作用，在各個國家都是相同的。資產階級在鬥爭過程中隨時隨地都在叛變革命，我們在廣州可以看出這一點，從1925年的五卅運動和辛亥革命中也都可以看出來。

　　辛亥革命以後，革命運動繼續向前發展。江亢虎宣傳過社會主義，儘管他本人並不懂得什麼是社會主義，可是這個運動在長江流域卻把流氓無產階級和貧農等廣大群眾都吸收到自己的隊伍裡來。當然，那時還沒有無產階級運動。

　　孫中山也宣傳過自己的社會主義，因此，很多人反對他。那時中國的資產階級已叛變革命，該階級的代表宋遁初等反對孫中山的社會主義。可以說，當時的宋遁初就是現在的戴季陶。

　　雖然那時資產階級還沒有明顯地叛變國民革命，但這種趨勢已經表現出來了。

　　中國的資產階級最初參加了五卅運動，但後來又退出聯合戰線。

　　現在我們來弄清什麼是買辦，什麼是民族資產階級。我們可以說，買辦和民族資產階級就是資產階級的右翼和左翼。資產階級左翼想從帝國主義者手裡收回治外法權和海關，他們不滿意軍閥破壞交通。但如果帝國主義者稍作一些讓步，這部分資產階級就會向他們妥協。資產階級不僅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甚至也不會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行到底。只要帝國主義者和軍閥作出某些讓步，資產階級左派就會叛變革命。因為資產階級不能領導這個革命，所以無產階級應該來領導。資產階級左派想稍微參加一下革命，稍微表示一下對軍閥和帝國主義的不滿，但所有這一切都是表面的。他們甚至還想稍微參加一下工農運動。例如，蔣介石也試圖組織工會。因此，我們對資產階級的策略是很複雜的。

　　雖然資產階級是反革命的，但我們要吸收他們參加民族運動，不僅要吸收小資產階級，而且要吸收大資產階級。在3月20日以後，我們已知道蔣介石是代表資產階級的。蔣介石自己就說過，他可以走革命道路，或者走反革命道路。我們在3月20日以後已看出，資產階級脫離了革命。革命開始時，資產階級參加了革命，但過了一些時候，它又轉到了反革命方面。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動政變時，資產階級很高興。我們不能確切地肯定說，是否整個資產階級都脫離了革命，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在4月12日以後，大部分資產階級叛變了革命。

　　三、對小資產階級的態度

　　在俄國，城市小資產階級沒有參加純無產階級的革命，可是在中國，他們不僅參加了革命，甚至還會參與民主專政。但他們畢竟是動搖分子，不能獨立行動。他們或者受資產階級領導，或者受無產階級領導。我們總是需要與小資產階級建立聯盟，因此，必須向他們做某些讓步，讓他們接受我們的領導。小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在城市裡可以看到，在鄉村裡就難以看清楚。暴動時，小資產階級參加了罷工，對我們很有幫助。在城市裡，只有小資產階級是我們的同盟者。如果大資產階級把小資產階級拉到他們那方面去，無產階級就會陷於孤立。更重要的是，如果小資產階級轉向大資產階級，革命就會失敗。

　　在去年七月全會上，我們確定了對小資產階級的策略，但執行得不夠好。因為：第一，我們的同志沒有很好地研究這個策略；第二，我們與小資產階級的聯繫不夠密切。在這次全會上，不但確定了我們對小資產階級的策略，還決定參加馬路商界的運動。由於我們在國民黨裡的工作做的不夠好，沒有很好地把小資產階級吸收到國民黨裡來，因此，小資產階級參加革命的不多。今後，我們要通過國民黨更好地向小資產階級做工作。

