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給戴季陶的一封信

給戴季陶的一封信

　　季陶先生：

　　自國民黨改組以後，排除共產派的運動，不曾一日停止過：這個運動的最初期代表人物，要算謝惠生先生和馮自由先生；其次便是馬素和鄧家彥兩位先生；最近便輪到你季陶先生了。我現在把你列在他們一起，你必定不服，並且我也承認你的知識和行為都非他們可比；不過你關於排除共產派的根本理論和批評共產派的態度，實與他們無甚出入。單在這一點，就可以把你列在他們一起。邵元沖先生稱你在《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這部書所說的道理，至今沒有人說過，沒有人這樣明明白白地說他個透闢無遺，這完全不是事實。你所持排除共產派的根本理論和批評共產派的態度，你若細細檢查馮自由等從前印行的《護黨報》及一些攻擊共產黨的小冊子，你便知道不是你的新發明，他們早已都說過了。同是一樣的理論與態度，出於別人便是搗亂，出於著書能文的戴季陶先生，便說是「他在政治的負責地位所應該發表的」，世界上似乎無此道理吧！

　　戴季陶先生！你所寫的《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那本小冊中，錯誤的見解非常之多，如敘述中國民族文化之消失，如三民主義的帝國主義觀等，現在且不討論這些，只就你所持排除共產派的根本理論及批評共產派的態度，簡單的和你談談。

　　在理論方面：

　　你及你們的根本錯誤，乃是只看見民族爭鬥的需要而不看見階級爭鬥的需要。這句話我或者不曾說錯，因為前幾天你和我面談時，也承認我們爭辯的中心就是階級爭鬥這一問題。現在你在這本小冊中也說：「看明白我們非得到國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甚麼問題都無從說起。」「大家如果不把中國國家和民族的真實的需要認清楚，單是一時的盲進，……」「我的心目中，只有一個中國國家和民族的需要。」你們這種簡單的思想淺薄的觀察，真是荀子批評墨子的話「只見其齊不見其歧」，也就是所謂「讀歷史只讀一段講道理只講一半」了。我們乃是唯物史觀論者，決不是空想家，因此我們不但不否認中國民族爭鬥的需要，而且深感這個需要異常迫切，並且在事實上可以證明我們在民族爭鬥中的努力，不見得比你所謂單純的國民黨黨員更少（你說我們「爭得一個唯物史觀，打破了一個國民革命，……這才真是害了空想病」。照你這幾句話，確實你還不知道唯物史觀是怎麼一回事，便信口批評。信口批評，乃是政客攻擊敵党的態度，而為真實的學術界所不許呵！）；可是若因為要完成國家和民族的需要，便抹殺階級爭鬥的需要，以為這是「一味的盲進」，那便是一個極大的錯誤。這種錯誤觀念，不但抹殺了階級的利益，並且使民族爭鬥之進行要受極大的損失。誠然，不只戴季陶先生你一人，我知道有許多人，都以為民族爭鬥最好是各階級聯合的爭鬥，若同時不停止階級爭鬥，這種矛盾政策，豈不要破壞各階級的聯合戰線麼？

　　在形式邏輯上看起來，民族爭鬥和階級爭鬥同時並行，乃是一個矛盾的現象；但在事實邏輯（即辯證邏輯）上看起來，世間一切真理，都包含在變動不居的矛盾事實之中，不但事實是真理，矛盾的事實更是真理。中山先生說：「解決社會問題，要用事實做基礎，不能專用學理的推論做方法。」這話真正不錯。我們不但不能否認中國現社會已經有比前代更劇烈的階級爭鬥這個事實，也並不能否認中國民族爭鬥中需要發展階級爭鬥這個矛盾的事實。你開口閉口說我們空想，不顧事實，不認清國家和民族的真實需要，我現在正要和你談談事實和真實需要，絕不談什麼空的理論，看看到底誰是空想，誰是不顧事實。你說「我們非得到國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甚麼問題都無從說起。」這幾句話是對的。可是這裡有一個重要問題，乃是用什麼力量才可以達到我們國家自由民族平等之目的，若是不能解答這個實際問題，單是懷著得到國家自由民族平等的空想，便是只有目的而無方法，只望結果而不知造因了。

