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質問《東方雜誌》記者|陳獨秀

再質問《東方雜誌》記者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

　　記者信仰共和政體之人也，見人有鼓吹君政時代不合共和之舊思想，若康有為、辜鴻銘等，嘗辭而辟之；慮其謬說流行於社會，使我呱呱墜地之共和，根本搖動也。前以《東方雜誌》載有足使共和政體根本搖動之論文，一時情急，遂自忘固陋，竟向《東方》記者提出質問。乃蒙不棄，於第十五卷十二號雜誌中，賜以指教，幸甚，感甚。無論《東方》記者對於前次之質問如何非笑，如何責難；即駁得身無完膚，一文不值，記者亦至滿意。蓋以《東方》記者既不認與辜鴻銘為同志，自認非反對臣權自由，自認非反對立憲共和；倘系由衷之言，他日不作與此衝突之言論；則記者質問當時之根本疑慮，渙然冰釋，欣慰為何如乎。惟記者愚昧，對於《東方》記者之解答，尚有不盡明瞭之處；倘不棄迂笨，對於下列所言，再賜以答；則不徒記者感之，諒亦讀者諸君之所願也。

　　（1）辜氏著書之志，即在自炫其二千五百年以來君道臣節名教綱常等之固有文明，對於歐人元君臣禮教之倫理觀念，加以非難也。《東方》記者既鄭重徵引其說，且稱許之，則此心此志當然相同。前文設為疑問者，特避武斷之態度，欲《東方》記者自下判斷耳。不圖東方記者乃云：「夫徵引辜氏著作為一事，與辜同志為又一事；二者之內包外延，自不相同。」此何說耶？夫泛泛之徵引，自不發生同志問題。若徵引他人之著作，以印證自己之主張，則非同志而何？譬若記者倘徵引且稱許尼采之「強權說」或托爾斯泰之「無抵抗說」，當然自認與尼采或托爾斯泰為同志，以其主張之宗旨相同也。記者未云：辜鴻銘主張君臣禮教，《東方》記者亦主張君臣禮教，由是而知《東方》記者即辜鴻銘。且並未云：《東方》記者乃辜鴻銘第二。但以《東方》記者珍重徵引辜氏生平所力倡之言論宗旨，且稱許之，遂推論其與辜為同志。倘謂此二者內包外延自不相同，所推論者陷於謬誤；則此等邏輯，非記者淺學所可解矣。

　　（2）德國政體，君主政體也；孔子倫理，君臣等之五倫也。君臣尊卑者，孔子政治倫理之一貫的大原則也。辜鴻銘、康有為、張勳皆信仰孔子之倫理與政治，主張君主政體者也：此數者本身之全體，雖為異物，而關於尊重君主政體之一點，則自然互相連綴；《東方》記者倘承認吾人思想域內有觀念聯合之作用，自不禁其並為一談。德國政體，君主政體也；孔子倫理，尊君之倫理也。此二者，當然可並為一談。辜鴻銘所主張之孔子倫理，尊君之倫理也；其所同情之德國政體，君主政體也。此二者，當然可並為一談。辜鴻銘之所言，尊孔也，尊君也。張勳之所言，亦尊孔也，尊君也：此二者，更無不可並為一談。孔子倫理，尊君之倫理也。張勳所言所行，亦尊君也：當然可作一聯帶關係。此數者，關於尊重君主政體之一點，乃其共性；苟贊同其一項者，則其餘各項，當然均在贊同之列。訴諸邏輯，「凡尊崇孔子倫理，而不贊同張勳所言所行，為其人之言不顧行者也」。《東方》記者對於前次之質問，未曾將此數項所以不能並為一談之理由，及各項中贊同者何項，不贊同者何項，一一說明。但云：「對於《新青年》記者所設問題，以為過於籠統，不能完全作答。」《東方》記者之答詞，如此籠統；則《新青年》記者，未免大失所望。

