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嚮導》三年來革命政策之概觀|陳獨秀

《嚮導》三年來革命政策之概觀

　　本報三年來革命政策之概觀（一九二五年九月七日）

　　本報自民國十一年九月創刊以來，到現在剛剛三個周年。這三年中，中國政治經過了不少的變動，本報的革命政策之主張如何應付這些政治的變動，現在需要一個有系統的歷史的敘述，以貢讀者。

　　本報創刊正當第一次直奉戰爭之後，一方面反動的奉天軍閥雖然失敗了，另一方面直系軍閥有代興之勢，尤其是曹黨陰謀奪政，黎元洪的政府又昏庸無力支持；因此，我們在本報未刊行以前，在發表的對於時局主張中，即已喊出「繼續民主革命」、「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這三個口號，所以本報刊行之始，一切政治主張都根據在這三個口號之上：發刊宣言上，（一）指出須推倒為國內和平與統一障礙的軍閥之理由，（二）指出須反抗為中國自由與獨立障礙的國際帝國主義之理由；進行的方法是援助民主革命的國民黨繼續民主革命；更具體些是主張集合各階級覺悟的大群眾，組織國民軍，以國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解除國內外的一切壓迫，建設民主的全國統一政府。同時根據這個革命的政策之理論，反對當時一切非革命的理論，如「法統說」、「制憲說」、「武力統一說」、「聯省自治說」、「整理財政澄清選舉說」等。在此時我們總的政治口號中，有兩點值得注意的。第一，「民主革命」這一口號，乃在我們未刊行本報前提出的，這口號一方面是繼續著辛亥革命的觀念而來，一方面是因為國內軍閥無論皖、奉或直，無一不是武力專政的魔王，讓他們統治中國，民主政治是絲毫沒有希望的；隨後，我們以為真的民主政治固然是我們所需要，然而民主革命這個口號，未免偏於純資產階級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經濟地位，決沒有歐洲十八世紀資產階級的革命之可能，所以在本報第二期《造國論》上，便改用「國民革命」來代替「民主革命」這個口號，這一個口號，不但近來經國民黨採用，成了全國普遍的口號，並且實際上適合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各階級聯合革命的需要。第二，「打倒國際帝國主義」、「打倒軍閥」這兩個口號，是我們分析並歸納中國一切亂源而定出的，始終是我們一切政策之骨幹；然而最初喊出這兩個口號的時候，我們的聲勢非常之孤，研究系的報上，笑我們扛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兩塊招牌，尤其「打倒帝國主義」這一個口號，民眾多不瞭解，甚至有人說是海外奇談；但後來革命的工人和學生首先採用了，國民黨中一部分革命派也採用了，到現在，一部分進步的教授和商人也採用了，甚至於國民黨中的反動派和一班工賊，他們向民眾攻擊共產黨，有時不得不自稱他們也反對帝國主義，因為他們恐怕若不如此說，民眾會馬上看出他們是帝國主義者的走狗；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本報所號召的「打倒帝國主義」這一口號已經深入民眾了。

　　從第一次直奉戰爭到次年（民國十二年）「二七」京漢屠殺事件，這半年間，直系軍閥的反動日甚一日，在北京中央政府，在各省直系軍人及其附屬品——政客之橫暴，惹起各地進步分子，不斷的反抗，至「二七」京漢屠殺案發生，直系軍閥之反動已達最高度，正式與民眾宣戰。此時本報的主張是：統一國民運動的勢力，打倒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這在統一的國民運動中，（一）須排斥外國帝國主義的勢力，以絕軍閥後援；（二）武裝平民；（三）須主張民主統一，反對北洋正統的武力統一；（四）須集合各團體，在國民革命中心地方，開一國民代表大會，以議定一切戰略；（五）須各派革命分子集中于國民黨——要有一個普遍全國的國民黨；（六）須認定勞動階級是國民運動中的重要部分，知識階級、工商階級都應竭力贊助工人階級的組織及運動，與之為平等的結合。在這一反對直系軍閥時期，本報為鼓動積極的民族革命運動，遂不得不反對當時蔡元培的不合作主義和孫中山的直、奉、皖、西南四派提攜和平統一之主張。

