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年以來國民運動中所得教訓|陳獨秀

二十七年以來國民運動中所得教訓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現代中國國民運動，起源遠在中日戰爭以後，當時所謂士大夫（即智識階級與官僚），受戰敗之刺激，由反對李鴻章議和誤國運動，一變而為維新自強運動，這個運動的中心人物，就是翁同龢、文廷式、張謇、康有為、梁啟超等。當時政治思想分為二派：一是文人派，首領是在北京的大學士翁同龢；一是實力派，首領是在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鴻章。隸屬翁派的是些都下名士，是崇拜舊的中國文物制度的；隸屬李派的是些辦鐵道、輪船、電報、海軍等洋務人才，是主張採用西洋軍事、交通制度的；在當時前一派屬守舊，後一派屬維新，兩派在思想上，在政權上，中日戰前即有不少的暗潮。戰後維新自強運動起，兩派思想互變，李派屬守舊，翁派屬維新，而暗鬥愈烈；卒以翁派得清帝之助及時論同情，李遂失政權而入居北京。康有為入北京上書變法救亡並設保國會，而翁派勢力大張，翁、康互相利用，結托清帝，遂造成戊戌變法的局面。

　　「戊戌變法」、「義和團」、「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這四件事，都是中國革命的無產階級開始表現他的社會的勢力以前，小資產階級之重要的國民運動，而也只有這四件事配說是國民運動，因為在這四個運動中，都有廣大民眾參加，不像什麼西南「護國」、「護法」都是南北軍人間的互鬥，不但沒有民眾參加，而且沒有絲毫民族對外的意義。

　　「戊戌變法」運動，所謂變法，不過是一種方法，其目的乃是由變法而自強而禦侮而救亡，其動機乃由帝國主義的軍事侵略而起。這次運動的優點有二：（一）當時所謂變法維新，較前此老維新派李鴻章等採用西洋的軍事、交通制度，更進一步主張採用西洋的行政、教育制度，因此李鴻章等退為當時之守舊派。（二）當時之變法維新運動，不但在政治思想上生了大變化，即學術思想上也生了大變化；所謂思想上的變化雖然不出孔教範圍，而因為西洋學術思想之輸入，遂使孔教教義起了新的分化：一是康有為、梁啟超等之改革派，一是張之洞、葉德輝等之護教派。張之洞著《勸學篇》，葉德輝著《翼教叢編》，均以明倫衛道之正統自居，斥康、梁為異端邪說；這種辯論，使遠在此前漢學派今古文之爭擴大到政治上學術思想上普遍的衝突。

　　這次變法運動的弱點亦有二：（一）變法維新的內容，只主張在現政治之下謀行政及教育制度的改革，並未想到政治的根本改革及其準備，因此，遂引起後來立憲派與革命派之爭；（二）變法維新的方略，未曾在社會上堅築改革派民眾組織的基礎，專思以清帝的威權行之，當時的改革派不但沒有抓住社會勢力，並沒有看清包圍清帝之親貴——統治階級對他們作戰的力量，因此他們遂至為袁世凱所賣，一敗塗地，幾乎全軍覆沒。他們的妥協性，使他們忽略了民眾的組織，使他們忽略了革命的準備，這是在國民運動中第一次給我們的教訓！

　　戊戌政變後，清廷的反動，日甚一日，同時，外國帝國主義之政治的經濟的侵略，也日甚一日。全國，尤其是北方窮苦的農民及手工業者之生活困難與失業增加和帝國主義經濟的侵略（外貨輸入）成為正比例；同時，清廷一方面對內厲行反動政策，一方面圖結外人之歡心和緩其責難，保護外人及教堂之嚴令，紛如雪片的頒佈到各縣各鎮鄉；因此，遂逼成「義和團」事件。