　　（3）民權自由立憲共和與功利主義，在形式上雖非一物；而二者在近世文明上同時產生，其相互關係之深，應為稍有歐洲文明史之常識者所同認也；所謂民權，所謂自由，莫不以國法上人民之權利為其的解，為之保障。立憲共和，倘不建築于國民權利之上，尚有何價值可言？此所以歐洲學者或稱憲法為國民權利之證券也。不圖《東方》記者，一則曰：「歐美民權自由立憲共和之說，非功利主義所能賅括；吾國人之為此，則後於功利主義。」再則曰：「夫批評功利主義之民權自由，非反對民權自由，批評功利主義之立憲共和，非反對立憲共和。」是明明分別功利主義之民權自由立憲共和，與非功利主義之民權自由立憲共和為二矣。以記者之淺學寡聞，誠不知非功利主義之民權自由立憲共和果為何物也。《東方》記者以應試做官之讀書及金錢運動之選舉，比諸功利主義之民權自由立憲共和，斯亦過於設解功利主義，擬不於倫矣。《東方》記者謂可以邏輯之理審察之，則所謂邏輯者，其《東方》記者自己發明之形式邏輯乎？否則應試做官之讀書，乃讀書者腐敗思想；金錢運動之選舉，乃選舉中違法行為；功利主義之所謂權利主張，所謂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等，乃民權自由立憲共和中重要條件；若舉前二者以喻後者，為之例證，訴謂因明與邏輯，得謂為不謬于事實之喻與例證乎？

　　（4）通常所謂功利主義，皆指狹義而言；《東方》記者之所非難者，亦即此物，此不待鄭重聲明者也。惟廣狹乃比較之詞，最廣與最狹，至於何度，是固不易言也。餘固徹頭徹尾頌揚功利主義者，原無廣狹之見存。蓋自最狹以至最廣，其問所涵之事相雖殊，而所謂功利主義則一也。《東方》記者所排斥之功利主義，與餘所頌揚者雖雲廣狹不同；即至最狹，亦不至與其相反之負面同一意義。但在與其負面相反以上，雖最狹之功利主義，與《東方》記者所排斥者同一內包外延，餘亦頌揚之。蓋以功利主義無論狹至何度，倘不能證明其顯然為反對之罪害事實，無人能排斥之也。倘排斥之，自不能不立於與其相反之地位。《東方》記者乃不謂此推論為然，且設一例證云：「凡反對圖利之人，即贊成謀害者；凡反對貪功之人，即贊成犯罪者。」此推論果合乎否乎？餘則以此不足為非反對功利主義，即贊成罪害主義之證明。蓋以功利主義與圖利貪功，本非一物；若以惡意言之（既以其人謀利貪功而反對之，必其為不應謀而謀，不應貪而貪之惡方面也），且與功利主義為相反之負面。審是，則圖利與謀害，貪功與犯罪，同屬惡的方面，而無正負之分，固不能謂反對其一者必贊成其一；若夫功利主義之與罪害主義，為相反之正負兩面，反對其一者為贊成其一，不容兩取或兩舍也。《東方》記者，以此例證批評記者推論之不合，合前條所舉之例證觀之，得發見其有一公同之誤點。其誤點為何？即《東方》記者不明功利主義之真價值，及其在歐美文明史上之成跡；誤以貪鄙，不法苟且，勢利之物視之；其千差萬錯，皆導源於此。《東方》記者，倘亦自承之乎？

　　（5）自根本言之，學術無所謂高深；其未普及之時，習之者少，乃比較的覺其高深耳。且今日柏格森之哲學，可謂高深矣；乃其在大學公開之演講，往各國遊行之演講，聽眾率逾千人；販夫走卒，亦得而與焉。此非高深亦可普及之例乎？況《東方》記者以高深學術為教育文化中心之說，記者本不反對。特以其專重高深之學，而蔑視普及教育，遂不無懷疑耳。明言「教育普及而廉價出版物日眾，不特無益學術，反足以害之。」此非謂教育普及廉價出版物日眾，為有害學術之事乎？謂為有害學術，非反對而何耶？不圖《東方》記者複遁其詞曰「所謂廉價出版物之有害學術者，自指勃氏所言之書報及坊肆中誨盜誨淫之書而言。」夫誨盜誨淫之書，與廉價出版非同一物，與教育普及更毫無關係。今反對誨盜誨淫之書，不知以何緣因而歸罪於廉價出版？更不知以何因緣而歸罪有教育普及？《東方》記者倘承認其因噎廢食之推論為不謬，最好再歸罪於蒼頡之造字。《東方》記者強不承認明說「教育普及，廉價出版物日眾，有害學術」，為反對教育普及之言，已覺可怪；複設一相類之例以自證曰：「民國成立而定期出版物日多，言論荒謬，如某日報之鼓吹某事，雜誌之主張某說。」云云。則此例中所指為言論荒謬者，自然指某日報某雜誌而言。若以此例所言為「反對民國，反對出版物，以定期出版物為荒謬。」果當乎否乎？！