　　四、土地問題

　　現在我們專門來談談土地問題，即通常所說的農民運動。第四次代表大會以後，農民運動的主要問題是組織問題和減租運動。這就是從第四次代表大會到去年七月全會這個時期的農民運動問題。從去年下半年起，農民運動已由廣東發展到湖南，由提出組織問題和減租運動進而到提出土地問題。目前，農民運動已經到了解決土地問題的時刻。現在農民運動中的土地革命已不是理論問題，而是活生生的事實。毫無疑問，這一運動必然隨著總的革命高潮的到來而發展起來。

　　農民運動的策略問題

　　由於提出土地問題，農村的階級矛盾加深了。這從根本上粉碎了地主的設想。提出土地問題的農民運動，早在去年就以減租減息這種和平方式出現了。去年的鬥爭旨在反對大地主，口號是「打倒劣紳」，用這個口號與地主作鬥爭。當時的鬥爭只是反對大地主的鬥爭。

　　湖南的鬥爭大大地向前發展了，當時已產生了平分土地的運動。這裡的農民運動不只是反對大地主，還反對土地出租者，甚至反對富裕農民。這個運動是自發地發展起來的。過去，我們党限制了農民運動，而現在必須沒收大地主和中等地主的土地。不過對於小地主的土地是不能動手沒收的。在國民革命中，我們需要小資產階級。小地主屬小資產階級，因此，我們必須向他們作某些讓步。

　　根據我們的綱領，我們應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可是目前需要與小資產階級建立聯盟，因而，儘管我覺得過去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策略太右了，但是，目前就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畢竟是太激進了。在相當時期內，或許是在很短期間內，我們必須保持中間路線，然而在最近一兩個月內，我們必須和小資產階級保持聯盟。農村的階級鬥爭正在發展，但這個鬥爭還沒有達到極端的程度，對小地主還不能進行剝奪。我們目前是進攻大地主和中等地主呢，還是擴大農民運動和發展軍事行動呢？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目前是加深農民革命呢，還是等待北伐繼續向前推進，等待農民運動擴大以後，再來加深農民革命呢？我以為後一種做法要更可靠得多，因為舊軍閥仍然存在，還有所謂新軍閥，如蔣介石。只有擴大以後再來加深，才能鞏固基礎。

　　五、無產階級的領導權

　　無產階級在最近幾年的革命運動中和政治生活中是有相當影響的。在實際鬥爭中，也在顯示它的影響。因此，對這個問題不能抱悲觀態度。廣州罷工委員會幾乎就是第二個政府。湖南的工農運動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小資產階級和國民黨左派處於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在上海，無產階級常常獨自行動。在北方，如果工人不行動起來，其他階級也不會行動起來。在五卅運動中，付出最大犧牲的是無產階級，各階級都在其領導之下。可以說，凡是沒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地方，就沒有運動。因此，說無產階級根本沒有取得領導權，是不對的。不過無產階級還沒有取得政權。

　　第一，無產階級還沒有可以用來奪取政權的武裝力量；第二，無產階級是否有足夠的力量來領導小資產階級。如果它沒有這種力量，那就只好與資產階級一起行動。

　　到目前為止，只有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農民還沒有武裝。蔣介石的反革命行動，是從資產階級叛變開始的，這就證明資產階級脫離了革命。99%的資產階級脫離了革命，無產階級本身應當堅決爭取小資產階級和農民來進行革命。

　　說到這裡，我要談談上海。上海事件，這是一個與小資產階級的相互關係問題。上海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進行了大量的工作，但還必須加強把小資產階級吸引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的工作。無產階級積極地進行了鬥爭，我們的敵人承認這一點，我們也承認這一點。可是在這一鬥爭中誰更強大呢，是小資產階級還是大資產階級？從數量上看，可以說，二者大體相等，但小資產階級動搖不定，大資產階級卻十分堅決。為什麼上海的無產階級不是僅僅與小資產階級一起行動，而是吸收某些大資產階級分子呢，這個問題與國民黨有直接關係。在我看來，上海是無產階級的最大的中心，但同時又是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最大的中心。上海的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是否有力量單獨行動呢，還是必須吸收某些資產階級分子？