　　我們究竟用什麼力量才可以達到國家自由民族平等呢？這一問題，乃是中國國民革命各種問題中第一個重要的實際問題。用國民的力量嗎？用全民的力量嗎？這種籠統話，在討論實際問題時，當然不應該說，當然只能說用國民中一大部分革命的民眾之力量。在中國那些部分民眾的力量是革命的呢？年來革命運動的各種事實已經答覆了這個間題：在廣東沙面、商團、東江楊劉諸役，工農階級的民眾是革命的呢？還是大商地主階級是革命的？在此次五卅運動中，為國家民族利益而奮鬥的而犧牲的，是上海、香港、廣州、漢口、青島、天津、南京的工人呢？還是這些地方的商人？漢口、天津、青島商會向軍閥告密，破壞愛國運動，各省商會破壞排貨運動，在民族運動上又是甚麼意義？以上這些事實已明白告訴我們：在民族爭鬥中實有階級爭鬥之必要。這是因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經濟命脈，大半操諸外國資本帝國主義之手，國內軍閥又從而破壞之，在國民革命未有相當的成功以前，只有因緣帝國主義及封建軍閥而生存的大商買辦階級和地主階級，民族的資產階級在客觀上很難發展。

　　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決不會有歐洲式的資產階級革命實現出來（這是辛亥革命未能完成之大原因）。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民革命之成功，當以工農群眾的力量之發展與集中為正比例；而工農群眾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利害而從事階級的組織與爭鬥，才能夠發展與集中。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張停止階級爭鬥，便是破壞民族爭鬥之主要的力量。因此，我們便應該認識，階級爭鬥即在國民革命運動中也是必要的，不可把他和社會革命、勞農專政、實行共產並為一談。再者，在國民革命運動中我們若不否認有他民族援助的必要，我們便應該看清他民族中究竟是何階級真能援助我們；在此次五卅運動中，德國、俄國、英國、法國、日本的無產階級及共產黨是如何不約而同的對我們表示熱烈的同情，德、法等國的資產階級及其政黨是如何不約而同的誣衊我們訕笑我們。因此，我們可以看出現代民族運動和階級運動之天然的密切關係。這一點中山先生看得最清楚，所以他堅決的主張中國共產黨黨員可以跨國民黨及和世界無產階級的政黨接近。

　　在你們或者要說，你們也不否認工農群眾在國民革命中的力量，並且主張要擁護工農群眾的利益，才能使他們為國民革命而奮鬥；可是只宜立在國民最大多數幸福的見地上擁護工農的利益，不能立在階級爭鬥的見地上面。其實你們若當真在行動上擁護工農群眾的利益，便自然要形成階級爭鬥；若只是把擁護工農利益這個口號寫在論文上黨綱上，當作一種不兌現的支票不去實行，那麼自然不會有贊成階級爭鬥的嫌疑，而同時卻也不能夠得到工農群眾的瞭解。這是因為群眾只有為具體的切身利益爭鬥而信仰某一政黨，是不會為抽象的主義而信仰的。

　　或者你們又可以說，你們擁護工農群眾的利益，不一定取爭鬥的形式，而可以仁愛之心感動資產階級使之尊重工農群眾的利益。這簡直是欺騙工農群眾的鬼話！廠主以仁愛之心待工人，地主以仁愛之心待佃農，這是百年難遇的傳奇材料，一個實際爭鬥的政黨，如何採用這樣幻想的策略？「仁愛之心」這件東西，如果能夠解決世界上實際利害上的衝突問題，那麼，便可拿他感動清室讓權于漢人；也可以拿他感動北洋軍閥尊重民權；也可以拿他感動帝國主義者解放弱小民族，由他們自動廢棄一切不平等條約。——如此仁愛之道大行，一切被壓迫者之革命爭鬥都用不著，都等是「一味的盲進」了。這種話若出諸欺騙群眾的牧師之口，則絲毫不足為奇；既是一個革命黨員，即便萬分不應該鈔襲他們這種謬論！

　　或者你們又可以說，國民黨應該代表各階級的利益而爭鬥，如何能夠只代表工農階級的利益，而不顧資產階級的利益呢？不錯國民黨不是一階級的黨，當然要代表各階級的利益；可是國民黨是應該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利益向外國帝國主義爭鬥，如收回關稅主權等，而不應該代表資產階級向窮苦的工農群眾爭鬥呵！在對外謀民族解放對內謀政治自由這些運動上，固然是全國民的需要，尤其直接是資產階級的需要；中國資產階級為了這些需要，不但應該贊助國民黨，並且不得不贊成各階級聯合的國民革命運動，如果他們不是反革命的買辦階級。