　　余以為《東方》記者此等例證，只益自陷於謬誤而已，未見其能自辨也。此例之文倘改曰：「自民國成立以來，定期出版物日眾，其中佳者固多，惟言論荒謬如某日報之鼓吹某事，某雜誌之主張某說。」此不過泛論當時出版界之現象，或無語病之可言；因其所謂荒謬者，乃專指某日報某雜誌而言，與民國成立而定期出版物日多，不生因果聯帶之關係也。今《東方》記者所設之例，其本意之反對民國反對定期出版物與否不必論；第據其例詞，顯然以民國成立而定期出版物日多為之因，以某日報某雜誌之言論荒謬為之果；二者打成一片，未嘗分別其詞，雖欲謂之非反對民國非反對定期出版物而不可得也。以此比證前例，亦以教育普及而廉價出版物日眾為之因，以有害學術為之果，雖欲謂之非反對教育普及而不可得也。倘易其詞曰：「教育普及而廉價出版物日眾，學術因以發展；惟若勃氏所言之書報及坊肆中誨盜誨淫之書，則不特無益學術，反足以害之。」使《東方》記者如此分別言之，不使誨盜誨淫有害學術之書，與教育普及廉價出版發生因果聯帶之關係，雖欲謂之反對教育普及而亦不可得也。

　　（6）學術之發展，固有分析與綜合二種方向，互嬗遞變，以赴進化之途。此二種方向，前者多屬科學方面，後者屬哲學方面，皆得謂之進步，不得以孰為進步孰為退步也。此綜合的發展，乃綜合眾學以成一家之言；與學術思想之統一，決非一物。所謂學術思想之統一者，乃黜百家而獨尊一說，如中國漢後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歐洲中世獨揚宗教遏抑學術，是也。易詞言之，即獨尊一家言，視為文明之中心，視為文化之結晶體，視為天經地義，視為國粹，視為國是；有與之立異者，即目為異端邪說，即目為非聖無法，即目為破壞學術思想之統一，即目為混亂矛盾龐雜糾紛，即目為國是之喪失，即目為精神界之破產，即目為人心迷亂。此種學術思想之統一，其為惡異好同之專制，其為學術思想自由發展之障礙，乃現代稍有常識者之公言，非餘一人獨得之見解也。

　　《東方》記者之所謂分化，當指異說爭鳴之學風，而非謂分析的發展；所謂統整，當指學術思想之統一，而非謂綜合的發展；使此觀察為不誤，則征諸歷史，訴之常識，但見分析與綜合，在學術發展上有相互促進之功；而不見分化與統整，在進化規範上有調劑相成之事。倘強曰有之，而不能告人以例證，則亦無征不信而已。反之統整（即學術思想之統一）之為害于進化也，可於中土漢後獨尊儒術，歐洲中世獨揚宗教征之。乃《東方》記者反稱有分化而無統整，不能謂之進步；且徵引「中國晚周時代，及歐洲文藝復興以後之文明，分化雖盛而失其統整，遂現混亂矛盾之象」以為例證。夫晚周為吾國文明史上最盛時代，與歐洲近代文明之超越前世，當非餘一人之私言。不圖《東方》記者因其學術思想不統一也，竟以「混亂矛盾」四字抹殺之；且明言以晚周與漢、魏、唐、宋比較其文明，不能謂其彼善於此；誠石破天驚，出人意表矣。即以漢、魏、唐、宋而論，一切宗教思想文學美術，莫不帶佛、道二家之彩色；否則純粹儒家統一，更無特殊之文化可言。蓋文化之為物，每以立異複雜分化而興隆，以尚同單純統整而衰退；征之中外歷史，莫不同然，《東方》記者之所見，奈何正與歷史之事實相反耶？《東方》記者又云：「至於文明之統整，思想之統一，決非如歐洲黑暗時代之禁遏學術，阻礙文化之謂，亦非附和雷同之謂。」按歐洲中世所以稱為黑暗者無他，以其禁遏學術阻礙文化故。其所以禁遏學術阻礙文化者亦無他，乃以求文明之統整思想之統一故。夫統一與黑暗，皆比較之詞；黑暗之處，乃以統一之度為正比例；一雲統一，即與黑暗為鄰，歐洲中世特其最甚者耳。《東方》記者倘不以歐洲黑暗時代之禁遏學術，阻礙文化為然，亦當深思其故也。《東方》記者以「孔子之集大成，孟子之拒邪說，皆致力於統整者」為高；複以「後世大儒亦大都紹述前聞未聞獨創異說」為貴；此非附和雷同而何？此非以人間思想界為留聲機器而何？《東方》記者意謂：吾人在西洋學說尚未輸入之時，本有聖經賢傳名教綱常之統一的國是；今以西洋學說之輸入，乃陷於混亂矛盾，乃至國是喪失，乃至精神界破產；遂至希此「強有力主義，果能壓倒一切主義主張，以暫定一時之局」。此非禁遏學術阻礙文化而何？

