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裡斯托夫(158)_羅曼·羅蘭

一五八

　　▼第二章

　　巴黎的藝術在思想的熔爐中冶煉，克裡斯托夫看得越來越清楚，印象越來越強烈，他不能不看到女人在這個國際社會佔有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女人的地位高得過分，高得荒謬。她不滿足于做男人的伴侶。她甚至不滿足於男女平等。她為男人制定的第一條法律就是男人必須使她快活。而男人居然唯命是聽。一個民族老化了，就會放棄意志、信仰、生存的理由，把一切都交到尋歡作樂的女人手中。男人做事；女人造人——如果她們不像當時的法國女人一樣也做事的話——其實，與其說她們做事，不如說她們壞事更恰當。當然，不朽的女性永遠會鼓舞優秀的男性向上，但對平庸的男性和消沉的時代說來，有人說得不錯，也有另外一種不朽的女性會把男性拉下地獄。這另一種女性主宰了男性的思想，成了共和國的君主。

　　經過西爾伐·高恩的介紹，克裡斯托夫在巴黎一些「紗籠」裡演奏過鋼琴，受到了歡迎，他也好奇地觀察著巴黎女人。像大多數外國人一樣，他根據他見過的兩三種典型女人，毫不客氣地對法國女人作了概括的描寫：年紀不大，身材不高，氣色不好，腰身很軟，頭髮染過，頭大帽子大，和身體不成比例；眉清目秀，有點浮腫；鼻子長得好，但千篇一律，沒有個性；眼睛張開，但不生氣勃勃，雖然總想睜得越大越好，總想顯得神采奕奕；嘴唇線條好看，談吐自如；下巴豐滿；臉的下半部分洩露了這些美人的物質欲望，雖然情場鉤心鬥角，也不能不照顧家務，料理日常生活。美麗，並不天生高人一等。

　　在這些風流人物身上，幾乎都聞得到墮落了的中產階級氣息，或者是由於階級傳統，自甘墮落，她們謹慎小心，精打細算，冷漠無情，講究實際，自私自利，過著可憐的生活。但追求享受，與其說是感官上需要，不如說是思想上好奇。意志很強，但是品質不高。穿著講究，一舉一動，習慣已成自然。她們用手掌或手背輕巧地摸摸頭髮，碰碰梳子，坐的地方總是對著或近或遠的鏡子，可以顧盼自得，也可以觀察別人，在宴會上或茶會上，她們最感興趣的，是隨便從銀光閃閃的咖啡壺上、刀子上、勺子上看到自己的麗影。她們嚴格控制餐桌上的飲食：只喝水，不吃有損于皮膚白嫩的菜。

　　在克裡斯托夫的交際圈中，猶太女人占了相當大的比重，雖然他從見到於蒂思·曼海姆以後，對猶太女人就不存什麼幻想了。西爾伐·高恩把他帶到幾個猶太人的「紗籠」裡，他照例得到了聰明人的賞識，因為聰明人總是愛聰明的。克裡斯托夫在宴會上見到了銀行家、工程師、報館老闆、國際間的經紀人、販賣黑奴的船長——都是共和國的事業家。他們頭腦清楚，精力充沛，臉上掛著微笑，並不關心別人，感情外露，性格內向。克裡斯托夫感到在這豐盛的宴席上擺滿的酒肉和鮮花之間，在周圍坐著的一本正經的面孔下面，隱藏著多少過去和未來的罪惡。男人幾乎都不好看。

　　女人總的說來，顯得光豔照人，但是不能近看，大多數女人的線條或膚色都經不起仔細推敲。她們的外表光華燦爛，看起來生活相當好，美麗的肩膀像鮮花一樣在露天下開放，光彩奪目，不管是天生麗質還是陋質，她們都能點石成金，誘惑男人落入陷阱。在有些女人身上，一個藝術家會發現古羅馬的典型美人，不是尼羅大帝、就是哈特裡安大帝時代的尤物。還有一些威尼斯派畫家筆下的面孔，表情富有肉感，胖墩墩的下巴，緊緊和脖子連在一起，美得會使人獸性發作。

　　另外一些女人有濃密的鬈髮，火熱得逼人的眼睛，人家會以為她們精明能幹，斬釘截鐵，敢作敢當，比別的女人更像男人，其實女人味十足。在這一夥女人當中，偶爾也會漏出個把超凡脫俗的側影。她的眉目之間流露出一股純潔之氣，顯得比羅馬時期還更古老，一直要上溯到《聖經》時代，似乎可以嘗到沉靜中的詩味，沙漠中的和諧。但等克裡斯托夫走過去聽她和別的女人談話時，才發現她也不過是一個巴黎的猶太女人，和別的女人一樣，甚至比巴黎女人還更巴黎化，更加做作，更不純潔，說起壞話來面不改色，用聖母的眼睛看透了男人的靈和肉。

　　克裡斯托夫在人堆中走來走去，覺得話不投機半句多。男人談起打獵來那麼兇狠，談起愛情來那麼無情，只有談到金錢才顯得十拿九穩，冷嘲熱諷。他們在吸煙室打聽行情。克裡斯托夫聽他們談到一個在女人圈子裡討生活、翻領紐孔裡別著玫瑰徽章的美男子，裝出過分討好的樣子用沉悶的聲音說：「怎麼！他又逍遙自在了？」

