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與國民黨|陳獨秀

辛亥革命與國民黨

　　（一九二四年十月八日）

　　我始終承認中國國民黨（此處所稱中國國民黨，乃包括自同盟會一直到現在中山先生所指導的黨）在辛亥革命是失敗了，至少除剪了一些辮子和掛上一塊民國空招牌外，別無所謂成功。何以如此，根本上自然有當時社會的經濟原因；而專就革命黨人努力及其政策上說，我們不能不承認有三個重大的錯誤，也是失敗之原因。

　　第一是誤用了不能貫徹革命宗旨的口號。當時革命之唯一的口號是「排滿」，這種感情的煽動，自然也是革命運動之重要工具；然而不拿住民眾真實的物質要求，專以煽動感情為唯一工具——感情是一件浮動不能固定的東西，把革命運動建立在這浮動不能固定的條件上面，哪有不失敗之理！當時民眾真實的物質要求，是對外收回權利（礦山、鐵路等），是對內反對中央官有企業（浙路、川路等），革命黨人忽略了這種適合國民革命之真實的物質要求，而專事感情的排滿運動，當時的黨人，信仰三民主義而加入同盟會的幾等於零，囿于滿清虐政之直覺，以為清倒則萬事自好而加入革命的党人居最大多數，因此清室一退位，革命黨便失了革命運動的機能，不但首先叛黨之章炳麟、劉師培公然宣言只知排滿不知共和，大部分革命黨人都減少了革命的熱忱，即革命的領袖們也真無法解釋一般民眾「反對清室退位後繼續戰爭」的謬誤心理，因為當時只有排滿的呼聲佔領了全社會。而且在這單調的呼聲中，竟將民眾真實的物質要求，即反抗外國侵略的呼聲掩住了，使帝國主義者安然以鉅款援助袁世凱解散革命的勢力。當時黨人的理論，未嘗不是由推倒滿清而革新自強，由革新自強而挽回權利；然而這種轉彎的想像，不如直接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能夠號召民眾，當時直接鼓動民眾革命情緒的只是推倒滿清，所以「滿清倒而革命運動即應停止」，在當時民眾心理上，竟成了一個合理的邏輯，後來袁世凱死，護國運動便應中止；徐世昌逃，孫中山便應下野，都是同樣的邏輯。這個邏輯誠然合理，確是不錯，只是錯在「排滿」、「討袁」、「討徐」、「護國」、「護法」一直到現在的「討曹」、「討吳」、「反直」、「北伐」等不能貫徹革命宗旨的口號；有了這等口號，自然結果到那樣合理的邏輯。可是中國革命運動，正是被這合理的邏輯葬送了，也就是被那些不能貫徹革命宗旨的口號葬送了！

　　第二是專力軍事行動，輕視民眾宣傳及黨的訓練。革命自然應有軍事行動，然而在沒有相當的民眾宣傳及黨的訓練以前，即貿然做軍事行動，且專力於軍事行動，即令軍事上占得勝利，也斷然沒有成就革命事業的可能。沒有民眾的宣傳，則軍隊的力量，和民眾的力量不生關係，並不能得著民眾的瞭解及軍事上、建設上的援助；沒有黨的訓練，當然無法由黨的主義、黨的政策來支配戰時的軍事行動及戰後的政治建設不違背革命的意義。國民黨的軍事行動自始即失之過早，辛亥革命也因此而早熟而失敗了；至於民眾宣傳方面：僅僅只有一小部分排滿的鼓動，兵事起後，連這一小部分的鼓動都停止了，唯一的機關報——《民報》，竟未曾在民黨佔領的地方繼續出版過一次；黨人自辦的宣傳革命的《民立報》，兵事起後，撰述權竟委諸反同盟會的章士釗之手；軍事行動普遍了南方十二省、北方二省，竟無一個正式的宣傳機關（《民權報》是天仇個人的關係）。因為官廳禁止出版麼？當然不是。因為黨中無力供給出版經費麼？當然不是。只是因為黨中只看見軍事行動在革命上有價值，辦報不過是無聊文人混飯吃的把戲，一萬張報內也尋不出一兵一彈來，有何用處？從前在《民報》上《民立報》上做宣傳工作的黨員，兵事起後，都去做了大官，做了偉人，哪還肯低頭小就來充當什麼新聞記者！只專力軍事行動不做民眾宣傳這一點，不但是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並且是國民黨至今還沒有社會的基礎之原因。

