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利斯朵夫(236)_羅曼·羅蘭

二三六

　　「難道一個人非永遠想到死不可嗎？」克利斯朵夫聳聳肩回答。「而且便是死了，也是為自己所愛的人求幸福死的，那豈不勝於束手待斃嗎？」

　　同一層樓上，在五樓那個小一些的公寓裡，住著一個電工，叫做奧貝。——他的不跟鄰居往來可不是他的過失。這個從平民階級中跳出來的人物，決不願意再回到平民階級中去。小個子，帶著病容，腦門的模樣長得狠巴巴的，眼睛上面橫著一條皺襇，目光很有精神，直勾勾的瞧起人來像螺旋一樣尖銳；淡黃色的短髭，有點譏諷意味的嘴巴，語調很低，聲音像蒙著什麼似的；脖子裡裹著圍巾，因為喉嚨老是不舒服，再加上整天抽煙的刺激；行動急躁，頗有害肺病的人的脾氣。他自高自大，喜歡挖苦，嘲弄，滿肚皮的牢騷，骨子裡卻興致很好，浮誇，天真，時時刻刻受著人生的愚弄。

　　他是一個布爾喬亞的私生子，從來沒見過父親，而撫養他的母親又是個教人沒法尊敬的女人：他從小就看到無數淒慘的，下流的事，學過各種手藝，跑過法國許多地方。他千辛萬苦的自修：歷史，哲學，頹廢派的詩，可以說無書不讀；戲劇，畫展，音樂會，時下的潮流可以說無所不知。他對於文學和布爾喬亞思想崇拜得不得了，簡直是入了迷。他腦子裡都是大革命初期使中產階級如醉若狂的那些模糊而熱烈的觀念：相信理智是永遠不會錯的，進步是無窮盡的，——古話說得好：活到老，學到老；——相信幸福不久就會來的，科學是萬能的，相信人即是神，而法蘭西又是人類的先鋒。他反對教會，認為所有的宗教——尤其是基督舊教——都頑固守舊，所有的教士都天生是進步的敵人。

　　社會主義，個人主義，排外主義，在他頭腦裡衝突不已。他精神上是人道主義者，氣質上是專制主義者，事實上是無政府主義者。生性高傲，他知道自己缺少教育，所以說話非常謹慎，儘量吸收別人的話，但不願意請教人家，以為有傷尊嚴。然而不論他多麼聰明伶俐，聰明伶俐究竟不能完全補足他教育的缺陷。他一心想寫作：像許多從來沒下過功夫的法國人一樣，文字倒頗有風格，自己也知道這一點；不幸思想很模糊。他把苦心孤詣寫成的東西拿一部分給一個他崇拜的名記者看，被取笑了一場。經過這次羞辱以後，他對誰都不再提他的工作了，但仍繼續寫作：因為他需要發洩，並且那是他引為驕傲而快樂的事。他對自己一文不值的哲學思想和文章很滿意，以為寫得極有力量。

　　至於挺有意思的現實生活的記載，他倒並不重視。他自命為哲學家，想寫些社會劇和宣傳思想的小說。凡是不能解決的問題，都被他毫不費力的解決了。他到處能發見新大陸，過後又發覺那些新大陸早已由前人發見了，便大失所望，心中很氣，幾乎要抱怨人家給他上當。他愛慕光榮，抱著一腔犧牲的熱忱，因為不知道怎麼應用而痛苦。他的夢想是要成為一個大文豪，廁身于作家之林，以為一個人有了作家的聲望等於超凡入聖一樣。可是他雖然需要對自己抱著種種幻想，他把事情看得很明白，知道自己毫無希望。他至少想生活在布爾喬亞思想的氣氛中；遠望之下，那氣氛是非常光明的。

　　這種無邪的願望害了他，使他覺得為了地位關係不得不跟工人們來往真是難堪極了。既然他竭力想接近的中產社會對他閉門不納，結果他便一個人都不來往。因為這個緣故，克利斯朵夫毫不費事就跟他接近了，並且還得趕快回避：要不然奧貝呆在克利斯朵夫屋子裡的時間，會比呆在他自己屋裡的時間還要多。他能找到一個藝術家談談音樂和戲劇，真是太高興了。但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克利斯朵夫並不感到同樣的興趣：他更喜歡跟一個平民談談平民的事。那可是奧貝不願意談而且是完全隔膜了的。

　　一層一層的往下去，克利斯朵夫和鄰居的關係自然越來越疏遠。要他能踏進四樓的公寓，簡直需要靠一種神奇的魔術才行。——四樓的一邊住著兩個女人，給年深月久的喪事磨得懵懵懂懂了。三十五歲的奚爾曼太太，死了丈夫和女兒之後，跟她年老而虔誠的婆婆杜門不出的住在一起。——四樓的另一邊住著一個神秘的人物，看不出準確的年紀，大概有五六十歲，帶著一個十來歲的小姑娘。他頭髮都禿了，鬍子保養得很好，手長得很細氣，說話很溫和，舉止大方。人家叫他做華德萊先生，說是無政府主義者，革命黨，外國人，但說不清是俄國人還是比國人。