　　「義和團」事件的起因十分明白：一是經濟上的原因——農民對於帝國主義侵略的反抗；一是政治上的原因——清廷反動政局趨於極端之結果。

　　思想簡單的北方農民及失業的遊民無產階級，憑了英法聯軍入京火燒圓明園，中日戰爭割地賠款，洋貨充斥物價飛漲，教堂教徒勢力薰天，政府因仿辦洋學堂、洋船、洋槍炮等增加租稅——這些多年的直覺，遂由白蓮教的反清複明運動，一變而為義和團的扶清滅洋運動。恰當此時清廷反動的政局日趨極端，無論如何媚外，終不免外人藉口要挾的責難，至外國容納亡命的改革派，尤為清廷憤恨，及義和團運動起于山東，延及直隸、東三省，端、莊、毓賢、剛毅輩遂思利用之以剷除外人干涉，以償其儘量反動之大欲。

　　義和團之蔑視條約，排斥外力外貨及基督教，義和團之排斥二毛子三毛子——帝國主義者之走狗，都無可非難；義和團之信託神力，義和團之排斥一切科學與西洋文化，自然是他的缺點，然這些本來是一般落後的農業社會之缺點，我們不能拿這些特別非難義和團。義和團真正缺點是：（一）只是衝動的暴動之一群，而沒有相當的組織，致一敗而遂瓦解；（二）與反動派合作而為其利用，致失社會上進步分子的同情。這是在國民運動中第二次給我們的教訓！

　　義和團運動之失敗，在國民運動上遺下兩個極大的影響：一是因此暴露了清廷之罪惡與昏庸，戊戌以來社會上所謂維新黨，分化為立憲與革命二派，這是好的影響；一是因此一般富於妥協性的知識階級，附和二毛子三毛子的宣傳，以排外為野蠻為恥辱，損壞了民族革命即反抗外國帝國主義之精神，這是惡的影響。這個惡影響為害于國民運動至大，遠及於辛亥革命一直到現在。

　　自義和團事件至辛亥革命十二年中，立憲與革命之辯論，紛起於僑居日本及上海之知識階級；同時，內地之商業資產階級及知識階級的「權利收回」運動亦轟然特起，最著者，若對俄之東三省主權收回運動；若對美之粵漢鐵路收回運動；若對英之山西、河南煤礦收回運動，安徽銅官山礦廢約運動，滬杭甬路拒絕借款運動，蘇、直、魯、津鐵路廢約運動；若對法之滇礦收回運動，拒絕滬、紹航權運動；若對比之收回京漢路管理權運動；吉林、河南、四川都組織了保路會，成了大的群眾運動。這些運動，遍于全國，明明是對於帝國主義者依辛醜條約向中國經濟進攻之反抗。當時的革命党，應看清廷乃是當時革命運動之唯一動力。

　　當時立憲與革命兩派之爭，前者是希望清廷的憲政來改造中國，後者是主張以革命的勢力來改造中國，立憲論實在是當時一部分妥協的知識階級之愚妄，然而革命的結果，也未達到改造中國之目的，這並不是革命主張之錯誤，乃革命方法之錯誤。辛亥革命方法錯誤之點正多，最重要的有二：（一）單調的排滿，雖然因此煽動了民族的情感，使革命易於成功；同時並未抓住社會上客觀的革命勢力，即當時商民之經濟的要求，亦即反抗外國帝國主義收回權利的要求。因此，革命之目的不為商民所瞭解，革命運動遂不得不隨清室退位而中止；因此，中國的產業未能隨革命成功而發展；因此，封建餘孽得勾結帝國主義者撲滅革命勢力，而帝國主義之長驅直入，革命後反比前清更甚。這是辛亥革命之大失敗。（二）單調的軍事行動，這種軍事行動之基礎，不但不曾建築在民眾的力量上面，即參加革命的軍隊，也只是被少數黨人權利的煽動，並非是普遍的受了革命的宣傳與鼓勵；因此，軍人以爭奪權利而互鬥的內戰，血污了十三年民國史。這不但是辛亥革命之失敗，直是辛亥革命之罪惡。

　　專做軍事行動而忽略了民眾的政治宣傳；專排滿清而放鬆了帝國主義的侵略，不但放鬆了，而且滿口尊重外人的條約權利，力避排外的惡名，軍所行至，皆以冒犯外人為大戒；致使外力因中國革命而大伸，清末權利收回運動，無形消滅，借外債，送權利，成為民國史之特徵；同時軍人以兵亂政，亦為前清所未有，至如軍閥與帝國主義者勾結為患的局面，亦可以說是辛亥革命方法錯誤所遺下的惡影響。這是在國民運動中第三次給我們的教訓！

