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行民治的基礎|陳獨秀

實行民治的基礎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日）

　　「地方自治與同業聯合兩種小組織」

　　民治是什麼？難道就是北京《民治日報》所說的民治？杜威博士分民治主義的原素為四種：

　　（一）政治的民治主義　就是用憲法保障權限，用代議制表現民意之類。

　　（二）民權的民治主義　就是注重人民的權利：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之類。

　　（三）社會的民治主義　就是平等主義：如打破不平等的階級，去了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

　　（四）生計的民治主義　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計，鏟平貧富的階級之類。

　　前二種是關於政治方面的民治主義，後二種是關於社會經濟方面的民治主義。原來「民治主義」（Democracy），歐洲古代單是用做「自由民」（對奴隸而言）參與政治的意思，和「專制政治」（Autocracy）相反；後來人智日漸進步，民治主義的意思也就日漸擴張；不但拿他來反對專制帝王，無論政治、社會、道德、經濟、文學、思想，凡是反對專制的、特權的，遍人間一切生活，幾乎沒有一處不豎起民治主義的旗幟。所以杜威博士列舉民治主義的原素，不限於政治一方面。

　　我們現在所盼望的實行民治，自然也不限於政治一方面。而且我個人的意思：覺得「社會生活向上」是我們的目的，政治、道德、經濟的進步，不過是達到這目的的各種工具；政治雖是重要的工具，總不算得是目的；我敢說若要改良政治，別忘了政治是一種工具，別拿工具當目的，才可以改良出來適合我們目的的工具；我敢說最進步的政治，必是把社會問題放在重要地位，別的都是閑文。因此我們所主張的民治，是照著杜威博士所舉的四種原素，把政治和社會經濟兩方面的民治主義，當做達到我們目的——社會生活向上——的兩大工具。

　　在這兩種工具當中，又是應該置重社會經濟方面的；我以為關於社會經濟的設施，應當占政治的大部分；而且社會經濟的問題不解決，政治上的大問題沒有一件能解決的，社會經濟簡直是政治的基礎。

　　杜威博士關於社會經濟（即生計）的民治主義的解釋，可算是各派社會主義的公同主張，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會反對。至於他關於政治的民治主義的解釋，覺得還有點不徹底；我們既然是個「自由民」不是奴隸，言論、出版、信仰、居住、集會這幾種自由權，不用說都是生活必須品；憲法我們也是要的，代議制也不能盡廢；但是單靠「憲法保障權限」，「用代議制表現民意」，恐怕我們生活必須的幾種自由權，還是握在人家手裡，不算歸我們所有。我們政治的民治主義的解釋：是由人民直接議定憲法，用憲法規定權限，用代表制照憲法的規定執行民意；換一句話說：就是打破治者與被治者的階級，人民自身同時是治者又是被治者；老實說：就是消極的不要被動的官治，積極的實行自動的人民自治；必須到了這個地步，才算得真正民治。

　　我們中國社會經濟的民治，自然還沒有人十分注意；就是政治的民治，中華民國的假招牌雖然掛了八年，卻仍然賣的是中華帝國的藥，中華官國的藥，並且是中華匪國的藥；「政治的民治主義」這七個好看的字，大家至今看了還不大順眼。但是我決不因此灰心短氣，因為有三個緣故：一是中國創造共和的歲月，比起歐美來還是太淺，陳年老病哪有著手成春的道理。二是中國社會史上的現象，真算得與眾不同；上面是極專制的政府，下面是極放任的人民；除了訴訟和納稅以外，政府和人民幾乎不生關係；這種極放任不和政府生關係的人民，自己卻有種種類乎自治團體的聯合：鄉村有宗祠，有神社，有團練；都會有會館，有各種善堂（育嬰、養老、施診、施藥、積穀、救火之類），有義學，有各種工商業的公所；像這些各種聯合，雖然和我們理想的民治隔得還遠，卻不能說中國人的民治制度，沒有歷史上的基礎。三是中國人工商業不進化和國家觀念不發達，從壞的方面說起來，我們因此物質文明不進步，因此國民沒有一致團結力；從好的方面說起來，我們卻因此沒有造成像歐洲那樣的資產階級和軍國主義；而且自古以來，就有許行的「並耕」，孔子的「均無貧」種種高遠理想；「限田」的討論，是我們歷史上很熱鬧的問題；「自食其力」，是無人不知道的格言；因此可以證明我們的國民性裡面，確實含著許多社會經濟的民治主義的成分。我因為有這些理由，我相信政治的民治主義和社會經濟的民治主義，將來都可以在中國大大地發展，所以我不灰心短氣，所以我不抱悲觀。