　　即於黨的訓練方面：當時的右派（首領是黃興、宋教仁、章炳麟等）附和官僚派「革命軍興革命黨清」之說，固屬荒謬；而左派首領孫中山、胡漢民、陳其美等又何嘗想起召集一個全國黨的會議。兵事起後，站在政府方面，開過多少軍事、財政會議；而未曾站在黨的方面，開過一次會議，決定黨的政治主張，來教育黨員，訓練黨員，團結黨員，使之一致行動。既然沒有了黨的政治主張與紀律訓練，黨員的個人行動及背党行為自然要層出不窮：第一個背叛者便是章炳麟，公然通電譭謗黨魁，力主政府北遷，推舉袁世凱，非袁無人能統治中國；第二個背叛者便是南京臨時參議院中多數黨員，不遵黨魁命令，議決政府北遷；第三個背叛者便是劉揆一，為了想做袁世凱政府的工商總長，宣佈脫黨；自此以後，相繼叛黨者，若孫毓筠，若胡瑛等，不計其數，幾乎可以說是同盟會之袁黨化。革命黨這種失敗，比較軍事上政治上任何失敗都重大，而且可恥。然而當時黨中並不曾把這種可恥的失敗看得象軍事上政治上失敗那樣要緊。只專力軍事行動而不注意黨的訓練，不但是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即現在的國民黨仍然不曾拋棄這種舊觀念。

　　第三是左派首領過於和右派妥協了。國民黨自始就有左右派的痕跡，其原因乃由於地方的經濟組織影響到兩派政策之不同：左派首領孫中山等，生長在廣東海岸外國新式產業發達的地方，所以產生了三民主義革命的理想；右派首領黃興等，生長在湖南內地農業社會裡，所以抱定了簡單的排滿理想。這兩派革命的宣傳，自始也就不同：廣東派的朱執信、胡漢民、汪精衛等，在《民報》上便有一些關於民權、民生的理論；而湖南派的陳天華、楊篤生等，卻只有激烈的很流行的排滿小冊子——《猛回頭》、《新湖南》。自從清室退位，右派的理想已實現，遂漸漸表示妥協的傾向：第一步妥協是黃興在南京政府即開始與舊官僚及大紳士合作；第二步妥協是包圍孫中山，讓權袁世凱並政府北遷；第三步妥協是孫、黃到北京和袁世凱籌商國是，協定什麼內政大綱八條（一、立國取統一制度；二、主持是非美惡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暫時收束武備，先儲備海軍人才；四、開放門戶，輸入外資，興辦鐵路礦山，建置鋼鐵工廠，以厚民生；五、資助國民實業，先著手于農、林、工、商；六、軍事、外交、財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權主義，其餘斟酌各省情形，兼埰地方分權主義；七、迅速整理財政；八、竭力調和黨見，維持秩序，為承認之根本）；第四步妥協是解散同盟會與幾個非革命的政團合組國民黨；第五步妥協是向袁世凱要求組織袁派閣員都臨時加入國民黨的國民黨內閣。經過這些妥協，不但革命運動停止了，連一個革命的黨也消滅了！這些妥協的責任，大部分固應歸之右派，而左派諸領袖，為什麼也儘量容納右派的主張，與之合作也是一個問題。直到民國二年，國民黨完全失敗，孫中山才公然指責黨員不服從他的主張，才斷然和黃興派分裂，另組中華革命黨，繼續革命運動。

　　在這繼續革命運動中，所採用的政策，是否因襲舊的政策——採用不能貫徹革命宗旨的口號，專力軍事行動、輕視民眾宣傳及黨的訓練等——仍然是一個問題；左派自身是否也有妥協的錯誤——鄭重宣言保護外人生命財產、履行條約義務等——這又是一個問題。

　　辛亥革命失敗了，繼續辛亥的革命運動仍然是失敗了，我們對於這些過去失敗的回顧，是十分痛楚的回顧！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些痛楚的回顧？「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署名：獨秀

　　《嚮導》週報第八十六期

　　 1924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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