　　資產階級右派和總商會沒有參加五卅運動，可是總商會的左派分子和馬路商界聯合會參加了這個運動。鮑羅廷所持的意見是：上海不能做為革命基地，必須在其他地方建立基地並從那裡打擊帝國主義者；在上海，如果不與帝國主義者發生衝突，就得向他們妥協。在他看來，上海只能爭得改善工人階級的物質狀況和進行爭取結社和集會自由的鬥爭。他認為在上海進行奪取政權的鬥爭是不正確的，因為統治上海的不是孫傳芳或李寶章，而是帝國主義。鮑羅廷的宿命論是機械宿命論。可是畢竟不能輕視這一點。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意見似乎和鮑羅廷一致。以前，我並不認為這個意見是不對的，所以沒有提出來討論。上海事件，這不僅是過去的問題，而且也是現在和將來的問題。儘管我現在並不認為鮑羅廷的意見完全不對，但對這個問題需要認真地討論。上海的資產階級已脫離革命，蔣介石、銀行家們和大工業資產階級都脫離了革命。這裡有三點需要討論：第一，自由資產階級沒有完全脫離革命；第二，上海的失敗是否由於資產階級的參加；第三，鮑羅廷的意見或他的西北理論。

　　六、軍事力量和革命的社會力量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我在報告裡無法做詳細統計。目前，軍事力量不是來自革命群眾，而是來自舊軍閥的隊伍。現時我們沒有群眾的軍事力量。現在我們談的是舊的軍事力量。士兵的來源，首先是誠實的農民（國民軍裡農民很多），其次是城市的失業者。士兵來自不同的階級，因此，他們的戰鬥力也各不相同。大部分軍隊的將領出身于地主，因此，對他們應進行很好的改造。如果我們想使軍隊革命化，那就應減少軍隊裡流氓無產階級的數量和地主分子的數量。假如說我們的軍隊發生動搖，那並不是由於軍隊裡的政治工作做得不好，而是由於階級成分龐雜。軍隊不能為工農的利益作戰。他們易於接受愛國主義等資產階級的理論。目前軍隊的動搖是他們的社會成分的反映。因此，今後我們需要大大加強用無產階級分子來補充軍隊的工作。

　　七、革命基地和西北理論

　　這個理論是鮑羅廷的理論。他認為，中國的東南部是帝國主義的堡壘。他以太平天國運動為例論證了他的理論。

　　他說，太平天國運動所以遭到失敗，是因為他們想佔領上海。中國革命應向西北方向發展。因為：第一，那裡帝國主義的影響比較薄弱；第二，那裡可以同蘇聯建立更加密切的聯繫。我們現在應當討論這個問題。昨天，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一位代表說，我們既不要堅持西北理論，也不要堅持東南理論，哪裡存在著國民黨政權，我們就可以留在哪裡，並在那裡加強我們的工作。這是不正確的。結果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就沒有任何方針了。結果我們就似乎成了國民黨的尾巴。他認為，革命是國民黨的革命，而不是我們的革命。現在的中國革命是我們的革命。至少我們應當與國民黨共同進行工作。因此，這個意見是不正確的。

