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利斯朵夫(298)_羅曼·羅蘭

二九八

　　「好孩子！」克利斯朵夫回答。「哎！誰不跟你一樣想呢？看到一個駝子，我的脊樑就覺得不舒服。我們不能不演喜劇，可不應當由我們去寫喜劇。」

　　有人相信將來會有個公平合理的社會，克利斯朵夫可決不為這種夢想著迷。他的平民式的頭腦，認為將來仍舊逃不出過去的一套。奧裡維指摘他說：

　　「倘若人家關於藝術問題跟你說這種話，你不要跳起來嗎？」

　　「也許。總之我只懂得藝術。你也是的。我素來不信那般談外行事情的人。」

　　奧裡維也同樣不信任這等人。兩位朋友甚至過於懷疑，老是跟政治離得遠遠的。奧裡維不免有點兒慚愧的承認他從來沒使用過選舉權，十年以來沒有向市政府領過選民登記表。他說：

　　「幹麼要去參加一出我明知毫無意義的喜劇呢？選舉嗎？選誰？那些候選人對我全是陌生的，我也說不上看中哪一個。而且我敢斷定，他們一朝被選出了，都立刻會背棄他們的主張。監督他們嗎？逼他們盡責嗎？那不過是白白糟蹋我的生活。我既沒時間，也沒精力；既沒有辯才，也沒有不擇手段的勇氣和不討厭行動的心情。所以還不如放棄權利。我可以受罪，至少我沒有參加罪行！」

　　但他儘管把事情看得這樣清楚，儘管厭惡政治上一切應有的手法，仍舊對革命抱著虛幻的希望。他明知道虛幻，可並不放棄希望。這個神秘的現象是從種族來的。奧裡維的民族是西方最愛破壞的民族，為了建設而破壞，也為了破壞而建設的民族，——它跟思想賭博，跟人生賭博，老是推翻一切，預備從頭做起，拿自己的血作賭注。

　　克利斯朵夫並沒這種遺傳的救世精神。他的濃厚的日耳曼氣息不相信革命的作用。他認為世界是沒法改造的，大家只是搬弄一些理論，說一大套空話罷了。他說：

　　「我用不著掀起革命——或是長篇大論的討論革命——來證明我的力量。我更用不著像那些青年一樣，推翻政府來擁立一個君王，或是立什麼救國委員會來保衛我。這算證明一個人的力量嗎？那才怪了！我會保衛自己的。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我喜歡必不可少的秩序，也尊重統治宇宙的規律。可是我跟這個規律之間用不到中間人。我的意志會發號施令，同時也知道服從。你們滿嘴都是先哲的至理名言，那末該記得你們的高乃依說過：『只要我一個人就夠了！』你們希望有一個主宰，就表示你們軟弱無用。力是和光明一樣的，只有瞎子才會否認！你們得做個強者，心平氣和的，不用理論，不用暴行；那時候，所有的弱者都會像植物向著太陽一般的向著你們……」

　　他儘管說不能為了討論政治而浪費時間，實際上並不真的那樣不關心。在藝術家立場上，他也受到社會騷動的影響。因為一時沒有熱情鼓動他，他便彷徨四顧，問自己究竟是為誰工作。看到現代藝術的那般可憐的顧客，身心交憊的優秀分子，存著玩票心理的布爾喬亞，他不由得想道：「為這些人工作有什麼意思呢？」

　　當然，思想高雅，博學多聞，懂得個中甘苦，能夠賞識新奇，賞識古拙的情趣——（那跟新奇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的人，並非沒有。但他們厭倦一切，靈智的成分太多而生命力太少，以為藝術是虛空的；他們只對音響的或思想的遊戲感到興趣；而多數還得為世俗的事分心，為無數不必要的事耗費精神。要他們接觸到藝術的核心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認為藝術不是血肉構成的，只是舞文弄墨的玩藝兒。

