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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曹禺

  應上海電影製版廠的邀約,我與萬方改編《日出》為電影劇本。我想在這裡說幾句話。

  多少年來,《日出》這個劇本,我總以為是1935年寫的。最近問了巴金同志,才知是1936年寫的。那年6月在巴金、靳以主編的《文學月刊》上,刊登第一幕。每月一幕,連續刊載了四個月。每到月半,靳以便來信催稿,象寫連續小說一樣,接到信便日夜趕寫,寫一幕登一幕,後來居然成為一本整戲。

  當時寫得很順暢,不感到如何困難。動筆之前,有一個簡略的大綱,心中早已醞釀著幾個熟悉的人物。這些人物,在上的橫暴荒淫,在下的受盡壓榨,許多殘酷的事實使我思索,使我憤怒。使我覺得必須打倒這個惡鬼當道的舊社會。我年輕,確實不懂革命的道理。我無能為力,只有寫戲暴露它,公之於眾,抨擊它。我只想砸碎這個腐爛的人間,勞苦人才有出路。

  那時,我不明白那種人吃人的社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必然產物。我只痛苦地感覺到這座箍得人透不出氣的人間地獄,必須粉碎。在《日出》劇本的跋中,我引用一句古文「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我詛咒舊世界,象要嘶喊出血來。我發誓,情願隨這座牢獄的滅亡,自己與之共埋葬,不願這個暗無天日的世界繼續存在。

  寫《日出》之前,最早從心裡發作的話是:「太陽出來了,黑暗留在後面,但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睡」就是長睡不起,這個「我們」,出自陳白露口中,指的是那鬼蜮社會的操縱者和他們的殉葬人。我想,如果有這一天,象太陽升起似的,新的社會出現了,我將是如何狂喜,如何擁抱它,如何珍視它、保衛它!」

  新中國終於站起來了。人民不再受壓迫,人民在搏鬥中,取到幸福的現在和將來。這個勝利,是千百萬人民在党的領導下戰鬥得來的,是無數先烈為堅持真理流血犧牲得來的。我愛今天的中國,愛明日的中國,真誠地相信祖國有更光明的前途。

  然而過去的苦日子是不能忘記的。認識了,理解了往日慘痛的歷史,使我們更有決心為今天的好日子奮發圖強,為來日的美好河山戰鬥不止。

  因此,把這個劇本改編成電影,使更多的現眾,尤其是青年,看一看過去被踐踏的勞苦人民,過著如何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日子,是一件應該做的事。

  在改編為電影腳本的過程中,我仿佛又經過一次可憎恨的噩夢。同時,也感到無窮的喜悅,這場噩夢畢竟過去了,永不復返了。

  改編使我逐漸回憶起更多、更遠的往事。這個電影劇本把當時的社會寫得豐富一些了,廣闊一些了。舞臺,作為表現的工具,無論怎樣運用,究竟有一定的限制,不如電影靈活,那樣變化萬千,可以「呼風喚雨」,可以「撒豆成兵」。電影的天地確是廣袤無邊的。話劇《日出》有四幕和兩個場景緊緊地箍著,在這裡面。我擠進許多事與人。如今,變成電影本子,就感到鬆動多了。從前我在朦朧的意識中想到過卻沒有地方寫進去的,現在可以由我從容地展現出來。自然,任何表現的藝術都有它一定的限制,電影也不例外。它也有它獨特的規律與知識,這種基本知識的作用大約就是要「電影化」。

  從一個舞臺劇本一躍而為電影本並不是原來所想的那樣容易。要「電影化」,也有個轉化的過程,不是畫個圈、就成一張面孔,點個點、就是一個活潑的蝌蚪那樣簡單。我反復想了多次,突破原來的舊框子,把舞臺本的《日出》變為電影本的《日出》,倒是用了一些功夫。

  這裡要說明的,陳白露這個人物似乎比以前豐滿了,占的篇幅多了,其餘人物保存下來,又加了兩三個角色。有些場面比較熱鬧,其中必然有各色各樣的人物形象,那只好留待電影導演來勾勒、描寫,我覺得無須在劇本上囉嗦。再有,就是劇本的夯歌,我改了一句,把原來的「要想吃飯,可得做工」,改為「往下砸啊,咱們弟兄!」當然,還有不少的改動,也可以說不少地方重新寫過了。我多少可以肯定的,就是這些新寫的戲,仍是根據我當時的生活知識。可見改編工作,也需要充實的生活。

  有兩個朋友讀完了這個電影本子,他們都說它是個新創作,儘管主題未動,但與原來劇本的面目不相同了。他們對我說的話總是真誠的、坦率的、客觀的。我也就認為這個本子不是照貓畫虎,不是擺弄一點陳舊的玩意兒,冒充新貨了。

  我仿佛又進了一個天地。這個天地是新的,是亮堂的,是充滿陽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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