　　八、國民黨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在我的報告裡，應當提出幾個要點。我們必須回答什麼是國民黨這個問題。如果我們弄不清什麼是國民黨，我們就不能解釋我們所犯的許多錯誤。起初，我們加入國民黨時，很多同志說，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黨，無產階級如果加入國民黨，就會背叛工人階級；現在這些同志又說，國民黨是小資產階級的黨。事實上，國民黨是各階級的黨，黨內既有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又有地主和軍閥。其中最主要的是小資產階級，特別是知識分子。它的理論大部分是資產階級的理論。許多國民黨員都根據資產階級的理論來解釋孫中山的三項原則。其實他們看到的只是問題的一部分，而不是問題的全部。實際上，他們不懂得中國革命。國民黨是各階級的革命聯盟。如果國民黨是純資產階級的或小資產階級的黨，我們就不應該加入。照戴季陶的意見，我們應當在國民黨外與其合作。因為國民黨不是資產階級的黨，也不是小資產階級的黨，而是各階級的革命聯盟，所以我們應當作為這個聯盟的成員之一加入國民黨。正是根據這個理論，我們才加入了國民黨。現在我們應當提出什麼是國民黨，國民黨是不是各個階級的革命聯盟的問題。我們肯定地回答說，國民黨是無產階級、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儘管其中還有為數不多的資產階級。如果這部分資產階級是反革命的，我們就應該將其開除出黨。既然無產階級、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組成三個革命階級的聯盟，那麼，如果無產階級不加入國民黨，這個聯盟又怎麼能夠存在呢？以前我們認為，國民黨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黨，而現在則認為它是無產階級、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公有的黨。如果以蔣介石為首的資產階級待在國民黨的隊伍裡，這個聯盟就不能是很鞏固的。這個聯盟將來會不會鞏固，這要取決於以下幾點：（一）國民黨是否願意讓資產階級待在自己的隊伍裡；（二）國民黨能否取得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支持。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能夠成為國民黨的同盟者，而資產階級則不可能；（三）如果國民黨內沒有農民參加，而是由小資產階級組成，它也不可能鞏固。因為在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的招牌下，剩下的只是一小群小商人，而大部分工農實際上都掌握在我們手裡——這樣的聯盟是不可能鞏固的。

　　九、改組軍隊問題

　　改組軍隊，這並不是改編軍隊，不是把大多數左派和共產黨員派到軍隊裡去，讓他們在軍隊中做政治工作，而是改變軍隊的社會關係，也就是說，讓大多數工農加入軍隊。如果大多數工農加入軍隊，軍隊就會實現革命化，軍官也不會從地主階級中選擇。如果我們不這樣做，而是高喊「世界革命萬歲」和「列寧主義萬歲」等口號，只限於做政治工作，我們就不會取得任何成果。我們想要使軍隊革命化，但又不去改變它的社會成分，那就是自己欺騙自己。

　　十、建立革命民主政權

　　很多同志會驚奇地說，現在我們有了革命軍隊和國民政府，還要提出這個問題？其實，沒有什麼可驚奇的。我們現在距離革命民主政權還很遙遠。不僅是我們這樣說，如果問一問國民黨左派，他們也承認這一點。當然，我們不能說，國民政府就是軍閥政府。在國民政府的領域內必須建立革命民主政權。如果帝國主義者的干涉和軍閥的包圍有所減輕，我們就應該在湖南、湖北和江西等省爭取建立這樣的政權。在軍閥統治的領域內，我們要先進行革命，而後才能談得上革命民主政權問題。現在我們只是開始走向建立這一政權的道路。假如國民政府的情況更好一些，我們是應該加強這方面的工作的。

　　這就是我們的策略。這個策略能否在實際上貫徹實行，只有對國民政府的情況作出適當的估計，才能判定。國民政府最初受到總司令人員的變動的巨大影響。去年，政權由胡漢民之手轉到蔣介石手裡。剛剛不久以前，才改為實行集體管理。去年，蔣介石獨攬了國民政府、國民黨中央和革命軍的大權，甚至還想統治共產黨。政府整整一年就處於這樣的情況之下，只有汪精衛回國以後，政府才開始成為無產階級同國民黨左派的聯盟。這個左派政府裡有共產黨員，如勞工部長和農政部長。但是我們不應當認為，這個政府就是工農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專政，如果這樣認為，那是錯誤的。這個政府只是走向工農和小資產階級民主專政的途徑。為什麼不能把現在的政府叫做工農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專政呢，因為在政權中沒有工農群眾，只有幾個工人領袖而已。我們必須利用這種機構，以便今後建立起工農和小資產階級的政府，並進而走上工農和小資產階級民主專政的道路。民主專政將是最有威望的政權。這種政權，只有在我們的力量大到足以鎮壓反革命的時候才能產生，只有在工農群眾中也能實行內部民主的時候才會產生。這並不像幾個領袖參加政府那麼容易。