　　他們的批評家造成了一種理論，證明他們的沒有能力擺脫玩票作風是對的。即使有幾個人還有相當的彈性，對於強烈的和絃能夠發生共鳴，可沒有力量消受；他們在人生舞臺上已經殘廢了：不是神經病就是癱瘓。藝術在這個病院中間又能做些什麼呢？——可是在現代社會裡，藝術根本沒法擺脫這些變態的人：他們有的是金錢和報紙；唯有他們才能使一個藝術家活下去。所以藝術家非受羞辱不可，不得不在交際晚會中拿出他披露肝膽的藝術，充滿了內心生活的秘密的音樂，給一般趨時的群眾和厭倦不堪的知識分子作娛樂，——更確切的說，是給他們解悶，或者是讓他們有些新的煩悶。

　　克利斯朵夫尋訪真正的群眾，相信人生的情緒和藝術的情緒都是真實的、能夠以新鮮的心情來接受的群眾。他暗中受著大家所預告的新社會——平民——吸引。因為想起了童年的事，想起了高脫弗烈特和一般微賤的人，啟示他深邃的生命的，或是和他一同享受神聖的音樂的人，他便相信真正的朋友是在這方面。像多少天真的青年一樣，他想著一些大眾藝術的計劃，什麼平民音樂會，平民劇院，內容他也不大說得清。他希望革命可能讓藝術有個更新的機會，以為社會運動使他感到興趣的就只有這一點。其實他是騙騙自己：像他那麼元氣充足的人，決不能不受當時最有活力的行動吸引。

　　他最瞧不上眼的是布爾喬亞的理論家。這一類的樹所生的果實往往是乾癟的；所有生命的精華都凍結了，變了空洞的觀念。克利斯朵夫對這些觀念是不加區別的。他無所偏好，便是他自己的主張一朝凝結為一種學說之後，他也不再愛好。他存著瞧不起的心理，既不理會那些擁護強權的理論家，也不理會奉承弱者的理論家。在無論什麼喜劇裡，愛發議論的角色是最不討好的。觀眾不但更喜歡值得同情的人，甚至覺得串反派的角兒也不像他那末可厭。

　　在這一點上，克利斯朵夫跟群眾的心理完全相同，認為呶呶不休的談論社會問題只能教人起膩。但他很好玩的打量著別人，打量著那些相信的人和願意相信的人，受騙的和但求受騙的人，以劫掠為業的海賊，和生來給人剪毛的綿羊。對於像胖子加奈一般有些可笑的老實人，他很寬容。他們的庸俗不至於使他感到像奧裡維那樣的難堪。他對無論什麼角色都用一種親熱而含譏帶諷的心情看著，自以為跟他們所演的戲毫不相干，並沒覺得他慢慢的已經參加進去。他自以為只是一個旁觀者，看著狂風吹過。殊不知狂風已經吹到他的身上，把他帶著走了。

　　這出社會劇可以說戲中有戲。知識分子演的那一部分是穿插在喜劇中的喜劇，民眾不愛看的。正戲乃是民眾演的。旁人既不容易看清情節，連民眾自己也不大明白。出乎意外的變化在那個戲裡只有更多。

　　說白當然多於行動。不論是布爾喬亞還是平民，所有的法國人都是盡多盡少的話吞得下的，正如盡多盡少的麵包都吃得下。但大家吃的不是同樣的麵包。有為細巧的味覺用的高級的語言，也有為塞飽餓鬼的肚子用的更富滋養的語言。即使字面相同，捏造的方式確不一樣；味道，香氣，意義，都各個不同。

　　奧裡維第一次參加一個民眾集會的時候，嘗到這一類的麵包，覺得毫無胃口；食物梗在喉頭咽不下去。思想的平凡，措詞的單調和野蠻，空洞的濫調，幼稚的邏輯，抽象的理論和亂七八糟的事實，好比做壞了的芥末醬，只能使奧裡維作嘔。一方面是用字不恰當，另一方面還沒有平民談吐中那點兒生動的趣味。那完全是一批報紙上的字彙，褪色的服裝，從布爾喬亞的修辭學舊貨店中撿得來的。說話的繁瑣尤其使奧裡維駭怪。