　　以武力排滿的辛亥革命，失了國民革命的真面目。國民革命的目的物——外國帝國主義者與國內軍閥——因而虐焰愈熾，在此虐焰之下忍受了八年（自辛亥革命至「五四」運動）的中國青年，受了歐戰後世界革命的潮流，遂發生「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重要的事實是：北京學生團三千餘人，反對巴黎和約簽字，民國八年五月四日，為外交的示威，火燒曹汝霖住宅，痛毆章宗祥；六月三日，北京學生講演團被捕者千餘人，上海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工人罷工，要求罷免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並釋放被捕學生，同時，南京、杭州、武漢、天津、九江、山東、安徽、廈門、廣州的學生及搬運苦工先後繼起，一致聲討賣國賊及排斥日貨；至十日北京政府下令罷免曹、陸、章，上海始開市、開工、開課。

　　此次運動的優點是：（一）純粹的市民反抗外國帝國主義之壓迫及以直接行動的手段懲罰帝國主義者之走狗——賣國賊；（二）隨之而起的文化運動和社會運動，加［對］舊思想以重大的打擊。

　　此次運動的弱點是：（一）民族運動的對象，只是當時感覺最甚的勾結國內軍閥段祺瑞之帝國主義的日本，而忽略了國際帝國主義者對華侵略之全部情態，並且還有一部分領袖有求助於更險毒的敵人美國帝國主義者之傾向；此傾向，發展到華盛頓會議時，更惡化了全社會。（二）群眾中無有力的組織與領袖將此運動繼續擴大深入到社會各階級中被壓迫的群眾，在歐戰後世界革命的大潮中，失去了被壓迫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大爆發的機會；當時在南方的國民黨均囚在「以武力和北方爭地盤」的舊政策內，或更周旋於分贓的南北和平會議，並未看清中國革命之真關鍵——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也未看清中國革命之新方向及新勢力，他們對於學生運動取了旁觀態度，甚至有一二領袖還加以懷疑或非難；在北方的青年領袖們根本上沒有革命性，不但臨事脫逃，並且公然提出回避革命的口號「讀書求學不問政治」。因此，在革命時機有革命傾向的「五四」運動，變成了秀才造反，中國懦弱的智識階級，在此次運動中可謂原形畢露！這是在國民運動中第四次給我們的教訓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以上四個國民運動，都是小資產階級（知識階級包含在內）獨唱的舞臺，也就是屢次失敗之根本原因。

　　可是最後的「五四」運動乃是在歐戰後世界革命的怒潮中和中國城市工業開始發展中（民國八年西曆一九一九年）發生的；因此，「五四」運動雖然未能達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運動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實際運動，開始了中國革命之新的方向。這新方向便是社會中最有革命要求的無產階級參加革命，開始表現他的社會勢力。

　　開始表現他的社會勢力之無產階級，無論在階級爭鬥或民族爭鬥，他的力量雖然還幼稚，而在「只有失敗而無妥協」這一點看來，這一個「革命階級」的根性已充分表現出來。因此，這新方向的運動不過才開始進行，即已做出幾個使帝國主義者驚心動魄的運動：自海員罷工至鎮壓商團反革命（民國十一年一月十二日—民國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香港中華海員聯合會，因要求加薪不遂，全體罷工，前後加入罷工之海員二萬余人，全市搬運工人、煤炭苦力、公私傭工等同情罷工者數萬人，罷工凡五十四日（一月十二日—三月五日），以達到加薪要求而解決。

　　在此次罷工中，我們可以看出同情援助者由全香港工人以至中國北方的鐵路工人之階級的覺悟；我們可以看出香港公私所雇華人全體罷工時之民族的覺悟；我們可以看出英國帝國主義者運輸停止之恐慌及運輸工人之威力；我們可以看出英政府保護英資本家（船公司）嚴厲的壓迫罷工之一致（香港政府封禁海員工會，勒令各行船館繳銷牌照，以武力禁止海員及一切人民自由出境；上海英官則代船公司招工，並拘捕同情於香港罷工之工人數名）。由海員罷工勝利起，至京漢路工「二七」慘劇止，這一年中，是中國工人階級進攻時期。由香港、廣東而上海而長沙而萍鄉而武漢，沿京漢、津浦、京奉路而抵山海關，罷工與工會運動，轟動全國，使軍閥、官僚、資本家側目而視。