　　《東方》記者一面言：「吾人不宜僅以保守為能事。」「西洋學說之輸入，夙為吾人所歡迎。」「盡力輸入西洋學說。」一面乃謂：「西洋在中古以前，宗教上之戰爭與虐殺，史不絕書；其紛雜而不能統一，自古已然。文藝復興以後，思想益複自由；持獨到之見以風靡一世者，如盧騷、達爾文等，代有其人；而集眾說之長，立群倫之鵠者，則絕少概見。」（記者按：西洋學者，若康德、孔特、盧騷、達爾文、斯賓塞之流，莫不集眾說以成一家言，為世宗仰；只以其族尊疑尚異，貴自由獨到，不欲獨定一尊，以阻礙學術思想之自由發展，故其新陳代起，日益美備。《東方》記者乃以其不獨定一尊，謂為立群倫之鵠者絕少概見，其病在不細察文化之實質如何，妄以思想統一與否定優劣，不知適得其反也。）又謂：「吾人今日在迷途中之救濟，決不能希望於自外輸入之西洋文明，而當希望於亡國固有之文明，此為吾人所深信不疑者。蓋產生西洋文明之西洋人，方自陷於混亂矛盾之中，而亟亟有待於救濟；吾人乃希望藉西洋文明以救濟吾人，斯真問道於盲矣。西洋人之思想，為希臘思想與希伯來（猶太）思想之雜合而成；希臘思想，本不統一；斯篤克派與伊壁鳩魯派，互相反對；其後為希伯來思想所壓倒。文藝復興以後，希伯來思想又被希臘思想破壞；而此等哲學思想，又被近世之科學思想所破壞；今日種種雜多之主義主張，皆為破壞以後之斷片，不能得其貫串聯絡之法，乃各持其斷片，欲藉以貫徹全體，因而生出無數之障礙。故西洋人於物質上雖獲成功，得致富強之效，而其精神上之煩悶殊甚。」（按：《東方》記者所非難之西洋文明，皆在中古以前及文藝復興以後，殆以其思想不統一之故乎？獨思想統一之中古時代，則未及之。不知《東方》記者之所謂宗教上之戰爭與虐殺，正以正教統一，力排自由思想之異端，造成中古黑暗時代耳；此非中古以前文藝復興以後之所有也。）似此一迎一拒，即油滑官僚應付請托者之言，亦未必有此巧妙也。若此等「戰爭與虐殺」之文明，「自陷於混亂矛盾」之文明，「破壞以後之斷片」之文明，致「精神上煩悶」之文明，《東方》記者明知其不足為「吾人今日在迷途中之救濟」，乃偏欲盡力輸入而歡迎之；是直引虎自殺耳，豈止「問道於盲」已耶？《東方》記者其狂易耶？不然，明知「此等主義主張之輸入，直與猩紅熱梅毒等之輸入無異」。何苦又主張盡力輸入而歡迎之？不更使吾思想界混亂矛盾不能統一，使吾精神界破產，使吾國是喪失耶？是則愚不能明也。

　　若云：「西洋之種種主義主張，驟聞之，似有與吾固有文明絕相鑿枘者；然會而通之，則其主義主張，往往為吾固有文明之一局部，擴大而精詳之者」耶？若假定此等「丙種自大派」（見本志第五卷第五號五一六頁第十三行）之附會穿鑿為不謬，則《東方》記者所詛咒西洋文明之惡名詞，皆可加諸吾固有文明之上矣。既認定其為吾固有文明之一部，且擴大而精詳之，又何獨以其在西洋而詛咒之耶？若云：「盡力輸入西洋學說，使其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耶？將輸入其同者而融合之乎？使其所謂同者為非同，則附會穿鑿耳；使其所謂同者為真同，則盡力輸入為駢枝，為多事。將輸入其異者而融合之乎？則異者終不能合，適足以使吾人思想界增其混亂矛盾之度，非所以挽回國是之喪失，精神界之破產，而為吾人迷途中救濟之道也。無已，惟有仍遵《東方》記者「不希望於自外輸入西洋文明」之本懷，且用「強力壓倒一切主義主張」之方法，使吾國數千年統整之文明不至搖動；則《東方》記者之主張，方為盛水不漏也。