　　現在政象不佳，沒有實行民治主義的緣故，也有好幾層：一是改建共和未久。二是我們從前把建設共和看得太容易，革命以前宣傳民治主義的工夫太做少了。三是共和軍全由軍人主動，一般國民自居在第三者地位。四是擁護共和的進步、國民兩黨人，都不懂得民治主義的真相，都以為政府萬能，把全副精神用在憲法問題、國會問題、內閣問題、省制問題、全國的水利交通問題，至於民治的基礎——人民的自治與聯合——反無人來過問。五是少數提倡地方自治的人，雖不迷信中央政府，卻仍舊迷信大規模的省自治和縣自治，其實這種自治，只算是地方政府對於中央政府的分治，是劃分行政區域和地方長官權限的問題，仍舊是官治，和民治的真正基礎——人民直接的實際的自治與聯合——截然是兩件事。我們現在要實行民治主義，首先要注重民治的堅實基礎，必須把上面說的二、三、四、五這幾層毛病通同除去，多幹實事，少出風頭，把大偉人、大政治家、大政客、大運動家、大愛國者的架子收將起來，低下頭在那小規模的極不威風的堅實的民治基礎——人民直接的實際的自治與聯合——上做工夫；不然，無論北洋軍人執政也罷，西南軍人執政也罷，交通系得勢也罷，北方的安福部得勢也罷，南方的安福部（就是政學會）得勢也罷，進步黨的內閣也罷，國民黨的內閣也罷，舊官僚的內閣也罷，我可以斷定中國的民治，仍舊是北京《民治日報》的民治，不是杜威博士所講《美國之民治的發展》的民治。

　　我不是說不要憲法，不要國會，不要好內閣，不要好省制，不要改良全國的水利和交通；也不是反對省自治、縣自治。我以為這些事業，必須建築在民治的基礎上面，才會充分發展；大規模的民治制度，必須建築在小組織的民治的基礎上面，才會實現；基礎不堅固的建築，像那沙上層樓，自然容易崩壞；沒有堅固基礎的民治，即或表面上裝飾得如何堂皇，實質上畢竟是官治，是假民治，真正的民治決不會實現，各種事業也不會充分發展。

　　社會經濟的民治主義，哪一國都還沒有實行；政治的民治主義，英美兩國比較其餘的國家，總算是發達的了。他們所以發達的由來，乃是經許多歲月，由許多小組織的地方自治團體和各種同業聯合，合攏起來，才能夠發揮今天這樣大規模的民治主義；好像一個生物體，不是一把散沙，也不是一塊整物，乃無數細胞組織、器官組織合攏起來，才能夠成就全體的作用。他們的民治主義，不是由中央政府頒佈一部憲法幾條法令，就會馬上湧現出來的，乃是他們全體人民一小部分一小部分自己創造出來的。所以杜威博士在他《美國之民治的發展》講演中說道：「美國是一個聯邦的國家，當初移民的時候，每到一處，便造成一個小村，由許多小村，合成一邑，由許多邑合成一州，再由許多州合成一國。小小的一個鄉村，一切事都是自治。」又說道：「美國的聯邦是由那些有獨立自治能力的小村合併起來的，歷史上的進化是由一村一村聯合起來的。美國的百姓是為找自由而來的，所以他們當初只要自治不要國家，後來因有國家的需要，所以才組成聯邦。」