　　在「紗籠」的一個角落裡，兩個女人在談一個青年女明星和一個社交名媛的戀愛故事。有時也有音樂演奏會。女主人就請克裡斯托夫彈琴。還有女詩人氣喘吁吁，汗流浹背，用世界末日來臨的腔調，高聲朗誦蘇利·普呂東和奧古斯特·陶興的詩。一個大名鼎鼎的蹩腳演員在神聖的風琴伴奏之下，一本正經地朗讀一首《神秘的敘事曲》。音樂和詩都太不成話，聽得克裡斯托夫難受。但羅馬女人卻心花怒放，露出了一嘴牙齒。還演了易蔔生的戲劇。那是一個偉人和社會棟樑鬥爭的下場！結果大家卻只一笑了之。

　　然後，他們以為理所當然應該東拉西扯地談談藝術了。這真叫人噁心。尤其是女人居然要大談易蔔生、瓦格納、托爾斯泰，目的不過是勾勾搭搭，獻獻殷勤，不是無聊，就是愚蠢。問題一談到這方面，簡直一發不可收拾。這好像是傳染病。一定得聽銀行家、經紀人、黑人販子對藝術的看法。克裡斯托夫想避免答話，轉移話題，但沒有用，人家咬住不放，一定要同他談音樂，談高雅的詩。柏遼茲說得不錯：「這些人用字從容不迫，就像在談酒色財氣一樣。」

　　一個精神病醫生在一個易卜生的女主角身上，看出了他的一個病人，不過病人更傻而已。一個工程師很有把握地說：《玩偶之家》裡最值得同情的人物是丈夫而不是妻子。那個蹩腳戲子——就是那個大名鼎鼎的喜劇演員——激動得結結巴巴地發表了他對尼采和卡萊爾的深刻意見；他對克裡斯托夫說：他一看西班牙畫家范拉士葛——當時畫壇的上帝——的畫，「不禁淚流滿臉」。然而，他又推心置腹——當然一直是對克裡斯托夫——說：無論他把藝術看得多麼高，他看得更高的還是人生的藝術，是行動，如果問他在生活中想演哪個角色，那他一定會選中鐵血宰相俾斯麥。有時，他們中間出現了一個所謂的才子。

　　但談話的水平並沒有顯然提高。克裡斯托夫把他們的虛名下實際上說過的話記了一筆賬。他發現他們往往什麼也沒說，只是令人捉摸不透地微微一笑；他們是靠名聲過活的，不肯拿名聲來冒險。他們沒有價值觀念，一切不分高下。某人是個莎士比亞。某人是個莫裡哀。或者某人成了耶穌基督。他們把易蔔生和小仲馬比，把托爾斯泰和喬治·桑比；當然，這是為了表示法國什麼人才都有。一般說來，他們不懂任何外國語文。但這對他們並無損失。聽眾也不在乎他們說的是真是假！重要的是說得有趣，要儘量迎合民族的自尊心。外國人只好受點委屈——除了當時的偶像，如格裡格，瓦格納，尼采，高爾基，或是鄧南遮。但偶像的日子也長不了，總有一天要扔進垃圾箱的。

　　目前的偶像是貝多芬。貝多芬——誰想得到？——居然成了走紅的人。至少在上流社會和文人圈子裡走紅，因為音樂家立刻根據平衡的原則請他靠邊站了，這是法國藝術的趣味。你要知道一個法國人的想法，那還得知道他鄰居的想法，因為他不是隨聲附和，就是有意抬杠，唱對臺戲。一看到貝多芬風行一時，一些自命不凡的音樂家就開始認為他不夠超凡脫俗；他們總要走在輿論前面，不肯人云亦云；與其亦步亦趨，還不如背道而馳。於是，他們就把貝多芬說成是個老聾子，只會粗聲粗氣，大叫大喊；有些人還自以為是，說他也許是個正人君子，但作為音樂家那就捧得太高了——這些低級下流的玩笑話使克裡斯托夫倒胃口。上流社會的熱心讚揚也不能令人滿意。

　　假如貝多芬這時來到巴黎，他一定會被捧上樂壇的王座，但可惜的是，他已經死了一個世紀。他能風行一時，與其說是靠了他的音樂，不如說是他傳奇色彩的生活給多愁善感的傳記作家說得無人不知了。他獅吼般粗野的面目已經成了小說中的人物。有些女人對他大發慈悲，漏出口風，假如她們早認識了他，他就不會這樣不幸了，她們敢於慷慨獻身，因為她們分明知道這樣說沒有什麼危險，貝多芬不會要她們說到做到，這個老好人對世界已經沒有任何要求了——因此，演奏能手，樂隊指揮，戲院經理，都脫帽鞠躬，對他表示敬意，同時又作為貝多芬的代表，接受聽眾對他表示的敬意。派頭大、票價高的紀念音樂會使上流社會有機會表現他們的慷慨大方——偶爾他們還能發現貝多芬的交響曲。委員會組織起來了，有演員，有上流人士，有半流子，有共和國派來主持藝術節的政客，他們宣佈要為貝多芬立紀念碑；在委員名單上，除了幾個掩護別人過關的好人之外，都是些社會渣滓，假如貝多芬還活著，他們卻會把他踩在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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