　　《東方》記者又謂：「民視民聽，民貴君輕，伊古以來之政治原理，本以民主主義為基礎。政體雖改而政治原理不變；故以君道臣節名教綱常為基礎之固有文明，與現時之國體，融合而會通之，乃為統整文明之所有事。」嗚呼！是何言耶？夫西洋之民主主義（Democray）乃以人民為主體，林肯所謂由民（by people）而非為民（for people）者，是也。所謂民視民聽、民貴君輕，所謂民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遺之家產）為本位。此等仁民愛民為民之民本主義，民本主義，乃日本人用以影射民主主義者也。其或徑用西文Dcemocoaracy，而未敢公言民主者，回避其政府之干涉耳。皆自根本上取消國民之人格，而與以人民為主體，由民主主義之民主政治，絕非一物。倘由《東方》記者之說，政體雖改而政治原理不變；則仍以古時之民本主義為現代之民主主義，是所謂蒙馬以虎皮耳，換湯不換藥耳。毋怪乎今日之中國，名為共和而實不至也。即以今日名共和而實不至之國體而論，亦與君道臣節名教綱常，絕無融合會通之餘地。蓋國體既改共和，無君矣，何謂君道？無臣矣，何謂臣節？無君臣矣，何謂君為臣綱？如何融合，如何會通，敢請《東方》記者進而教之，毋再以籠統貪混之言以自遁也。若帝制派嚴複「大總統即君」之謬說，乃為袁氏謀叛之先聲；今無欲自稱帝之人，《東方》記者諒不至襲用嚴說，重為天下笑歟！

　　就歷史上評論中國之文明，固屬世界文明之一部分，而非其全體。儒家又屬中國文明之一部分，而非其全體。所謂君道臣節，名教綱常，不過儒家之主要部分而亦非其全體。此種過去之事實，無論何人，均難加以否定也。至若《東方》記者所謂：《新青年》于「共和政體之下，不許人言固有文明中有君道臣節名教綱常諸大端」，又雲「固有文明中有君道臣節名教綱常諸大端，乃已往之事實，非新青年記者所得而取消。已往之事實既不能取消則不能禁人之記憶之稱述之」，斯可謂支吾之遁詞也矣。吾人不滿於古之文明者，乃以其不足支配今之社會耳，不能謂其在古代無相當之價值；更不能謂古代本無其事，並事實而否認之也。不但共和政體之下，即將來竟至無政府時代，亦不能取消過去歷史中有君道臣節名教綱常及其他種種黑暗之事實。若《東方》記者之所雲，匪獨前次質問中無此言，即全部《新青年》亦未嘗有此謬說。前次質問中所謂：共和政體之下，君道臣節名教綱常，當作何解者；乃以《東方》記者力言非統整己國固有君道臣節名教綱常之文明，不足以救濟精神界之破產，不足以救濟國是之喪失，不足以救濟國家之滅亡。然若實行以強力壓倒一切主義主張，恢復君道臣節名教綱常，以圖思想之統整，以救國家之滅亡；則無君臣之現行制度，不知將以何法處之？疑不能明，是以為問。非謂吾固有文明中無君道臣節名教綱常，而欲取消歷史上已行之事實，禁人記憶之稱述之也。《東方》記者所謂焚書坑儒；所謂前清專制官吏，動輒以大逆不道謀為不軌之罪名，壓迫言論；此正君道臣節名教綱常時代以強力壓倒一切主義主張者之所為；而混亂矛盾之共和時代，或不至此。公等倘欲享言論自由之權利而惡壓迫，慎毋反對混亂矛盾之西洋文明，慎毋夢想思想統整，而欲以強力壓倒一切主義主張以自縛束也。

　　（7）《東方》記者所謂「原文明言強有力主義之不能壓倒一切反足釀亂」。今細檢原文，未見有此。有之則所謂「特恐其輾轉於極短縮之週期中，愈陷吾人於杌臬彷徨之境耳」。於表示歡迎之下，緊接此詞；蓋惟恐其壽命不長，未能壓倒一切為憾；固非根本反對強力主義，謂為足以釀亂也。其他極力讚揚之詞則曰：