　　十一、財政經濟政策

　　目前，儘管政府是新的，但財政經濟政策仍是舊的，尤其是經濟政策執行的還是軍閥的那一套制度。現在革命時期，我們必須採用新的財政計劃和經濟政策來代替封建軍閥的制度。現在的經濟制度仍舊是以前的，要改變這種制度，不僅要看國民政府有無決心，而且這也是我們黨的任務。在我們党領導革命的整個時期，我們沒有自己的財政計劃和經濟政策，國民黨也是如此。這就是說，我們沒有準備奪取政權。如果我們今後還這樣下去，政權就會落到反革命手裡，像辛亥革命後那樣。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我們只是幫助了國民黨，進行了群眾運動工作，並在群眾中進行了宣傳工作，而沒有把政權奪到我們手裡來。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我們應該討論這個問題，這就是說，我們要準備奪取政權。第四次代表大會已決定無產階級應當領導革命，但那時我們還不懂得軍事、財政和經濟情況，不知道如何領導。今天我們來討論這個問題，就意味著我們不再是在野黨，而是真正要領導革命了。現在我們不能再袖手旁觀，只對國民黨的工作進行批評。國民政府正在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擴大它的政權。這個政權既是我們的，也是國民黨的，如果它工作得不好，這就不僅是國民黨的過錯，而且也是我們的過錯。

　　帝國主義的干涉，現在比以前有所減輕，可是奉系軍閥、蔣介石和四川都在向我們進攻。今後，可能還會遭到各國帝國主義者的進攻。如果不能正確地解決經濟政策問題，我們就會失掉一切革命中心。我們當前的任務，不僅是發展和擴大群眾運動，而且特別是要鞏固革命中心。否則，奉系軍閥統一北方，蔣介石統一南方，革命運動將會停滯5年至10年。因此在目前，這是一個非常嚴肅而又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說，這是鞏固革命中心的問題。

　　關於黨內情況的報告

　　從第四次代表大會起到現在，我們黨隨著革命運動的發展而得到了發展，黨的工作有了進展，黨員人數也有所增加。在第四次代表大會以前，黨員只有994人，現在已增加到57 967人。黨員的成分，根據3月份的統計，百分比如下：工人占538%；農民占187%；知識分子占191%；軍人占31%；中小商人占05%；其他成分占42%。婦女在黨內占10%。各地黨組織的黨員人數如下：湖南13 000人，湖北13 000人，江蘇（包括上海）13 000人，廣東9 027人，北方地區3 109人，江西3 000人，陝甘388人，山東1 925人，福建168人，滿洲（包括瀋陽）380人，北滿137人，安徽233人，四川200人，以上共計57 967人。在各地，受中央直接領導的區委共有八個：（一）湖南區委，其中包括衡陽；（二）湖北區委，其中包括襄陽；（三）江浙區委，其中包括安徽省鐵路沿線部分；（四）廣東區委，其中包括廣西、雲南、福建和南洋；（五）北方區委，這個區委包括以下幾省：吉林、山西、察哈爾、熱河和綏遠；（六）江西區委；（七）河南區委；（八）陝甘區委。有六個地委：（一）山東；（二）福建；（三）南滿；（四）北滿；（五）安徽；（六）四川。有四位通訊員，他們分別駐在莫斯科、海參崴、巴黎和日本。党領導下的群眾團體，計有280萬工會會員。在第四次代表大會時，只有唐山和上海的少數鐵路工人和礦工受我們領導。農民協會會員有972萬人。第四次代表大會時，只有廣東的20萬有組織的農民受我們的領導。學生聯合會將近420個。在第四次代表大會開會時，共青團領導的學生聯合會有60個。現有共青團員35 000人，而在第四次代表大會時，只有2 365人。

