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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毛利先生

  歲末的一個傍晚,我和朋友——一位評論家一道,沿著所謂腰便街道[1],在一排光禿的柳樹底下朝著神田橋走去。在我們的左右,夕陽的餘暉之下,下級官吏模樣的人們踉踉蹌蹌地走著。從前島崎藤村[2]曾感慨地說他們應當「把頭抬得再高一點走路」!這些下級官吏大概都不期然而然地懷著憂鬱的心情,怎麼也排遣不開吧。我們倆幾乎讓大衣的肩擦著般緊緊挨著,略微加快了步伐,一直到走過大手町的電車站,幾乎一言未發。這時,那位評論家朝著在紅柱子下等電車的人們瞥了一眼,看見他們一個個哆哆嗦嗦的樣子,突然打了個寒噤,自言自語似的喃喃地說:「我想起了毛利先生的事。」

  「毛利先生是誰?」

  「是我中學時候的老師。我沒對你說過嗎?」

  作為「沒有說過」的表示,我默默地低一下帽檐。下面就是當時那位朋友邊走邊對我講述的關於毛利先生的回憶。

  那是十來年前的事,我還在某府立中學三年級讀書的時候。教我們班英語的一位年輕教師安達先生,由於流行性感冒而引起急性肺炎,寒假裡故去了。由於事情發生得太突然,來不及物色適當的後任的緣故吧,我們中學不得已就請當時在某私立中學任英語教師的一位老人毛利先生,來接替迄今為止由安達先生擔當的課程。

  我是在毛利先生到任的當天下午頭一次看到他的。我們三年級的學生出於迎接新教師的好奇心,走廊裡剛傳來先生的腳步聲,大家就從來沒有過的那麼靜悄悄地等待上課。腳步聲在那陽光已消失的寒冷的教室外面停住了,過一會兒門打開了——啊,現在談起這件事來,當時的情景還歷歷在目。開門走進來的毛利先生,首先給人的印象是矮個子,使人聯想起經常出現在節日的馬戲班子裡的小丑。

  但從這感覺中抹去了陰鬱色彩的,是先生那幾乎算得上「漂亮」的、光滑的禿頭。儘管他後腦勺上還殘留著幾根斑白的頭髮,但整個來說,跟自然教科書中所畫的鴕鳥蛋沒有什麼兩樣。最後一樁使先生的風采超出凡人的,是他那身古怪的晨禮服,名副其實地古色蒼然,幾乎使人記不起它曾經是黑色的。然而在先生那稍許污穢了的翻領下面,卻堂而皇之地結著一條顏色極為鮮豔的紫色領帶,宛如一隻展翅的蛾子。這印象也驚人般地殘留在記憶之中。因而當先生進入教室的同時,不期然而然地從四下裡發出要笑又不便於笑出的聲音,當然是不足為奇的了。

  可是毛利先生雙手捧著課本和點名簿,顯出一種簡直像沒看見學生般的超然態度,登上高出一階的講臺,回答了學生們的敬禮,在那善良而氣色不佳的圓臉上露出和藹可親的微笑,尖聲尖氣地招呼道:「諸位!」

  過去三年中,從這個中學的先生們那裡我們從未受到過「諸位」的待遇。於是毛利先生的這聲「諸位」自然使我們頓開驚歎之目。與此同時,我們想:在「諸位」這句開場白之後,接著必然是一席關於教學方針之類的長篇演說,於是都屏著氣息等著。

  可是毛利先生說完「諸位」之後,只是四下裡打量著教室,一時什麼話也沒說。雖然他那肌肉鬆弛的臉上,浮著一絲從容不迫的微笑,嘴角上的筋肉卻神經質地顫動著。他那雙有點像家畜的明眸裡,不時露出焦急的神色。他雖然沒有說出口,心裡對我們大家仿佛有所哀求,遺憾的是先生本身似乎也弄不清那究竟是什麼。

  「諸位!」於是毛利先生用同一個聲調重複了一遍,緊接著他就像是要捕捉這聲音的迴響似的,慌張地說下去,「今後由我來教諸位英語選讀課。」

  我們的好奇心越發強烈起來,大家一聲不吭,全神貫注地盯著先生的臉。可是毛利先生這樣說的同時又用哀求的目光環顧了教室,忽然像放鬆了的彈簧,冷不防坐到椅子上。於是他把點名簿放在已經攤開的文選課本的一旁,打開來瞧。他這番寒暄的話結束得如此突兀,使我們多麼失望,或者毋寧說是超過了失望而使我們感到滑稽,那恐怕就沒有必要說了吧。

  幸而我們還未來得及笑出聲音來,先生那雙家畜般的眼睛就從點名簿上抬起,立即叫了班上一個同學的名字,並稱呼他作「君」。當然是叫他立即站起來進行譯讀的意思。於是那學生站起來用東京的中學生特有的伶俐勁兒譯讀了《魯濱孫漂流記》中的某一節。毛利先生不時地摸著紫色領帶,誤譯之處自不用說,就連發音上的一些細小毛病都一一認真加以糾正。先生的發音有些做作,但大體上是準確而清楚的,先生本人似乎對這一點心裡也特別揚揚自得。