　　我們現在要實行民治主義，是應當拿英、美做榜樣，是要注意政治經濟兩方面，是應當在民治的堅實基礎上做工夫，是應當由人民自己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創造這基礎。這基礎是什麼？就是人民直接的實際的自治與聯合。這種聯合自治的精神：就是要人人直接的，不是用代表間接的；是要實際去做公共生活需要的事務，不是掛起招牌就算完事。這種聯合自治的形式：就是地方自治和同業聯合兩種組織。

　　現在有許多人的心理，以為時局如此紛亂，政府哪裡顧得到地方自治的問題；而且地方自治的法案，還未經正式國會詳細規定出來，我們怎樣著手？至於同業聯合的組織法，政府國會都還未曾想到，更是無從組織。我想這種見解是大錯而特錯，是有兩個根本上的錯誤：第一個錯誤，是以為地方自治和同業聯合都要政府提倡，才能夠實現。我以為這種從上面提倡的自治聯合，就是能夠實現，也只是被動的官式的假民治，我們不要；我們所要的，是從底下創造發達起來的，人民自動的真民治。第二個錯誤，是以為法律能夠產生事實，事實不能夠產生法律。我的見解恰恰和他正相反對，我以為法律產生事實的力量小，事實產生法律的力量大，社會上先有一種已成的事實，政府承認他的「當然」就是法律，學者說明他的「所以然」就是學說。一切法律和學說，大概都從已成的事實產生出來的。譬如英、美兩國的自治制度，都是先由他們的人民創造出來這種事實，後來才由政府編成法典，學者演成學說；並不是先由政府頒佈法典，學者創出學說，他們人民才去照辦的。所以我覺得時局紛亂不紛亂，政府提倡不提倡，國會有沒有議決法案，都和我們人民組織地方自治、同業聯合不生關係。

　　我所說的同業聯合，和那由店東組織的各業公所及歐洲古時同業協會（Guild）不同，和歐洲此時由工人組織的職工聯合（舊譯工聯，Trade Union）及其他各種勞動組合也不同；因為此時中國工商界，像那上海、天津、漢口幾個大工廠和各處鐵路礦山的督辦總辦，都是闊老官，當然不能和職工們平起平坐；其餘一般商界的店東店員，工界的老闆夥計，地位都相差不遠，純粹資本作用和勞力沒有發生顯然的衝突以前，凡是親身從事業務的，都可以同在一個聯合。

　　關於地方自治和同業聯合的種種學說、制度，非常之多；至於詳細的辦法，一時更說不盡；我現在單只就中國社會狀態的需要而且可以實行的，舉出幾條原則，免得失了直接的實際的精神，就會發生籠統、渙散、空洞、利用、盤踞、腐敗種種不可救藥的老毛病。

　　最小範圍的組織

　　鄉間的地方自治，從一村一鎮著手，不可急急去辦哪一鄉的自治；城市的地方自治，要按著街道馬路或是警察的分區，分做許多小自治區域，先從這小區域著手，不可急急去辦哪城自治市自治。同業聯合是要拿一個地方的一種職業做範圍，譬如一個碼頭的水手、船戶、搬運夫，一個礦山的礦夫，一條鐵路的職工，一個城市的學校教職員、新聞記者、律師、醫生、木匠、瓦匠、車夫、轎夫、鐵工、紡織工、漆工、裁縫、剃頭匠、排印工人、郵差、腳夫等，各辦各的同業聯合；商業的店東管事和店員，在小城市裡便歸在一個聯合，在大城市裡，譬如上海地方，就按行業或馬路分辦各的同業聯合；萬萬不可急於組織那籠統空洞的什麼「工會」，廣大無邊的什麼「上海商界聯合會」，什麼「全國工人聯合會」。凡是籠統空洞沒有小組織做基礎的大組織，等於沒有組織；這種沒有組織的大組織，消極方面的惡結果，就是造成多數人冷淡、渙散、放棄責任；積極方面的惡結果，就是造成少數人利用、把持、腐敗。