　　現在談談各個地區的政治形勢。（一）國民黨左派統轄的地區有：湖南、湖北、江西、陝西和甘肅等省。在這些地區，工農運動可以自由發展。（二）國民黨右派統轄的地區有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和四川等省。這些省份的群眾運動已被撲滅，法西斯主義占統治地位。（三）奉系統轄的地區有北方、河南和山東等地區，以及南滿和北滿。這些地方的群眾運動受到了鎮壓。我們的工作仍然在開展著，九個中央委員是不夠的。中央工作更感到困難的是，甚至九個中央委員也不能經常在一起工作。在中央一起工作的只有兩三個委員，有時只有一個委員。這樣一來，中央自然而然就產生了獨裁。中央的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宣傳工作，做得最差的是組織工作。出席第四次代表大會的同志批評了組織部的工作。第四次代表大會以後，由我來主管組織部的工作。後來，組織部實際上已不存在了，因為不論是我還是其他人都沒有在組織部裡工作過。不久以前，中央指派周恩來做組織部的工作，可是上海事件爆發了，周同志又轉做軍事工作，因而組織工作又停頓下來了。職工委員會委員當中，李立三同志只是被算作職工委員會委員，實際上，他並沒有參加工作。農民委員會委員毛澤東和其他委員劃分了各自的所在地，起初沒有做任何工作，而現在都聚集在武漢，開始了工作。他們已討論了土地綱領。宣傳工作雖然做得比較好，但事實上他們主要是做了出版工作。黨的中央機關報按期出版，並且翻譯了十多種書籍。軍事委員會只是做了技術工作。婦女委員會只是增加了通告的數量，但這已經相當不錯了；職工委員會和農民委員會連通告也沒有發過。總之，黨中央不很健全。我們黨目前還不是一個有完善組織的黨，而是各個共產主義者的小組。地方組織比中央好些。如果這種情況不改變，我們就只有各省的黨。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我們必須指派更多的同志到中央工作，否則，我們就會面臨危險。在組織工作方面，最重要的是使中央成為強有力的中央。如果情況仍像現在這樣，也就是說，党的領導機關不能成為更強有力的機關，那下層組織的情況就會很糟糕。

　　如果只是由地委和區委領導一切工作，我們黨的情況就會像朝鮮的黨一樣。現在，支部所起的作用不大。在工廠和學校裡，支部並不是工作的中心，而只是召集會議和組織報告。因此，支部只是傳達領導機關的意見和命令的組織，而不是工作機關。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我們必須決定：應當加強中央，並把支部變為真正進行工作的組織。在黨的工作中，我們必須提出這兩個問題。宣傳部這兩年來的工作，不能稱作宣傳工作，實際上它是做了出版工作。而我們党的機關報《嚮導》不管怎樣是按期出版的，其份數也在逐漸增加。第四次代表大會開會時，只有7 000份，而從北伐開始，已增加到5萬份。

　　《新青年》雜誌出版了五期。我們在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績。在這兩年當中，我們翻譯了以下16種書籍：（一）《共產主義ABC》；（二）《民族問題和共產主義》；（三）布哈林：《農民問題》；（四）波格丹諾夫：《政治經濟學簡明教程》；（五）布哈林：《馬克思主義者列寧》；（六）斯大林：《論列寧和列寧主義》；（七）《共產國際綱領》；（八）布哈林：《唯物史觀》；（九）《蘇共的團結》（兩冊，已出版，尚未翻譯）；（十）《中國共產黨五年來的政治主張》；（十一）布哈林：《資本主義穩定與無產階級革命》；（十二）《中國革命問題論文集》；（十三）《不平等條約》；（十四）《中國關稅問題》；（十五）《戴季陶主義和國民革命》；（十六）《論北伐》。