　　強有力主義者，……即以強力壓倒一切主義主張之謂。當是非淆亂之時，快刀斬亂麻，亦不失為痛快之舉。……古之人有行之者，秦始皇是也。百家競起，異說爭鳴；戰國時代之情狀，殆與今無異；焚書坑儒之暴舉，雖非今日所能重演；而如此極端之強有力主義，實令後世之人，有望塵勿及之歎。今日之歐洲，又與我之戰國相似，乃有德意志主義出現。……無所謂正，無所謂義，惟以強力貫徹者，斯為正義。……秦始皇主義，德意志主義，與我國現時政治界中一部分之強有力（當指段內閣而言）主義，實先後同揆。……秦始皇主義，在我國已經實驗；雖獲成功，不旋踵而歿；……然中國統一之局，漢室四百年之治，亦未始非始皇開之。德意志主義，正在試驗時代，成敗尚不能預料。吾人就歷史上推測強力主義之效果，則當文治疲敝是非淆亂之時，強力主義出，而糾紛自解。……故我國之強有力主義，果能壓倒一切主義主張，以暫定一時之局，則吾人亦未始不歡迎之。

　　《東方》記者眼中之戰國時代及歐洲現代之文明，皆百家競起，異說爭鳴，是非淆亂之文明也：頗希望強有力者，出其快刀斷麻之手段，壓倒一切主義主張，以定於一。此言也，《東方》記者固筆之於書，諒非《新青年》記者推想之誤；其是非可否，請讀者加以論斷，餘則不欲多言矣。若餘之所感者，乃《東方》記者所崇拜，所夢想，所稱為「痛快之舉」、「望塵勿及」、「糾紛自解」、「吾人未始不歡迎之」——之三種強力主義——其一秦始皇主義，固可以開漢室四百年統一之江山，頌其功德；其他二種強力主義，均已成敗昭然，效果共睹；——坐令是非淆亂之今日，無有能快刀斷麻，壓倒一切，以定時局，以解糾紛者；吾知《東方》記者對於德帝威廉及段內閣，當揮無限同情之熱淚也歟。

　　《工藝雜誌》序文中所云：「雖周孔複生亦將無所措手。」固屬述其當年之感想；而後文對於自給自足之工藝，則仍謂亟宜提倡，未見取消前說；謂為反面文字，亦未得當。

　　（8）所謂夢囈者，乃指《中西文明之評判》之著者日人而言。蓋自歐戰以來，科學、社會、政治，無一不有突飛之進步；乃謂為歐洲文明之權威，大生疑念。此非夢囈而何？正以此事乃稍有常識者之所周知，而況《東方》記者之博學方聞，寧不識此，故未詳加事理上之詰責耳。何謂反唇相譏耶？

　　（9）辜氏《春秋》大義主旨在尊王，並以非難歐洲人之倫理觀念也。台裡烏司氏亦謂歐洲文化，不合於倫理之用，而稱許辜氏所主張之二千五百年以來之倫理為正當，是非崇拜君權而何耶？《東方》記者譯錄其說而稱許之，故敢以辜氏倫理上之主張為正當與否為問。此何謂羅織？

　　（10）辜氏謂中國人不潔之癖，為中國人重精神而不注意於物質之一佐證。夫注意物質則潔，注重精神則不潔；獨重精神者可與不潔為緣，重物質者則否。是以中國人以重精神故，致有不潔之癖，致有種種臭惡之生活；豈非精神之為物，我使中國人不潔至此哉？餘是以有精神為何等不潔之物之歎也。

　　此外，若前次質問中之（5）、（6）、（7）、（13）、（14）、（15）等條，及（9）條中之第四項與第七項之前半段，並乞明白賜教；倘仍以「不暇一一作答」六字了之，不如一字不答也。

　　此中最要之點，務求賜答者，即：

　　（一）自西洋混亂矛盾文明輸入，破壞吾國固有文明中之君道臣節名教綱常，遂至國是喪失精神界破產國家將致滅亡。

　　（二）今日吾人迷途中之救濟，非保守君道臣節名教綱常之固有文明不可。

　　（三）欲保守此固有文明，非廢無君臣之共和制不可。倘廢君臣大倫，便不能保守君道臣節名教綱常，便不能救濟國是喪失，精神界破產，國家滅亡。

　　此推論倘有誤乎否耶？

　　署名：陳獨秀

　　《新青年》第六卷第二號

　　1919年2月15日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