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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右派之過去現在及將來


  (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

  中國歷史所需要的國民黨,乃是適合於世界革命大潮中中國民族革命要求之整個的革命黨,不但非革命的普通政黨不合這個需要,即革命的國民黨中夾雜一派遊移的右傾分子,亦是中國革命進行之極大的障礙。

  中國國民黨之前身——中國革命同盟會,他的政綱,他的行動,都是一個革命的組織;辛亥革命後改稱國民黨時,遂喪失其革命性,其唯一原因,乃是當時的資產階級開始厭棄革命,遂反映到國民黨中,發生了背叛革命的右派,他們的聲勢非常之大,幾乎使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左派失掉領袖的地位。這時國民黨的總理,名義上雖然是孫中山,實際上乃是右派領袖宋教仁;中山先生看見這班右派,在組織上已附和官僚派「革命軍起革命黨銷」的口號,在政綱上已拋棄三民主義的要求,便發憤不過問黨務,幾乎不把國民黨當作他自己的黨。袁世凱得勢,革命完全失散,中山先生乃決心排除那些右派,另組中華革命黨;及袁氏死,廣州南方政府再成立,複稱中國國民黨。從中華革命黨到中國國民黨,這期間的全黨黨員,在形式上都服從中山先生而聽其指揮。其後因歐戰中中國工業發展及俄國革命的影響,中國民族運動潮流不但高漲起來,而且新加入了工業無產階級的生力軍,使中國民族運動增加了新的意義:不但反對國內軍閥,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反對為帝國主義作走狗的奸商買辦階級,向帝國主義妥協的資產階級,主張要貫徹民族解放的完全目的,革命到底。這一民族運動的新趨勢遂反映到國民黨中,使國民黨分為徹底革命和背叛革命之左右兩派。這次右派聲勢之大,較過去宋教仁所領導的右派有過之而無不及,其與左派之衝突決裂也更劇烈,其所表現之階級的背景也更明顯。此次右派分子中所代表的階級利益不是一致的,所以右派也不是整個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大會(一九二四年正月)前後,馮自由為首的右派乃是代表帝國主義、軍閥官僚及奸商買辦階級利益的;第二次全國大會(一九二六年正月)前後,戴季陶為首的右派乃是代表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前一個右派,他們不但口頭上不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而且事實上勾結香港政府及段祺瑞,援助陳炯明、楊希閔、劉震寰、魏邦平,以反對共產黨為名,攻打廣州國民政府,又請求吳佩孚出兵討伐赤化的國民軍,又糾合所有的反動分子組織反赤大聯合,目的在借用帝國主義及軍閥的力量,撲滅他們的仇敵——全中國各種革命的勢力;這班人已成為中國民族運動中之反革命派,不應稱為國民黨右派,因為國民黨無論左派右派,都不能公然背叛革命的三民主義。後一個右派,即新右派,他們不但要反對軍閥,並且要反對帝國主義,可是他們以為左派聯俄聯共政策和本國資產階級的利益衝突,而要加以修正,這是他們和左派不同的地方;不過他們對於聯俄聯共政策只要求加以修正,並不主張根本上反俄反共,這是他們和反革命派不同的地方;他們這種中間的態度,有時是革命的,有時在客觀上是幫助了反革命,有意的或無意的背叛了革命。他們這種態度與思想,如果在一切實際行動上果然堅守得住,也還有一半令人可敬;可是在事實上,這一新右派只算是少數人一種理想,還未能形成獨立的一派,因為他們大部分人在組織上在行動上,並未能堅守他們的態度與思想和前一個右派即反革命派分開,雖然他們的領袖屢次表示不贊成左派同時也不贊成反革命派。現在我們可以略舉新右派和反革命派未能分開的幾件事實:第一,在組織上,他們的領袖季陶、孫科、伍朝樞雖然加入了廣州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山東、江西、廣州、徐州的右派黨員及北京的一部分右派雖然和左派在一個組織;而西山會議及由此會議產生的上海中央總部,以至現在他們所召集的第二次大會,都是和反革命派合作的,在重慶、安慶、蕪湖、南京、上海等市及江蘇、浙江兩省,他們都聯合反革命派,另立和左派分離的組織。在行動上,這一新右派之發端,誰也知道是利用戴季陶的理論來號召的,照常情應該奉戴季陶為指導者,然而一開幕他們即勾結反革命派毒打戴季陶,捆綁戴季陶,幽囚戴季陶,使之狼狽南歸,不敢出席西山會議,並至今不願參加他們的工作,只這一件事,已經充分說明戴季陶等少數人所理想的新右派並未形成事實,大部分還是反革命派因利乘便在當中冒名作祟,所以現在這一新右派的領袖,不但戴季陶睡在湖州潛園歎氣,即葉楚傖、邵元仲也不得不取了消極態度;有全國組織的孫文主義學會,也是他們由戴季陶理論的暗示而發生,實際上他們並不研究孫文主義,各地的孫文主義學會,都被反革命派佔據了當做反對蘇俄、反對共產黨、反對左派之工具;居正參加上海的反赤大聯合,覃振派人聯絡趙恒惕謀倒長沙的左派黨部,南京及武漢的右派黨員們,都在中山先生周年紀念會狂呼打共產黨,並指令警察捕拿共產黨,像這些行動,更是出乎右派領袖們屢次所宣佈的態度與思想之外,完全是反革命。

  因此,我們所以敢說現在所謂新右派,還非常模糊幼稚,還未能離開反革命派而獨立自成一派。將來或者竟能自成一派,或者一部分變成左派一部分老實回到反革命派,此時雖不可知,而和反革命派混合的現狀,大概是不能持久的。如果他們自成一派,而且很有力量,無論和左派在同一個組織與否,都是中國民族革命之障礙;因為他們所代表的大資產階級,以革命始以妥協終是他的階級性,不獨中國如此,凡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大資產階級都是如此。中國民族革命所需要的國民黨,以富有這個階級性的成分越少越好。

  署名:獨秀

  《嚮導》週報第一四八期

   1926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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