　　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宣傳部所作的工作主要是出版工作，而不是宣傳鼓動工作。宣傳部沒有工作計劃，不給地方發通告，也不向中央報告工作。宣傳材料出版得很少，而鼓動材料卻很多。例如，在江蘇、湖南、廣東和浙江等省，我們出版了許多鼓動小冊子，其數量由9萬冊增加到了40萬冊，可是這些出版物散發得很不好。例如，我們有10萬份號召書，人們讀到的卻不到5萬份。從數量上看，鼓動材料很多，但利用得很不好。上海有時出現這樣的情況：書放在那裡沒有人讀。材料和出版物的散發情況很不好，因此，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做得不好。黨內教育跟不上黨的發展。今後，宣傳部應做到以下幾點：（一）要使中央宣傳部更加堅強有力；（二）要使地方宣傳委員會與中央宣傳部建立密切的聯繫；（三）擴大翻譯工作；（四）改進書籍的散發工作；（五）關於黨校問題。我們党目前需要成立黨校。對於這個問題，有兩種意見：一、中央想成立一個黨校，二、各個地區也想成立黨校。如果中央成立黨校，講師會更好一些，而如果各地成立黨校，會更方便一些。據我看，前一種意見較好。中央有個計劃，打算成立一個設立兩個部並擁有500人的黨校。總之，這項工作現在非常重要。如果我們能在武漢堅守住，我們就在這裡成立黨校。我們必須出版一種黨的日報，代表大會以後，我們就開始出版這種報紙。

　　現在談談中國的職工運動。雖然中央職工委員會並不強大，但某些地方對這項工作卻很注意。成績最好的是香港大罷工，其次，我們在上海、湖北和湖南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尤其是在湖南。缺點是中央職工委員會沒有統一的領導，因此，全國的職工運動就沒有統一計劃和統一要求。代表大會以後，我們應該糾正我們的錯誤。無論是在中央職工委員會裡或在工會黨團裡，我們都應該有統一的領導。在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時，我們有29萬有組織的工人。到第二次大會時，有54萬人。到去年五一節第三次大會時，有120萬有組織的工人。現在各地有組織的工人人數如下：江浙有130萬人，湖北有40萬人，湖南有393 791人，廣州有52萬人，北方地區有1萬人，山東有5 000人，江西有13萬人，海員有8萬人。以上共計2 838 791人。

　　今年，有組織的工人的數量比去年增加了一倍，職工運動也在逐漸開展和壯大起來。這是各地黨組織加強工作的結果。現在我們應該有一個統一的政策和工會工作計劃。這是我們代表大會的首要任務。我們的同志早在党成立以前就做過職工運動的工作。我們的職工運動的歷史已有5年了。

　　農民運動

　　我們的同志從前就向農民進行過工作，如彭湃同志早就在廣東農民群眾中工作過。我們党向農民進行工作已有兩年。根據現有的統計，有組織的農民的數量如下：湖南有5 204 112人，湖北有1 714 000人，江浙有23萬人，廣東有120萬人，北方地區有2萬人，江西有30萬人，河南有100萬人，陝甘有116 000人，安徽有8 300人，四川有37 000人。以上共計9 829 412人。

　　有組織的農民的總數比工人多。今後，我們應開展農民運動，增加農民協會的會員人數。

　　青年運動

　　在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時，共青團員比黨員多，而現在黨員卻比共青團員多了。青年一代組織起來的比老一輩少。這是因為：第一，共青團中央不是很強大的；第二，我們抽調了很多共青團的工作人員做黨的工作，從而使共青團的幹部減少了。現在共青團裡並不都是青年人。就是一部分少年先鋒隊隊員也已超齡了。因此，共青團應該在青年中開展工作。共青團必須青年化，少年先鋒隊也應如此。假如共青團員都是青年人，黨就不可能從他們當中抽調工作人員。但是，黨過去確實是很少注意共青團。這是黨的過錯。党和共青團都怕對方從自己這裡抽調工作人員。

　　1927年4月29日（李玲譯）

　　未署名

　　轉自《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26—1927）》，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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