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上海|陳獨秀

革命的上海

　　（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人口超過二百萬的上海，為全國工商業之中心，革命運動之客觀的條件，它在全中國各大都市中是第一具足的了。所缺乏的是主觀上的革命思想與意志。上海市民缺乏革命思想與意志之故，第一原因是由於帝國主義之資本勢力，已經使上海市民「洋奴化」了數十年，尤其是上層階級，如買辦、洋貨商、工部局海關職員、基督教青年會，以至於英美留學生出身之大學教授及教會大學之學生等：他們的民族觀念，差不多被外國金錢勢力毀滅完了；即至下層平民，都免不了崇拜洋人勢力和買辦地位的心理，不過他們比上層階級的人們和外人較少直接利害關係，因此他們的原始排外觀念，有時還能夠在外人過分的欺壓中表現出來。上海純粹是個商場，從前除教會的奴隸教育外，很少本國的學校自己的文化（所謂自己的文化，是指中國人自己建立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美術、文學的教育而言，不是指什麼東方文化與國粹），這乃是上海市民缺乏革命思想之第二原因。

　　歐戰中，中國工商業得了一點發展的機會，於是上海在買辦和洋貨商以外，新生了一些紗業家、絲業家、航業家及國貨商，和外國資本有了一些小小衝突；同時，德國、俄國的革命，使全中國人的心理起了一個大變化，上海市民自然也非例外，一時革新的潮流彌漫了全中國，革新的青年集中了上海，更集中到文化運動與平民運動。因此，上海市民，在客觀上在主觀上，都生了劇烈的變化，因此，自「五四」運動到「五卅」運動，上海市民遂由洋奴化，漸漸行向革命化了。

　　現時上海市民之革命化的現象是怎樣呢？二十多萬產業工人不但站起來要求生活改善和階級的組織（工會），並且大規模地參加政治爭鬥。有很大數量的手工業工人和商業職工，也漸漸起來做經濟的罷工，組織職工會，加入國民黨，且不滿意於國民黨中的右派，他們參加五卅周年紀念運動，其熱烈並不在產業工人和學生之下。學生大部分是革命的，雖然有少數國民黨右派和國家主義派從中消極的怠工或積極的搗亂，終以學生群眾傾向革命，他們尚無法破壞學生的戰鬥總機關——上海學生聯合會。中小商人因外國帝國主義、本國的苛稅雜捐及大商企業這三種壓迫，也漸漸傾向革命：如不滿意於總商會的妥協態度，反對北京軍閥政府犧牲關會與五卅案交涉借款賣國，反對北京軍閥政府以煙捐向英美煙公司抵借鉅款，反對捲煙稅，反對軍閥破壞閘北自治，反對宅地稅，反對省政府停止土布免稅，反對閔庫增設煙酒令卡，反對省政府增加米捐，反對房捐帶征保衛團經費等，都充滿了怨憤不平的呼聲。至於反對中外官廳護庇煙土，反對增加房租，要求抑平米價，更成了一般平民普遍的運動。最近浦東塘橋鄉，竟因巡警徵收門牌費，惹起了數千人的暴動。

　　以上各階級的民眾，即是上海市最大多數的民眾，都已經脫離洋奴化，而有了政治的覺悟了。

　　大商階級是怎樣呢？他們的大部分還留在買辦階級的領域，代表他們的是上海總商會。上海總商會和代表上海教育界貴族的江蘇省教育會，是上海市兩個反動勢力的總機關。大商階級中，近來雖然有了少數反對派傾向，如虞和德、霍守華等，然而他們當中的不同，只是多數派乃純粹買辦階級性，無條件的和帝國主義及軍閥合作，少數派稍帶一點民族資產階級色彩，須有條件的和帝國主義及軍閥合作。他們對於工人運動也有不同的態度，多數派絕對仇視工人運動，少數派想拿一點改良政策利用工人，以愛國名義為他們對帝國主義要求利益而犧牲，並且主張工人不必有自己的組織。此次總商會選舉，多數派得了完全勝利，他們今後和帝國主義者比虞和德時代更要親密地合作。

　　大商階級，在上海民眾中雖是少數，而實力卻頗雄厚，可以做帝國主義及軍閥有力的工具，因為他們掌握著財政金融機關和輿論機關，並且有武裝隊（保衛團）。因此，在上海市民的民族運動中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即是：或者由革命的工人階級領導此運動，一直行向革命，以至完成全中國的民族解放；或者由妥協的大商階級勢力影響一切民眾，漸漸回復到從前「洋奴化」的上海。

　　凡是一個革命家，固然不應因抱悲觀而至於看不清革命的環境，然亦不應過於樂觀而至忽視革命環境中每個危險，更不應由樂觀而至於誇大自欺，陷於超過實際可能之推測。大商階級之妥協，有意的或無意的背叛民眾出賣民族利益，這是革命的上海之最大暗礁，在民族運動之長期爭鬥中，此暗礁時時都會發生危險。

　　上海是全中國工商業之中心，亦即一切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之中心，同時更是中國中部長江流域精華所萃聚，亦即英國帝國主義者勢力範圍之根據地；從前太平革命勢力一達上海，英國即舉全力與之決死鬥，今後中國對於帝國主義的爭鬥，在上海也須比任何地方有更長期的爭鬥。帝國主義在上海的失敗，乃是他們在中國之最後失敗；中國民族在上海的勝利，也是我們對帝國主義之最後勝利。在這困難的長期爭鬥中，妥協的大商階級勢力有更多更大發展之機會，可是我們也並非幻想能夠馬上一舉而獲得最後勝利，不妨得寸思尺的逐漸獲得勝利，逐漸革命化，逐漸搖動帝國主義者在華勢力之基礎；唯必力避大商階級之危險的暗礁，即「中外合作」之幻想，方不至由現在革命的上海，行向從前洋奴化的上海！

　　孫傳芳、丁文江要的是「大上海」，我們要的是「革命的上海」，因為洋奴化的上海越大越糟。

　　署名：獨秀

　　《嚮導》週報第一六〇期

　　 192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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