  可是當那個學生坐下,由先生開始翻譯那一段的時候,同學們當中又到處發出咯咯的失笑聲。那是因為發音那麼好的先生,一旦開始翻譯,他所掌握的日語詞匯竟貧乏得令人難以相信他是日本人。要麼就是即便有詞兒,到了臨場一時也想不起來了。比方說,僅僅翻譯一行,也要費這麼多的口舌:「於是魯濱孫·克羅索終於決定飼養……飼養什麼呢?就是那種奇妙的動物……動物園裡有的是……叫什麼來著……經常耍把戲的……喏,諸位也知道吧。就是,紅臉兒的……什麼,猴子?對、對,是猴子。決定飼養猴子啦。」

  既然連猴子都是這個樣子,遇到稍微複雜一點兒的句子,不繞上半天彎子,就找不到適當的字眼兒去翻譯。而且毛利先生每次都弄得狼狽不堪,一個勁兒地把手放到領口,使人擔心他會不會把那紫色的領帶扯碎;同時困惑地仰起頭來,慌裡慌張地瞥上我們一眼。忽而又雙手按住禿腦袋,把臉伏在桌上羞愧地頓住了。這麼一來,先生那本來就矮小的身子,就像泄了氣的氣球一般,窩窩囊囊地縮作一團,讓人覺得連那從椅子上耷拉下來的兩隻腳都晃晃悠悠的,仿佛是吊到空中似的。學生們呢,都覺得怪有趣兒的,暗地裡在笑。先生反復翻譯了兩三遍的當兒,笑聲就越來越放肆,甚至坐在最前排課桌的學生也公然大笑起來。我們這種笑聲該叫善良的毛利先生多麼難堪啊——連我自己今天回想起那片刻薄的響聲,都不由得再三想掩起耳朵來。

  可是毛利先生卻鼓起勇氣翻譯下去,直到響起課間休息的喇叭為止。他好容易念完最後一節,就又以原來那種悠然的姿態回答了我們的敬禮,簡直像全然忘記了方才那番苦戰惡鬥似的,十分泰然地走出教室。緊接著我們就哄堂大笑起來,故意乒乒乓乓地把課桌蓋兒一開一關,有的跳到講臺上,即席模仿毛利先生的姿勢和聲調,表演起來。……啊,難道我還得回憶起這樣一樁事嗎:當時,連戴著班長臂章的我,也由五六個同學簇擁著,在那裡得意忘形地指摘著先生誤譯的地方。可是哪些譯誤呢?說實在的,就連當時自己也說不準是不是真的譯錯,只不過是一個勁兒地逞能而已。

  三四天之後,某日午休的時間。我們五六個人聚集在器械操場的沙坑那兒。我們身穿毛嘩嘰制服,冬天和煦的陽光從背後曬過來。大家七嘴八舌地議論著即將來臨的學年考試的事。號稱體重六十八公斤的丹波先生跟學生一道正懸在單杆上,他大聲喊著:「一、二!」然後往沙坑上一跳。他頭戴運動帽,身上只穿一件西服背心,來到我們當中問道:「新來的毛利先生怎麼樣?」

  丹波先生也教我們年級的英語,他以愛好運動出名,加之又擅長吟詩,因此在討厭英語的柔道和劍道選手這類勇士當中,似乎也深孚眾望。

  經先生這麼一說,一位勇士擺弄著拳擊手套說:「嗯,不大——行。大夥兒都說不怎麼樣似的。」他回答時的靦腆勁兒,簡直與他平素的為人迥然不同。

  於是丹波先生一邊用手帕撣著褲子上的沙子,一邊得意揚揚地笑著說:「連你都不如嗎?」

  「當然比我強。」

  「那還挑什麼毛病?」

  那位勇士隔著拳擊手套搔搔頭,怯懦地不言語了。

  可是這回我們班的英語秀才,扶一扶度數很深的近視眼鏡,以跟年齡不相稱的口氣反駁說:「不過,先生,我們差不多都想報考專科學校,所以還是想讓最好的教師教我們。」

  丹波老師依然哈哈笑著說:「嘿,左不過是一個學期嘛,跟誰學還不是一樣?」

  「那麼毛利先生只教一個學期嗎?」

  這個問題像是觸到了丹波先生的要害。長於世故的先生避而不答,卻摘下運動帽,使勁兒撣了撣平頭上的塵土,急忙環顧一下我們大夥兒,巧妙地掉轉話頭說:「當然嘍,毛利先生是相當古板的人,與我們不大一樣啊。今天早上我乘電車,見先生坐在正中間。快到換車的地方,他就大聲叫喊:『賣票的,賣票的!』我覺得又可笑,又難為情。總而言之,他肯定是個與眾不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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