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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狗包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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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多月前,我還在北京,聽人講起一位藝術家的事情,我記得其中一個故事是講藝術家和狗的。據說藝術家住在一個不太大的城市裡,隔壁人家養了小狗,它和藝術家相處很好,藝術家常常用吃的東西款待它。「文革」期間,城裡發生了從未見過的武鬥,藝術家害怕起來,就逃到別處躲了一段時期。後來他回來了,大概是給人揪回來的,說他「裡通外國」,是個反革命,批他,鬥他。他不承認,就痛打,拳打腳踢,棍棒齊下,不但頭破血流,一條腿也給打斷了。批鬥結束,他走不動,讓專政隊拖著他遊街示眾,衣服撕破了,滿身是血和泥土,口裡發出呻喚。認識的人看見半死不活的他,都掉開頭去。 忽然一隻小狗從人叢中跑出來,非常高興地朝著他奔去。它親熱地叫著,撲到他跟前,到處聞聞,用舌頭舔舔,用腳爪在他的身上撫摸。別人趕它走,用腳踢,拿棒打,都沒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邊。最後專政隊用大棒打斷了小狗的後腿,它發出幾聲哀叫,痛苦地拖著傷殘的身子走開了。地上添了血跡,藝術家的破衣上留下幾處狗爪印。藝術家給關了幾年才放出來,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買幾斤肉去看望那只小狗。鄰居告訴他,那天狗給打壞以後,回到家裡什麼也不吃,哀叫了三天就死了。 聽了這個故事,我又想起我曾經養過的那條小狗。是的,我也養過狗。那是一九五九年的事情。當時一位熟人給調到北京工作,要將全家遷去,想把他養的小狗送給我,因為我家裡有一塊草地,適合養狗的條件。我答應了,我的兒子也很高興。狗來了,是一條日本種的黃毛小狗,乾乾淨淨,而且有一種本領:它有什麼要求時就立起身子,把兩隻前腳並在一起不停地作揖。這本領不是我那位朋友訓練出來的。它還有一位瑞典舊主人,關於他我毫無所知。他離開上海回國,把小狗送給接受房屋租賃權的人,小狗就歸了我的朋友。小狗來的時候有一個外國名字,它的譯音是「斯包弟」。我們簡化了這個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們家待了七年,同我們一家人處得很好。它不咬人,見到陌生人,在大門口吠一陣,我們一聲叫喚,它就跑開了。夜晚籬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過,它聽見某種聲音就會朝著籬笆又跑又叫,叫聲的確有點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幾聲就安靜了。它在院子裡和草地上的時候多些,有時我們在客廳裡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會進來作幾個揖,討糖果吃,引起客人發笑。日本朋友對它更感興趣,有一次大概在一九六三年或者以後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訊社到我家來拍電視片,就拍攝了包弟的鏡頭。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訪問上海,來我家作客,對日本產的包弟非常喜歡,她說她在東京家中也養了狗。兩年以後,她再到北京參加亞非作家緊急會議,看見我她就問:「您的小狗怎樣?」聽我說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愛人蕭珊也喜歡包弟。在三年困難時期,我們每次到文化俱樂部吃飯,她總要向服務員討一點骨頭回去喂包弟。 一九六二年我們夫婦帶著孩子在廣州過了春節,回到上海,聽妹妹們說,我們在廣州的時候,睡房門緊閉,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門口等候我們出來。它天天這樣,從不厭倦。它看見我們回來,特別是看到蕭珊,不住地搖頭擺尾,那種高興、親熱的樣子,現在想起來我還很感動,仿佛又聽見由起女士的問話:「您的小狗怎樣?」 「您的小狗怎樣?」倘使我能夠再見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會拿同樣的一句話問我。她的關心是不會減少的。然而我已經沒有小狗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紅衛兵開始上街抄「四舊」的時候,包弟變成了我們家的一個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時常打門大喊大嚷,說是要殺小狗。聽見包弟尖聲吠叫,我就膽戰心驚,害怕這種叫聲會把抄「四舊」的紅衛兵引到我家裡來。 當時我已經處於半靠邊的狀態,傍晚我們在院子裡乘涼,孩子們都勸我把包弟送走,我請我的大妹妹設法。可是在這時節誰願意接受這樣的禮物呢?據說只好送給醫院由科研人員拿來做實驗用,我們不願意。以前看見包弟作揖,我就想笑,這些天我在機關學習後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討東西吃,我卻暗暗地流淚。 形勢越來越緊。我們隔壁住著一位年老的工商業者,原先是某工廠的老闆,住屋是他自己修建的,同我的院子只隔了一道竹籬。有人到他家去抄「四舊」了。隔壁人家的一動一靜,我們聽得清清楚楚,從籬笆縫裡也看得見一些情況。這個晚上附近小孩幾次打門捉小狗,幸而包弟不曾出來亂叫,也沒有給捉了去。這是我六十多年來第一次看見抄家,人們拿著東西進進出出,一些人在大聲叱駡,有人摔破罎罎罐罐。這情景實在可怕。十多天來我就睡不好覺,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蕭珊談起包弟的事情,我們最後決定把包弟送到醫院去,交給我的大妹妹去辦。 包弟送走後,我下班回家,聽不見狗叫聲,看不見包弟向我作揖、跟著我進屋,我反而感到輕鬆,真有一種甩掉包袱的感覺。但是在我吞了兩片眠爾通、上床許久還不能入睡的時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來想去,我又覺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麼,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現的不是搖頭擺尾、連連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給割開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僅是小狗包弟,連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護一條小狗,我感到羞恥;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諒自己!我就這樣可恥地開始了十年潔劫中逆來順受的苦難生活。一方面責備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讓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墮入地獄。我自己終於也變成了包弟,沒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運。…… 整整十三年零五個月過去了。我仍然住在這所樓房裡,每天清早我在院子裡散步,腳下是一片衰草,竹籬笆換成了無縫的磚牆。隔壁房屋裡增加了幾戶新主人,高高牆壁上多開了兩扇窗,有時倒下一點垃圾。當初剛搭起的葡萄架給蟲蛀後早已塌下來掃掉,連葡萄藤也被挖走了。右面角上卻添了一個大化糞池,是從緊靠著的五層樓公寓裡遷過來的。少掉了好幾株花,多了幾棵不開花的樹。我想念過去同我一起散步的人,在綠草如茵的時節,她常常彎著身子,或者坐在地上拔除雜草,在午飯前後她有時逗著包弟玩。……我好像做了一場大夢。滿園的創傷使我的心仿佛又給放在油鍋裡熬煎。 這樣的熬煎是不會有終結的,除非我給自己過去十年的苦難生活作了總結,還清了心靈上的欠債。這絕不是容易的事。那麼我今後的日子不會是好過的吧。但是那十年我也活過來了。 即使在「說謊成風」的時期,人對自己也不會講假話,何況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說:我懷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1980年1月4日 (選自巴金《隨想錄》,北京三聯書店1987年版,原載《芳草》1982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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