　　你們或者又可以說，在革命運動中固然不能免階級爭鬥的事實，即或者至有階級爭鬥的需要；然而在國民黨的理論組織上，如果階級爭鬥說在國民黨中盛行起來，如何能使國民黨的理想統一組織強固呢？你所謂「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團結不固」，諒必也是此義。解答此義，可分數層：

　　第一、國民黨的政治理想，似乎不應該離開革命運動中社會的事實需要。前幾天你也曾對我說，你決非反對階級爭鬥這個事實，因為立在國民黨地位乃不便主張之，若立在共產黨地位，自然也要主張階級爭鬥。其實政黨的政治理想與政策應該建立在社會的事實需要之上，而社會的事實需要決沒有建立在政黨的理想與政策之上的道理；階級爭鬥若果是一種社會的事實需要，國民黨亦應主張之，若非社會的事實需要，即共產黨亦不應主張之。

　　第二、凡是一個社團之形成，必有他的理想共同點，就是他的利害共同點，為之維繫，你所認共信，也不外此物。國民黨的共信，只有對外謀民族解放，對內謀政治自由，換句話說，就是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三民主義若僅僅是一抽象名詞，也可以做國民黨的共信，倘加以具體的解釋，便不能成為公信，因為具體的解釋三民主義，不能免階級的公同見地；無產階級的階級爭鬥說若不能做國民黨的共信，資產階級的勞資調協說也不能做國民黨的共信，因為國民黨不是一階級的黨。

　　第三、中國國民黨既非一階級的黨，而是各階級聯合的黨，那麼，於共信（即共同利害所產生的政治理想共同點）之外，便應該有別信（即各別階級利害所產生的政治理想各別點）存在。若以為這別信存在有害於黨的理想統一與組織強固，主張全黨只許有一個共信，不許有別信存在，這分明是想把全黨中各階級的分子成為某一階級化。可是這個野心的企圖，在現時的中國國民黨中，頗難實現，因為在他的組成分子之數量上質量上，都沒有那一階級的群眾能夠站在絕對主體地位，使黨中他階級的分子自然與之同化。你慨歎鄧家彥等右派「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其實不是他們個人本性難移，乃是他們所代表的階級，階級性難移呵！無產階級的分子之本性難移也是一樣。

　　此外只有改造党的組織分子，由多階級的而為一階級的之一法；你或者現在已有此企圖，一面斥右派為反革命為腐敗分子公然主張淘汰他們，一面斥共產派是寄生政策，是不能完全信仰三民主義的異端，提議學從前奧匈國的組織，質之即是黨外的合作，使中國國民黨自己有自己的組織理論和策略，都完全自成統系。所謂自成統系，不用說是一面向右排斥反革命，一面向左排斥共產派。在右派（代表官僚及地主買辦階級）與共產派（代表工農階級）之間，左右開刀，中峰特起，自然是立在民族的資產階級地位。你所號召的單純的國民黨，至少也是促現在各階級混合的黨改變到資產階級一階級的黨的過程。你如果真有這個企圖，在理論上我們當然不必反對，因為政黨隨著階級分化而演進，本應該是這樣；在階級壯大而分化劇烈的國家，不但資產階級的政黨和無產階級的政黨截然分開，即資產階級中，大資產階級的政黨和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政黨還要分開，大資產階級中，又分工業、商業、農業、銀行資本等各派的政黨。然而在事實上，我們以為你這個企圖，現在或者還失之稍早。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最初往往都只發生象中國國民黨這樣多階級的政黨，這種特殊現象，正由社會階級分化之背景使然，因為政黨是社會階級之反映，不是個人的理想可以造成的。中國近代之階級分化，同盟會自始即代表中小資產階級（內地學生、華僑商人）、無產階級（華僑工人）及遊民無產階級（秘密會黨）和官僑〔僚〕買辦階級（保皇、進步、研究這一派人）對抗；其次便是同盟會改為國民黨後，加入了許多代表官僚、地主、買辦階級的分子，隨後這些分子，又三次脫離國民黨而與國民黨對抗！前二次是因為國民黨的首領要貫徹三民主義的革命，脫離出去政學會一派和聯省自治一派，最後一次是因為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派之加入，他們又脫離出去一大批，即是所謂國民黨同志俱樂部。他們三次脫離後，國民黨中代表官僚、地主、買辦階級的分子，現在差不多快肅清了；所剩下的中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分子，是不是也要分化呢？

