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利斯朵夫(187)_羅曼·羅蘭

一八七

　　克利斯朵夫的出現也有一定的時間：那是懺悔師的時間。高蘭德當場會變得嚴肅，深思。真像英國的史學家包特萊所說的那種法國少女，在懺悔室裡「把她鎮靜的預備好的題意儘量發揮，眉目清楚，有條有理，凡是要說的話都安排得層次分明」。——懺悔過後，她再拚命的尋歡作樂。白天快完了，她可越來越年輕了。晚上她到戲院去；在場子裡看到幾張永遠不變的臉便是她永遠不變的樂趣；——因為上戲院去的愉快，並不在於戲劇，而是在於認識的演員，在於已經指摘過多少次而再來指摘一次的他們的老毛病。

　　大家跟那些到包廂裡來訪問的熟人講別的包廂裡的人壞話，或是議論女戲子，說扮傻姑娘的角色「聲帶像變了味的芥子醬」，或者說那個高大的女演員衣服穿得「像燈罩一樣」。——再不然是大家去赴晚會；到那兒去的樂趣是炫耀自己，要是自己長得俏的話：——（但要看日子而定；在巴黎，一個人的漂亮是最捉摸不定的；）——還有是把對於人物，裝束，體格的缺陷等等的批評修正一番。真正的談話是完全沒有的。——回家總是很晚。大家都不容易睡覺（這是一天之中最清醒的時間），繞著桌子徘徊，拿一本書翻翻，想起一句話或一個姿勢就自個兒笑笑。無聊透了。苦悶極了。又是睡不著覺。而半夜裡，忽然之間來了個絕望的高潮。

　　克利斯朵夫只看到高蘭德幾個鐘點，對於她的變化也只見到有限的幾種，然而他已經莫名其妙了。他私忖她究竟什麼時候是真誠的，——是永遠真誠的呢還是從來不真誠的。這一點連高蘭德自己也說不上來。她和大多數欲望無所寄託而無從發揮的少女一樣，完全在黑暗裡。她不知道自己是哪種人，因為不知道自己要些什麼，因為她沒嘗試以前，根本無法知道自己要些什麼。於是她依著她的方式去嘗試，希望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冒最小限度的危險，同時摹仿周圍的人物，假借他們的精神。而且她也不急於要選定一種。她對一切都敷衍，預備隨時加以利用。

　　但像克利斯朵夫這樣的一個朋友是不容易對付的，他允許人家不喜歡他，允許人家喜歡他所不敬重甚至瞧不起的人，卻不答應人家把他跟那些人一般看待。各有各的口味，是的；但至少得有一種口味。

　　克利斯朵夫尤其不耐煩的，是高蘭德仿佛挺高興的搜羅了一批他最看不上眼的輕薄少年：都是些令人作嘔的時髦人物，大半是有錢的，總之是有閑的，再不然是在什麼部裡掛個空名的人，——都是一丘之貉。他們全是作家——自以為是作家。在第三共和治下，寫作變了一種神經病，尤其是一種滿足虛榮的懶惰，——在所有的工作中，文人的工作最難檢討，所以最容易哄騙人。他們對於自己偉大的勞作只說幾句很謹慎但是很莊嚴的話。似乎他們深知使命重大，頗有不勝艱巨之慨。

　　最初，克利斯朵夫因為不知道他們的作品和他們的姓名而覺得很窘。他怯生生的打聽了一下，特別想知道大家尊為劇壇重鎮的那一位寫過些什麼。結果，他很詫異的發見，那偉大的劇作家只寫了一幕戲，——還是一部小說的節略，而那部小說又是用一組短篇創作連綴起來的，而且還不能說是短篇，僅僅是他近十年來在同派的雜誌上發表的一些隨筆。至於別的作家，成績也不見得更可觀：只有幾幕戲，幾個短篇，幾首詩。有幾位是靠了一篇雜誌文章成名的。又有幾位是為了「他們想要寫的」一部書成名的。他們公然表示瞧不起長篇大著。他們所重視的仿佛只在於一句之中的字的配合。可是「思想」二字倒又是他們的口頭禪；不過它的意義好似與普通的不一樣：他們的所謂思想是用在風格的細節方面的。他們之中也有些大思想家大幽默家，在行文的時候把深刻微妙的字眼一律寫成斜體字，使讀者絕對不致誤會。

　　他們都有自我崇拜：這是他們唯一的宗教。他們想教旁人跟著他們崇拜，不幸旁人已經都有了崇拜的目標。他們談話，走路，吸煙，讀報，舉首，眨眼，行禮的方式，似乎永遠有群眾看他們。裝模作樣的做戲原是青年人的天性，尤其在那些毫無價值而一無所事的人。他們花那麼多的精神特別是為了女人：因為他們不但對女人垂涎欲滴，並且還要教女人對他們垂涎欲滴。可是遇到隨便什麼人，他們就得像孔雀開屏一樣：哪怕對一個過路人，對他們的賣弄只莫名其妙的瞪上一眼的，他們還是要賣弄。