　　從「二七」屠殺到去年（民國十三年）第二次直奉戰爭，這一年半間，是直系軍閥全盛時代，中間經過黎元洪出走和曹錕賄選兩次變故，中央政局現出向所未有的腐敗與紊亂，各帝國主義者乘此局面，自臨城案起，四方八面的向中國進攻；同時，中俄協定適在此時期成立，蘇俄自動的放棄了種種特權，相形之下，愈加使中國民眾看出帝國主義者對華政策之殘暴無理，此為現在「五卅」運動的重大動因之一。黎元洪出走離「二七」屠殺只四個月，工人階級尚未能恢復集中其勢力，出來向直系軍閥作戰，擁黎的政學會，想聯合安福、交通等系成為反曹同盟，他們公同的政策是運動國會議員南下，然而他們各自的目的不同，政學會想國會南下擁黎，安福、交通意在擁段再出，同床異夢，他們的反曹同盟計劃自然有始無終。當時上海總商會也表示反對直系，尤其是反對曹錕，其所組織的民治委員會，因與民眾隔離及內部衝突，隨即無形消滅。此時我們反對那已經投降直系軍閥背叛國民的國會議員們，有南下解決國事的權能，更不信政學、安福等政蠹擁黎擁段能得民眾的同情。我們乃向國民黨提議，要他在上海號召全國商會、工會、農會、學生會及其他職業團體的國民會議，來取決國事。我們知道國民會議這個運動即令一時不能實現，亦須繼續不斷的宣傳，於武裝暴動外，給民眾一個撇開軍閥、官僚、議員、政客，自己出來解決國事的一條和平道路，實際上是集中民眾勢力行向革命的道路。黎元洪出走後四個月，曹錕於雙十節賄選登臺，登臺後立即承認臨城案全部要求，以為各國公使覲見的交換條件，帝國主義者知道曹錕的賄選為中國輿論所不容，非假外力不能自存，於是乘機敲詐，無所不至。此時民眾深惡曹錕與曹錕損害於民眾利益的，還不在賄選之道德的法律的問題，乃是媚外賣國的實際問題。此時本報的主張，于「打倒國賊曹錕」之外，還要同時努力做：

　　反帝國主義的國際聯合——承認蘇俄；

　　反軍閥政府的國民聯合——擴大國民黨。

　　其結果，乃發生國民黨改組及反帝國主義同盟、廢約同盟、反基督教同盟等組織和宣傳運動。這兩件事是中國國民革命運動開始之顯著的表現，惹引了帝國主義者十分注意。適於此時，因廣州政府向稅務司索取關餘事，帝國主義者大派軍船到廣州示威，廣州的工人階級及革命學生異常憤激，主張收回海關，而各地資產階級因關餘和內債基金有關，反同情於把持中國海關的帝國主義者。本報當時即向資產階級指出帝國主義者，根據不平等條約，侵犯中國主權的五件具體事實：（一）把持海關；（二）領事裁判；（三）駐紮海陸軍；（四）外幣直接使用；（五）強迫租借領土。五項之中，尤以把持海關收稅權，能夠制中國工業發展的死命，中國的資產階級應該加入工人、學生的收回海關運動。

