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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省自治與新西南主義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中國此時,在恢復國權上,在發達產業上,都急需一個統一的國家——國民統一的國家。聯邦固不妨礙統一,但現在有一班提倡聯省自治的人,同時又提倡新西南主義,這明明是想拿聯省自治的名義,割據西南幾省,像這樣消極的保守西南,而不積極的進兵北伐,不是破壞統一是什麼?我們現在所急需的是國民統一的國家,是新中國主義,什麼新西南主義,什麼聯省自治,都是割據的派頭,都是國民革命之障礙。

  在交通一時不易充分發達和語言一時不易統一的中國,主張適當的地方自治權,這是無人能夠反對的,但中央和地方之軍政、財政如反〔何〕劃分權限,地方的立法權、行政權擴大至何程度,這都是中華民國成立後憲法上的問題,絕不是舊統治階級(即前清遺留之北洋軍閥)之武裝還未解除中華民國還未成立時所應決定的問題。

  就將來的國家組織而論(……)若現在的行省,一旦去了地方軍閥之割據的狀態,除了擴大實際需要的地方自治權以外,實無改變國家組織之必要。

  至於此時有一班人依賴趙恒惕、陳炯明的力量來提倡聯省自治與新西南主義,理論且不必談,即在事實上亦未免過於滑稽;因為趙、陳和楊森、袁祖銘、沈鴻英處於同樣的地位,一叛曹、吳便不能存在的。

  但是聯省自治和新西南主義這等主張,以之抵抗曹、吳的武力統一,固然未免滑稽,然在此反直運動之中,此等主張其效果不但使趙恒惕、陳炯明的藉口以阻廣東北伐之師,且足以亂國人群起革命之耳目,其幫助曹錕的功勞,實不在王承斌、吳景濂之下。

  署名:獨秀

  《嚮導》週報第四十九期

   1923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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