　　我們以為這種分化，現在還稍早一點。一是因為無產階級和中小資產階級之間的衝突，還沒象和官僚、地主、買辦階級之間的衝突那樣利害；一是因為散漫的中小資產階級，要想集中起來，形成一個民族的資產階級，組成一個代表他單一階級的政黨（你所號召的單純的國民黨），諒必肯承認是代表單一階級的黨，你並且還主張這單純的國民黨仍須容納工農民眾，擁護他們的利益，在形式上似乎不是單一階級的政黨；其實某一政黨之屬某一階級，是以代表某一階級的利益為標準，不能嚴格的以組成分子為標準。你所號召的單純的國民黨，所謂完全自成統系的理論，是以國家和民族的需要為中心，一面排斥官僚買辦階級派之反革命，一面排斥無產階級派之階級爭鬥說，代以勞資調協說，以仁愛說欺騙工農群眾，使他們安心盡那無權利的義務，為資產階級的民族運動犧牲，這顯然是各國民族的資產階級政黨之共同的理論，並不是你季陶先生所特創的。世界在這個理論下的政黨很多，他們每每號稱國民黨，其實都只是一個民族的資產階級的黨，因為實際上他是代表自己單一階級利益的，誰也不能相信這是目前可能的事實，你只要看現在的資產階級在民族運動中所表現的態度就明白了。

　　這裡有一個根本原因：民族的資產階級之形成，是以本國的工業發展為主要條件；本國的工業發展，又以停止內亂、關稅自主為主要條件；這豈是目前可能的事？你覺得向右固不好，向左也不好，可惜中間沒有多大地方容你立足；凡是一個代表階級的党，必須有根本階級的民眾做立足基礎，全靠他階級分子來同化，是不行的；目前還沒有一個民族的資產階級，如何能夠組成一個代表他單一階級的政黨？事實上不可能而勉強使他分化，其結果，所謂單純的國民黨，其質量上或者比較現在單純，組織上也比現在方便，可是在數量上，在行動上，都比現在要大大減色，這豈不是目前的革命運動中革命勢力統一之一大損失？

　　你若細細考慮以上這些事實，便不會感覺到排除共產派是中國國民黨內目前的緊要問題。

　　在態度方面：

　　你及你們的根本錯誤，乃是以為共產派加入國民黨，不是促進國民黨而是陰謀破壞國民黨。你在《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那本小冊中，在理論上事實上，指摘我們的話很多，此處不便具談，只擇你指摘我們陰謀破壞的部分，加以負責的答辯。

　　（一）你說我們：「只借中國國民黨的軀殼，發展自己組織。」你又說我們：「只儘量在中國國民黨當中擴張C.P.或C.Y.的組織，並且盡力的使非C.P.非C.Y.的黨員，失卻訓練工作的餘地」。我不知你這些話從何說起？在理論上，C.P.和C.Y.之發展，須以有階級覺悟並真能實際參加階級爭鬥的分子為合格，決不是隨便在國民黨員中可以擴張的；如果像你所說，未必能夠破壞國民黨，實際卻是破壞C.P.和C.Y.。在事實上，據我所知，年來由國民黨員加入C.P.的很少很少，比較C.P.加入國民黨的大約不及百分之二，比較由C.P.介紹加入國民黨的大約不及千分之五，究竟是國民黨幫助C.P.發展，還是C.P.幫助國民黨發展呢？至於說到我們盡力的使非C.P.非C.Y.的黨員，失卻訓練工作的餘地，你未曾舉出事實，我們不知你何所指；我們只不懂得，我們有何權力能夠使非C.P.非C.Y.的國民黨員得著失卻訓練的工作的餘地？