　　其實他是法國北方人，早已不是什麼革命黨，但還保存著過去的聲名。參加過一八七一年的暴動，判了死刑，不知怎麼逃過了，他十多年來走遍了歐洲。在巴黎騷動的時期和以後，在亡命的時期和回來以後，在從前的同志而現在握了政權的人中，在所有的革命黨派中，他看到不知多少的醜事，便退出黨派，心平氣和的守著他清白的、可是一無用處的信念。他書看得很多，也寫些帶點煽動性的書，領導著——（據人家說）——印度和遠東那一帶的無政府運動，從事於世界革命，也從事於同樣含有世界性而意義比較溫和的研究工作：他要創造一種為普及音樂教育用的新的世界語。他跟公寓裡的人都不來往，遇到了僅僅是挺有禮貌的招呼一下。

　　他對克利斯朵夫倒肯說幾句他記載音樂的新方法。但這是克利斯朵夫最不感興趣的：用什麼符號來表示思想，他認為無足重輕；不管是哪一種語言，他都能運用。那位學者可毫不放鬆，又溫和又固執的解釋自己的學說；至於他其餘的事，克利斯朵夫一點都沒法知道。所以在樓梯上碰見他的時候，他只注意那老跟著他的女孩子：她長著淡黃頭髮，藍眼睛，蒼白的臉，血色很不好，側影很難看，身體很嬌，病容滿面，沒有多大表情。他跟大家一樣以為她是華德萊的女兒，其實是個孤兒，父母都是工人階級；華德萊在她四五歲時父母染疫雙亡之後把她抱養過來的。

　　他對一般貧苦的兒童喜愛到極點，那簡直是他的一種神秘的溫情，像梵桑·特·保爾^①的一樣。因為不信任一切官辦的慈善機關，也明白一般慈善團體的內容，所以他的救濟事業是獨自做的，瞞著別人，覺得另有一種愉快。他學了醫，預備幫助人家。有一天他進到街坊上一個工人家裡，看見有人病著，便給他們醫治；他原來有些醫藥常識，此後更設法補充。看到兒童受苦在他是最受不了的。

　　﹛①梵桑·特·保爾為十七世紀時聖者，以救濟孤兒著稱于史。﹜

　　等到他替這些可憐的小生命解除了疾苦，瘦削的臉上重新浮起蒼白的笑容，他才愉快極了，心都化開了。這是他塵世的天堂，而平時受他照顧的人給他的麻煩，他也忘了；因為他們難得感激他。門房的女人看到多少肮髒的腳踏上樓梯，常常氣惱之極，說些尖刻的抱怨的話。房東對於這些窮苦工人——在他眼中就等於無政府黨——的進進出出很不放心，對華德萊嘖有煩言。他想搬家，又捨不得：他有些小地方很古怪，脾氣又溫和又固執，竟不把人家的話放在心上。

　　克利斯朵夫因為喜歡那女孩子，才得到華德萊一點信任。對孩子的愛是他們兩人的共同點。克利斯朵夫每次遇到那小姑娘，心裡總不舒服，覺得她的相貌跟薩皮納的小女兒有些相像。薩皮納不但是他初戀的對象，她那個曇花一現的影子，那種幽靜的風度，至今還藏在他心裡。所以他很關切這個從來不跑不跳，臉色慘白的女孩子：她不大有聲音，也沒有年齡相仿的小朋友，老是孤零零的，靜悄悄的，玩些沒有動作沒有聲響的遊戲，拿著個玩具的娃娃或一塊木頭之類，嘴唇輕輕的動著，自己編些故事。她對人又親熱又冷淡，有點兒生分的和捉摸不定的神氣；但她的義父並沒有覺察，只知道一味的愛她。其實這種生分的和捉摸不定的神氣，便是在我們親生的兒女身上也不免。

　　克利斯朵夫想把工程師的兩個女孩子介紹給她。但哀斯白閑與華德萊雙方都客客氣氣的，堅決的，謝絕了。這些傢伙似乎非活埋自己，各自關在籠裡不可。充其量，他們只能勉強相助；但各人心中還怕人家疑心是他自己要人幫忙；並且雙方的自尊心和困難的境況都不相上下，所以誰也不願意先有表示。

　　三樓上的大公寓差不多永遠空著。房東把它留作自用，可是從來不住的。他以前是個商人，等到財產掙到了預定的數目，就把業務結束了。一年大部分的時間，他都不在巴黎；冬天在東南海濱的一個旅館裡避冬，夏天在諾曼地一個海水浴場上避暑，靠利息過日子，不花什麼大錢，光看著別人的奢華也就滿足了自己的欲望，同時也像那些奢華的人一樣過著空虛無益的生活。

　　貼鄰那個較小的公寓是租給沒有孩子的亞諾夫婦的。丈夫年紀在四十至四十五歲之間，當著中學教員，整天忙著上課，溫課，抄寫，騰不出時間來寫他的博士論文^①，終於放棄了。比他年輕十歲的妻子，人很和氣，極度的怕羞。兩人都很聰明，博學，夫妻感情很好；可是他們一個熟人都沒有，從來不出去走走：丈夫是為的太忙，妻子是為的太閑。但她是個賢德的女人，竭力壓著愁悶，儘量找事做，不是看書，就是替丈夫預備筆記，謄清筆記，補衣服，做自己的衣服帽子。她很想不時去看看戲；可是亞諾沒有興趣：晚上他太累了。於是她也就算了。

　　﹛①法國制度：大學畢業生欲得博士學位，盡可於就業後幾年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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