　　克利斯朵夫時常遇到這種小孔雀，都是些畫家，演奏家，青年演員，裝著某個名人的模樣：或是梵·狄克，或是累姆布朗特，或是范拉士葛，或是貝多芬，或是扮一個角色：大畫家，大音樂家，巧妙的工匠，深刻的思想家，快活的夥伴，多瑙河畔的鄉下人，野蠻人……他們一邊走，一邊眼梢裡東張西望，瞧瞧可有人注意。克利斯朵夫看著他們走來，等到走近了，便特意掉過頭去望著別處。可是他們的失望決不會長久：走了幾步，他們又對著後面的行人搔首弄姿了。——高蘭德沙龍裡的人物可高明得多。他們的做作是在思想方面：拿兩三個人做模型，而模型本身也不是什麼奇人。再不然，他們在舉動態度之間表現某種概念：什麼力啊，歡樂啊，憐憫啊，互助主義啊，社會主義啊，無政府主義啊，信仰啊，自由啊等等；在他們心目中，這些抽象的名詞僅僅是粉墨登場的時候用的面具。他們有本領把最高貴的思想變成舞文弄墨的玩藝兒，把人類最壯烈的熱情減縮到跟時行的領帶的作用一樣。

　　他們的天地是愛情，愛情是他們專有的。凡是享樂所牽涉的良心問題，他們無不熟悉；他們各顯神通，想出種種新問題來解決。那永遠是遊手好閒的人的勾當：沒有愛情，他們便「玩弄愛情」，特別喜歡解釋愛情。他們的正文非常貧弱，注解卻非常豐富。最不雅馴的思想都加以社會學的美名，一切都扯上社會學的旗幟。一個人滿足惡癖的時候，不管多麼愉快，倘使不能同時相信自己是為未來的時代工作，總嫌美中不足。那是純粹巴黎風的社會主義，色情的社會主義。

　　在此專談戀愛問題的小團體中，討論最熱烈的問題之一，是男女在婚姻方面與愛情的權利方面的平等。從前有一般老實的青年，篤厚的，有些可笑的，崇奉新教的，——斯堪的納維亞人或瑞士人，——主張男女道德平等：要求男子在結婚的時候和女了一樣的童貞。巴黎的宗教道德學家可主張另外一種平等，淫亂的平等，說女子結婚的時候應該和男子一樣的沾滿污點，——這是情人權利的平等。巴黎人在幻想上和實際上把姦淫這件事做得太濫了，已經覺得平淡無味：於是文壇上有人發明一種處女賣淫的新玩藝兒，——有規律的，普遍的，端方的，得體的，家族化的，尤其是社會化的賣淫。——最近出版的一部很有才氣的書，便是對這個問題的權威。

　　作者在四百頁的洋洋巨著中，用一種輕佻的學究口吻，依照經驗派的推理方法，研究「處理娛樂的最好的方式」。那真是自由戀愛的最完美的講義：老是提到典雅，體統，高尚，美，真，廉恥，道德，——可以說是求為下賤的少女們的寶典。——當時這部著作簡直是《福音書》，為高蘭德和她周圍的人添了不少樂趣，同時成為她引經據典的材料。那些怪論裡頭也有正確的，觀察中肯的，甚至合乎人情的部分；但信徒們的脾氣總喜歡把好處丟在一邊而只記著最壞的。在這個誘人的花壇中，他們所采的老是最有毒性的花，——例如「肉欲的嗜好一定能刺激你工作的嗜好」；——「一個處女肉欲沒有得到滿足就做了母愛是最殘忍的事」；——「佔有一個童貞的男子，對女人是養成一個賢慧的母性最自然的準備」；——「母親對於女兒的責任，是應該用著和保護兒子的自由同樣細膩熨帖的精神，培養她們的自由」，——「必有一日，少女們和情夫幽會歸來的態度，會像現在上了課或是參加了女朋友的茶會一樣的自然。」

　　高蘭德笑著說這些教訓都是極合理的。

　　克利斯朵夫卻痛恨這些論調。他把它們的重要性和害處都誇張了。其實法國人太聰明了，決不會把紙上空談付諸實行的。他們虛張聲勢想學做狄德羅^①，骨子裡卻是和他一樣，在日常生活中跟布爾喬亞一樣規矩，也和別人一樣膽小。而且正因為他們在實際行動上那麼膽小，才在思想上把行動推到極端。那是種毫無危險的遊戲。

　　﹛①百科全書派的領袖狄德羅，在十八世紀倡導新思想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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