　　他可忘了文字的簡潔不是天然的，而是修煉出來的，由上層階級琢磨出來的。大都市里的平民決不能單純，老是喜歡尋找纖巧而複雜的辭藻。奧裡維不懂這些浮誇的話對聽眾所能發生的影響。在這方面，他完全不得其門而入。我們把別個種族的語言叫做外國語。殊不知在同一個種族裡，語言的種類幾乎跟社會的階層一樣的多。唯有為人數有限的上層階級，語言才是幾世紀的經驗的結晶；為其餘的人，它只代表他們自身的和他們的集團的經驗。那些被優秀分子用舊了、摒棄了的字，仿佛是一所空屋子，從優秀分子遷出以後，又搬進了新人物。你要願意認識主人，就得走進屋子。

　　克利斯朵夫便是這麼辦了。

　　他和工人們發生關係是由一個在國家鐵路上辦事的鄰居介紹的。那鄰居四十五歲，個子矮小，未老先衰，頭髮都禿了，眼睛陷得很深，腮幫癟縮，彎彎的鼻子挺大，嘴巴的長相顯得人很聰明，畸形的耳朵，邊上的肉裂成了幾片：他渾身上下都是衰敗的模樣。他叫做阿西特·高蒂哀，不是平民出身，而是中等的、清白的布爾喬亞，家裡為了教育這個獨子，把一份薄產花光了還沒有能完成他的學業。很年輕的時候，他謀到了一個國家機關的差事，那在貧窮的中產階級眼裡是救星，其實是死亡，——是活埋。一朝進去之後，再也出不來了。他又犯了一樁錯誤——（那是現代社會的許多錯誤之一），——愛上一個美麗的女工，結了婚，不久她就露出鄙俗不堪的本性。她替他生了三個孩子。當然他得養活這一家幾口。

　　這個聰明而一心想進修的男人被貧窮困住了，覺得心中有些潛伏的力量被生活的艱難窒息了，卻又不甘屈服。他從來不得清靜：當著會計處的職員，整天消磨在機械的工作裡；一起辦公的都是又俗氣又饒舌的同事，講些廢話，罵罵上司，算做對無聊的生活出氣，同時也嘲笑他，因為他不懂得把求知欲在他們面前藏起來。回到家裡，他只看到一個氣味難聞的，醜惡的寓所，和一個吵吵嚷嚷，庸碌之極的女人。她不瞭解他，把他當做懶蟲或瘋子。孩子們一點不像他而像母親。

　　為什麼他得過這種生活呢？這算是公道的嗎？牢騷，痛苦，窮困，無聊的職業，使他從早到晚找不到一小時的光陰來修心養氣，找不到一小時的靜默，他給折磨得力倦神疲，煩躁不堪。為了想忘掉這些，他最近又去接近杯中物，結果更把他斷送完了。——克利斯朵夫看到這個悲劇大為震動：殘缺不全的個性，沒有充分的修養，沒有藝術趣味，但生來是為做些大事業的，現在可是被不幸的遭遇壓倒了。高蒂哀立刻抓住了克利斯朵夫，好似快淹死的弱者碰到了一個游泳健將的手臂。他又喜歡又羡慕克利斯朵夫，帶他去參加群眾集會，見到革命黨裡的某些領袖，那是他為了怨恨社會而結交的。因為想做貴族而沒做成，所以他跟平民混在一起極感痛苦。

　　克利斯朵夫卻比他平民化得多，——尤其因為他並不需要做平民，——對這些集會很感興味。會場上的演說使他覺得好玩。他不像奧裡維那樣感到厭惡，對語言的可笑也並不敏感，認為所有多嘴的傢伙都是半斤八兩。他素來瞧不起高談闊論。但他雖沒費心去瞭解那套辭令，卻在演說家與聽講者的心裡咂摸到說話的音樂。演說家的力量一朝引起了聽講的人的共鳴，立刻增加了百倍。克利斯朵夫先是只注意到前者；他為了好奇，居然結識了幾個演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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