　　（二）你說我們：「這一次在選舉中所用的手段，所取的態度，很像要想一舉便把非C.P.的排乾淨。」在理論上，一黨中各派選舉競爭，不一定是壞現象，大家對於選舉冷淡，反不是好現象。在事實上，我們因為他〔改〕組工作忙迫，于國民黨代表大會及省黨部選舉運動，都無暇特別注意，或者有點抱歉。至於說想一舉把非C.P.的排乾淨，在事實上這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嗎？請你就近查看蘇、浙兩省當選的分子是怎樣！

　　（三）你說我們：「只單純的利用國民黨政治的保護力和經濟的維持力，擴張自己的生命。」除廣東以外，我們不知這國民黨在何處有政治的保護力？如果說在帝國主義者反動軍閥勢力之下，國民黨不至和C.P.同受壓迫，並且對於C.P.還有政治的保護力，恐怕這不是國民黨名譽的事！至於說經濟的維持力，我們更不懂解了，我現在負責向社會聲明：中國共產黨各級黨部向來不曾和中國國民黨發生過經濟的關係！

　　（四）你說我們：用「縱橫家的手腕」，「挑撥，想使蔣介石同志和許汝為同志衝突……他們從中擴張勢力」。提起這件事，使我十分沉痛！當時蔣、許兩先生的意見衝突，已有長久的事實，並且其衝突還要發展到他們兩人以外；我們以為這種衝突會使廣州政府根本搖動，這實是中國革命運動一極大損失，因此想你能盡力調解這種衝突。這種內部衝突，實是革命政府一個生死關頭，你實有能夠調解的資格，卻不披髮纓冠而往救，很悠遊的坐在上海著書，已經不是革命家的態度了。不但如此，我向你報告這種衝突的危機，你閉著眼睛硬否認事實！你不悟掩蔽事實是無用的，反說是我們想挑撥蔣、許衝突，於中取利。此時中國只有僅少可用做革命的軍事勢力，因此，我們即對於由北方軍閥勢力蛻化出來的國民軍，尚且不願其內部有衝突事發生，何況是國民黨的軍隊。如果有人挑撥許、蔣衝突，這不僅是損害國民黨，簡直是破壞中國的革命勢力，簡直是為英國和張作霖工作，簡直是反革命的行為，你說他是縱橫家的手腕，還未免太過客氣了！至於我們一些不肯掩蔽事實的公開批評，你都看做是挑撥離間，這是由於你們以為我們加入國民黨是陰謀破壞國民黨之根本觀念所致。

　　（五）你說我們：「絕對不許單純的國民黨員加入工人運動。如果在工人運動的同僚當中，發現出一個單純的國民黨員，便不惜運用種種的手段去誣衊他，破壞他，務必要使這一個人不能立足而後已。這一件事的證據已經發現得不少了。」這些不少的證據，你不曾舉出一個來，我們視為憾事！若是指在北方的張德惠、楊德甫、諶小岑和上海工團聯合會一班人，還是不舉出來的好，免得所謂單純的國民黨員在工人群眾中喪失信用。可是我們絕對沒有權力不許這班人加入工人運動，你應該知道香港和廣州的工會領袖大多數都是單純的國民黨員。

　　此外我還有兩件事要忠告你：

　　（一）當年康梁輩反對同盟會的革命說，大呼革命共和足以召瓜分亡國的話來嚇人；現在你反對階級爭鬥說，也大呼「使國民吃不必要的痛苦，負無所得的犧牲，那就真可憐極了」、「把青年的思想化成僵石」、「不能不替中國悲傷」等話來嚇人，真可以不必。康、梁輩以為君主立憲盡可達到政治改造之目的，主張共和革命者，何嘗不是使國民吃不必要的痛苦，負無所得的犧牲呢？

　　（二）邵元沖先生說：「一個團體必須有一種傳統慣例或習慣，存在于團體成員的意識中……新團體員的加入，第一要緊是承認傳統慣例和習慣。」這幾句話或者道著了國民黨改組後內部糾紛之真正原因。改組以前，國民黨的傳統慣例和習慣究竟怎麼？然而你又深歎舊黨員們「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似乎你對於黨的舊有慣例和習慣，也懷著多少反叛思想。戴季陶先生！我也知道必有許多人要利用你的著作，做反動宣傳。你不應只恨他們利用你的著作，你須仔細想想你這個著作為甚麼能夠為反動派利用，對於這一點，你須深加省惕！

　　十四年八月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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