　　人人都有直接議決權

　　這種小組織的地方團體和同業團體，人數都必然不多，團體內的成年男女，都可以到會直接議決事務，無須採用代表制度。若是一團體的事務，各個分子都有直接參與的權利，他所生的效果：在消極方面，可以免得少數人利用、把持、腐敗；在積極方面，可以養成多數人的組織能力，可以引起大家向公共的利害上著想，向公共的事業上盡力，可以免得大家冷淡旁觀團體渙散。中國現在的地方自治辦不好，就是因為大家讓少數的紳董盤踞在那裡作惡；同業聯合沒有好效果，就是因為現在各業公所的組織，只是店東管事獨霸的機關，與多數的職工店員無涉。我所以主張小組織，就是因為小組織的人少，便於全體直接參與，一掃從前紳董、店東、工頭少數人把持的積弊，又可以磨練多數人辦事的能力。若有人疑心多數的教育程度不夠，還是用代表制度的好，我便拿杜威博士《美國之民治的發展》講演上的話來回答：「民治主義何以好呢？因為他自身就是一種教育，就是教育的利器，叫人要知道政治的事不是大人先生的事，就是小百姓也都可以過問的。人民不問政事，便把政治的才能糟塌完了，再也不會發展了。民治政治叫人去投票，叫人知道對於政治有很大的責任，然後自然能養成一種政治人才；美國的浩雷斯曼說：『我們的主張不是說人生下來就配干預政治，不過總要叫他配干預才是。』這就是民治主義的教育。從前美國的選舉也有財產、教育、男女的限制，現在才把這些限制去了；去了限制之後，從沒聽人說過哪個人不會選舉，可見得政治的才能是學得的，不是生來的。」若有人疑心女子不便加入，我以為男女應該有同等權利的理論，姑且不提；單就事實上說，女子加入的壞處，我一時想不出；我卻想出許多女子加入的好處，女子的和平、穩靜、精細、有秩序、顧名譽、富於同情心等，可以使團體凝結的性質，都比男子好；他們第一美點，就是不利用團體去夤緣官做。

　　執行董事不宜專權久任

　　執行團體議決事務的董事，由團體全員投票選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都不應當有教育、財產、男女、地位的限制。董事的人數宜多，任期宜短，不能連任；每半年改選三分之一，滿期退任的次第，抽籤預定。無論大會或是董事會，都只設臨時主席，取合議制，不設會長總董。這都是防備少數人盤踞必不可缺的制度。

　　注重團體自身生活的實際需要

　　地方自治應該注重的是：教育（小學校及閱書報社），選舉（國會、省縣議會及城鄉自治會），道路，公共衛生；鄉村的地方，加上積穀、水利、害蟲三件事。同業聯合應該注重的是：教育（補習夜學，閱書報社，通俗講演），儲蓄，公共衛生，相互救濟（疾病、老、死、失業等事），消費公社，職業介紹，公共娛樂，勞工待遇等事。上海工業界現在有許多同業的聯合會發生，我們十分歡迎；但是我們也有十分擔心的兩個疑問：（一）是否僅僅為了外交的感觸？還是另有團體本身生活上實際需要的覺悟？（二）是否店東管事們在那裡包辦？上海各馬路的商界聯合會，頗和我主張的小組織相同；但我們不能滿意的地方：（一）到會的會員都只有各店代表一百多人，不但不是全體，並沒有過半數。（二）這些代表恐怕多半是店東管事，沒有店員的分。（三）本身的組織和實際生活需要的問題，都沒有談起，請了許多事外的人來演說，發些救國裕商的空套議論，這是做什麼！我盼望社會上理想高明的人，不要以為我所注重的實際生活需要討價過低，說我主張不徹底；我相信照中國現社會的狀況，只有這種小組織，注重這種實際生活的需要，乃是民治主義堅實的基礎，乃是政治經濟徹底改造必經的門路。我盼望官場中神經過敏的人，不要提起地方自治，馬上就聯想到破壞統一；不要提起同業聯合，馬上就聯想到社會革命。我主張的這種小組織，實在平易可行，實在是共和國家政治經濟的實際需要，實在說不上什麼破壞統一，什麼社會革命；這種小組織的地方自治，固然和你們政權無涉，於你們官興多礙，就是這種小組織的同業聯合所注重的實際需要，也都是在現社會現經濟制度之下的行動，並非什麼過激的辦法；不但比不上法國的工團主義（Syndicalism）那樣徹底，就是比英國的工聯（Trade Union）還要和平簡陋得多。