　　去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直軍失敗，中國政治上發生了一大變化，即是：（一）民權民族運動之勃興（國民會議促成會的組織幾遍全國，每個促成會都有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海關的要求）；（二）工人階級之冉起；（三）傾向國民革命的國民軍之發現。直軍失敗，不過是這些變化之導火線，不是真正原因，其原因已潛伏在直系全盛之時，即是：（一）列強進攻和中俄協定，給民眾以劇烈的刺激；（二）膠濟路罷工勝利，全國鐵路總工會秘密組織，上海電車工人要求成立工會，湘潭錳礦運工罷工，在直系全盛之後半期，在國民黨改組之後，在民族運動剛要開始之時，中國工人階級已漸漸恢復其反攻的力量；（三）國民黨改組和反帝、廢約、收回教育權之宣傳，引起北方一部分軍閥之民族的感情。這些原因，適逢直系失敗，一派強大軍閥勢力統一而高壓的局面一破，社會上各種潛伏的意志，遂乘時表現出來，而形成各種運動。本報應付此次政變的策略是：一方面告訴民眾，不可妄想此次戰爭中，依賴任何一派勝利的軍閥可以解救中國；一方面指明各省督軍的和平會議有使軍閥勢力分而複合之危險。——只有召集全國人民團體的國民會議，才是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道路。同時，國民黨也主張由北京政府召集九種團體的國民會議。可是安福的段政府，並不但段政府，任何軍閥政府，沒有真正的人民武裝，那會讓真正國民的會議出現！民族運動和工人運動都起來了，民眾的意志既然不能由國民會議的形式表現出來，遂鬱積半年，一發而為「五卅」運動之怒潮。

　　我們這一次號召國民會議所得的效果，和黎元洪出走時大不相同，全國各地的國民會議促成會，都有群眾的組織和要求的內容，在各種要求中，大半都首列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的民族運動，已經有開始的基礎了。然而盲目的帝國主義者仍舊幾乎日日向中國進攻（見本報《外患日誌》）。尤其是在上海：自工部局私刑打傷樂志華案起，接連著美國輪船船主槍殺中國水手十六人；領事團要求推廣上海租界；工部局自由越界築路；工部局提議增加碼頭捐取締印刷律及交易所註冊；工部局派武裝巡捕，為英商越界拆毀宜樂裡房屋，驅逐房客，擊傷二人，並拘捕房客聯合會代表；領事團硬派智利駐滬領事有裁判權；美國人在華界組織三K黨；工部局副捕頭踢死工人葉乾章；哈爾濱路捕房西捕無故擊傷某店夥；西人無故毆傷天壽裡黃姓傭婦張月英；工部局搜查上海大學，逮捕《民國日報》記者，焚毀書籍；工部局因登載日本紗廠工人泣告書，控告《民國日報》、《商報》、《中華新報》，處以罰金之罪；日本紗廠無故槍殺工人顧正洪——積這些怨憤，「五卅」事變因此遂在上海發生。在這個運動的開始，有一部分英、美留學生，有意的或無意的說：大馬路血案是西捕殺了人的法律問題，不必牽扯到對外的政治問題，本報乃大聲疾呼，告訴民眾，此次反抗屠殺案，乃是中國民族自由運動，決不是什麼個人間的法律問題；並向民眾解釋屠殺案所給予我們的教訓：（一）不分英、美與日、法，一切帝國主義者踐踏中國人是一致的；（二）帝國主義者踐踏中國人是事實，不是共產黨人捏造的；（三）認清了帝國主義的英、美、法、日等國，和非帝國主義的俄、德、奧等國之不同；（四）懂得了我們的民族自由運動不可被「過激」、「赤化」這些頭銜嚇退；認清了只有工人、學生是此次運動中的勇士，各國的工人、學生都對於中國人表示同情，因此，我們的運動應該反抗踐踏中國民眾的帝國主義者，不是拿國家主義來排斥一切外國及外國人。本報當即主張：在上海召集全國工商學兵代表大會，議決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嚴責政府宣佈；倘政府不肯執行此議決，立起國內戰爭，建設國民革命政府。隨後全國民族運動的怒潮，因資產階級之妥協和奉系軍閥之高壓，大受打擊而陷於停頓狀態；本報鑒於現狀，遂主張改變此種民族爭鬥的新途徑是：（一）改變上海、香港罷工政策，以經濟要求及地方性質的政治要求為最低條件；（二）委託南北政府合組一外交委員會，來解決全國性質的對外根本問題；（三）開始國內戰爭，合全國的力量，打倒英、日帝國主義的走狗——奉天軍閥。

　　我們相信今後中國民族運動之更大的發展，須在打倒奉天軍閥及中國工農階級的組織得到更大的發展自由之後。

　　署名：獨秀

　　《嚮導》週報第一二八期

　　 1925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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