　　工會運動中，比較有力的是鐵路工人，京漢、京綏、正太、粵漢、津浦、京奉各路都有了組織，京漢尤比較的完備，而軍閥官僚對之也尤為嫉視。

　　當中國工會運動最高潮中（民國十一年，西曆一九二二年），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已鎮住了世界革命的怒潮，重複向世界工人階級及遠東被壓迫的民族進攻了；同時，新興的直系軍閥正抱了武力統一的野心，恰好和新興的工人階級統一全國鐵路工會的運動相抵觸，冤家狹路，分外眼明，複加以漢口帝國主義者之教唆，沿京漢路各埠商人對於罷工工人之非難，民國十二年二月七日京漢路工之慘劇乃起。

　　「二七」慘劇給我們的教訓是：使我們認識外國帝國主義者和中國的軍閥官僚商人，他們同立在一條反革命的聯合戰線。

　　「二七」失敗後，帝國主義者、軍閥、官僚，資本家同時向工人階級進攻，各省（廣東、湖南除外）工會或解散或改為秘密的小組，全國工潮一時遂低落下去。

　　廣東雖無多產業工人，而一般勞動群眾因為處在五六年來政治上反抗北方的南方政府統治之下，得到普通的集會結社之自由，較之有強固組織的資產階級壓迫下之大都市產業工人，反能發揮其革命性；因此，在全中國工潮低落之時，廣東勞動群眾不但能固守陣地，最近還能向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進攻——沙面罷工及鎮壓商團反革命都得到了勝利。

　　沙面英、法租界新定入界苛例，實際上只是取締華人，這本是對於中國全民族的恥辱；然而罷工抗議者只是被雇的工人與警察，商人毫無表示，而國民黨右派黨員，反有和英捕房勾結欺騙工人妥協者，幸而廣州市工人群起援助並力持不妥協態度，香港海員亦表示同情，英、法帝國主義者終至讓步。

　　廣東商團鄉團，久有和工人、農民對抗的形勢及衝突，最近各縣商鄉團且聯合在廣州商團團長陳廉伯（英國滙豐銀行買辦）指揮之下，陰謀推翻孫中山政府。他們曾勾結國民黨右派軍人以罷市要挾政府發還了私運的槍彈；他們自己說後面有英人援助；他們自己說奉了曹、吳的命令；他們居然以武力攔阻國慶日遊行慶祝的市民，殺傷了工人、學生數十人；罷了市不算，還號召各屬商鄉團集中廣州，對政府及工人取攻勢；工團軍、農民自衛軍聯合各校學生及陸軍學生組織工、農、兵、學革命大同盟和商團對抗；孫中山因民眾之奮起，遂毅然排棄國民黨右派妥協政策，以武力擊散商團軍，沒收其槍械。

　　此次商團反革命之鎮壓，時間雖只一日夜，地域雖只廣州一隅，其實比民國十三年任何大的戰爭都有意義；因為他是中國的工人、農民、國民黨左派的學生軍人，對於外國帝國主義及國內軍閥富商（商團）、鄉紳大地主（鄉團）、國民黨右派的軍人政客之戰爭，他是中國現在及將來革命與反革命爭鬥之縮影。

　　二十餘年來國民運動給我們的總教訓是：社會各階級中，只有人類最後一階級——無產階級，是最不妥協的革命階級，而且是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之天然對敵者；不但在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的社會革命他是主力軍，即在被資本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之國民革命，也須他做一個督戰者，督促一切帶有妥協性的友軍——農民、手工業者、革命的知識階級、遊民無產者（兵與會匪）及獉小商人，不妥協的向外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內的軍閥、官僚、富商、劣紳、大地主、反革命的知識階級進攻，才能夠達到國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

　　署名：陳獨秀

　　《新青年》（季刊）第四期

　　 1924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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