　　斷絕軍人官僚政客的關係

　　軍人、官僚、政客是中國的三害，無論北洋軍人、西南軍人、老官僚、新官僚、舊交通系、新交通系、安福系、巳未系、政學會，可以總批他「明搶暗奪誤國殃民」八個大字；一定要說哪個好哪個歹，都是一偏之見，缺少閱歷。自從五四運動以來，我們中國一線光明的希望，就是許多明白有良心的人，想沖出這三害的重圍，另造一種新世界；這新世界的指南針，就是喚醒老百姓，都提起腳來同走「實行民治」這一條道路。這條道路的基礎上最後要留意的，就是別讓三害鬼混進來，伸出他背上的那只肮髒黑手，把我們的一線光明遮住了。蠅營狗苟的新官僚（就是政客先生），慣會看風頭，乘機竊取起來，更是眼明腿快，我們要格外嚴防，別讓他利用我們潔白的勞動工人和青年學生，來辦什麼政黨什麼勞動黨，做他當總長的敲門磚；最好是各種小組織的事務所，都貼上「小心扒手」，好叫大眾留神。我所以主張小組織，固然重在民治要有堅實的基礎，也是故意擺出矮戶低簷的景象，好叫這班闊人恐怕碰壞了紗帽翅，不來光顧才好。

　　這篇文章剛做好寄到上海付印，就看見張東蓀先生新做的《頭目制度與包辦制度的打破》那篇文章（見《解放與改造》的一卷五號）說得很透徹，可以補我這篇文章的遺漏，讀者務必要參看。我所主張的小組織好叫人人有直接參與權，似乎是打破一切寡頭制度（頭目包辦制度自然包含在內）的根本方法；這種思想倘然能夠成為事實，成為習慣，不但現在經濟方面的惡制度可以掃除，就是將來較大的政治方面經濟方面的大組織，自然也不會有寡頭專制的事發生，真民治主義才會實現。我所主張的同業聯合，也含著有「兩元的社會組織」的性質。但是我心中所想的未必和《聯合會日刊》所說的盡同，而且我不願意採用「兩元」的名詞；因為本來我們所痛苦的是現代社會制度的分裂生活，我們所渴望的是將來社會制度的結合生活，我們不情願階級爭鬥發生，我們渴望純粹資本作用——離開勞力的資本作用——漸漸消滅，不至於造成階級爭鬥；怎奈我們現在所處的不結合而分裂的——勞資、國界、男女等——社會，不慈善而爭鬥的人心，天天正在那裡惡作劇（現在美國勞資兩元組織的產業會議，就是一個例）。我心中所想說的話，不願說出，恐怕有人誤作調和政策，為一方面所利用，失了我的本意。此話說來太長，而且不是本篇的論旨，改日再談罷。

　　十一月二日夜

　　署名：陳獨秀

　　《新青年》第七卷第一號

　　1919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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