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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的本質(2)


  一個偉人的正義感是由公正和真理凝合而成的,遇事給予雷霆般的打擊。

  順便談一談,應當注意到塔西佗不是在歷史上壓倒了愷撒。羅馬王族是保留給他的。愷撒和塔西佗是相繼出現的兩個非凡人物。他們的相遇是神秘地不予安排,在世紀的舞臺上規定了他們的入場和出場。愷撒是偉大的,塔西佗是偉大的,上帝免去了這兩個偉人相遇。裁判官在打擊愷撒時可能過火了,因而成為不公正。上帝並不願意如此。非洲和西班牙的戰爭,西西裡島上的海盜被消滅,把文化引進到高盧、布列塔尼以及日耳曼地區,這些光榮遮蔽了魯比肯①事變。這正是神聖正義的微妙表示,不批判著名篡位者的令人生畏的歷史學家在猶豫不決,於是使愷撒得到塔西佗的寬恕,這樣就給予英才一些可減輕罪行的情況。

  當然,專制政治總是專制政治,就是在有才能的專制君主統治之下,在有名的暴君之下,也有腐化和墮落,但是在一些喪失廉恥的暴君的統治之下道義方面的災害是更醜惡的。在這些朝代裡恥辱是不加遮蓋的,塔西佗和尤維納利斯這些表率人物,在人類面前有益地批頰痛斥這些無可辯解的恥辱。

  羅馬在維特利烏斯②統治時期比西拉時代更壞。在克勞狄烏斯和多米齊安時代,其卑劣畸形是符合暴君的醜惡面貌的。奴隸們的卑鄙是由專制君主直接造成的,在這些沉淪的內心中散發出來的濁氣反映了他們的主人。社會的權力是污濁的,人心狹窄,天良平凡,精神如臭蟲。卡拉卡拉③時代是這樣,康莫德④時代是這樣,海利奧加巴爾⑤時代也是這樣。可是在愷撒時代,在羅馬元老院內只散發出一些鷹巢內本身的臭味。

  ①魯比肯(Rubicon),意大利和高盧邊界的一條小河,為了避免衝突,雙方相約不准越過此河,但愷撒沒有遵守。
  ②維特利烏斯(Aulus Vitellius,15—69),羅馬國家活動家,六十年代為日耳曼行省總督,六九年一月被推為皇帝,在同年年底綿延不斷的內戰中戰敗被殺。
  ③卡拉卡拉(Caracalla,188—217),羅馬皇帝(211—217),以奪權開始,以被刺結束,在位時擴大羅馬民法。
  ④康莫德(Commode,161—192),羅馬皇帝,馬可·奧裡略之子,以殘酷著名,後被毒死。
  ⑤海利奧加巴爾或埃拉加巴爾(Héliogabale,204—222),羅馬皇帝(218—222),他的名字成為揮霍、獨裁和淫亂的代名詞。


  從這時起出現了塔西佗和尤維納利斯等人,看來似乎遲了一點,這時期明顯地產生了示威運動者。

  如尤維納利斯和塔西佗,同樣如《聖經》時代的以賽亞以及中古時代的但丁,都是個人,可是暴動和起義是群眾,有時是錯誤的,有時是正義的。

  一般的情況,暴動由物質現實所引起,而起義總是一種精神的現象,暴動就如馬贊尼洛①,而起義是斯巴達克。起義是局限在思想領域裡,而暴動屬￿饑餓方面。加斯特②冒火了,加斯特未必總是缺理的。在饑荒問題上,暴動,例如比尚賽③事件,出發點是正確的,悲壯和正確,為什麼還只是暴動呢?因為它實質上雖然有理,但在形式上是錯誤的。雖有權力,但行動橫蠻,雖然強大,但殘暴不堪,亂打一陣,象一隻瞎了眼的象,在前進中摧殘一切,在後面留下一批老幼婦女的屍體,他們不知不覺犧牲了那些天真無辜者的鮮血。哺養人民是一個好願望,而殘殺他們是一個壞方法。

  ①馬贊尼洛(Masaniello,1620—1647),托馬佐·安尼洛(Tomaso Aniello)的綽號,漁民,一六四七年那不勒斯反對西班牙統治的人民起義領袖。
  ②加斯特(Gaster),法國古小說中人物,此詞的意義是肚子或胃。
  ③比尚賽(Buzānsais)事件是指法國國王路易十五的一個情婦,挑動國王去領導軍隊。


  一切武裝起義,包括合法的,如八月十日和七月十四日,在開始時都有同樣的混亂。在法定權力被解放以前總有些騷動和糟粕,起義的前奏是暴動,同樣一條河流是由急流開始的,通常起義是歸納到革命的海洋中。有時起義從高山出發,那裡是正義、明智、公理,民權的天地,理想純潔如白雪,經過岩石到岩石的長距離傾瀉,並在它明鏡似的流水中反映了蔚藍的天空之後,就成為壯大的百條巨川,具有勝利的雄壯氣概,突然,起義事業迷失在資產階級的窪地中,象萊茵河那樣流入了沼澤。

  這些都是往事,未來則又不同。普選有這樣可欽佩之處,它原則上消除暴動,當你給起義者以選舉權,你就解除了他們的武裝。戰爭就此消滅了,不論是街壘戰或是國境戰。這就是必然的進步。不問今天的情況如何,和平是明天的事。

  總之,起義不同於暴動,可是真正的資產階級,不能理解這種細微的差別。在他們看來,這一切都是民變,純粹是叛亂,是看門狗的反抗,想咬主人;想咬人就得用鐵鍊鎖起來關在籠子裡,狗用大聲或小聲狂吠著,直到狗頭的形象突然變大的一天,暗中隱約出現了一隻獅子的臉。

  於是資產階級就喊起來:「人民萬歲!」

  經過這樣的解釋,根據歷史的觀點,一八三二年六月的運動是什麼?是暴動?還是起義?

  這是一場起義。

  從這場可怕事變的舞臺佈置,我們可能把它說成暴動,但這僅是表面現象,同時我們要具有區分暴動的形式和起義的實質的能力。

  這次一八三二年的事變,在它爆發的速度和它悲慘的熄滅中都表現出無限偉大,就是那些只認為它是暴動的人也不能不以尊重的態度來談論它。在他們看來這僅是一八三〇年事件的餘波。他們說,被激動的思想不會在一日之內平靜下去。一切革命不能一刀把它垂直地切斷。在回到平靜時期之前必須經過一段波折,好象高山慢慢達到平原一樣,好比沒有汝拉山區就沒有阿爾卑斯山脈,沒有阿斯圖裡亞斯,就沒有比利牛斯山脈。

  在近代史中,這次感動人心的危局,在巴黎人的記憶中稱之謂「暴動時期」,這肯定是本世紀風暴中最突出的一個時期。

  在言歸正傳之前再來談件事。

  下面我要談的是件活生生的戲劇性的事,歷史家由於缺少時間和機會而把它忽略了,可是,我們要特別指出,在這件事裡有生活,使人忐忑不安和發顫,我們好象以前曾講過,有些細節,好象巨大事變中的一些小枝葉,已在遙遠的歷史裡消失了。在所謂的暴動時期有許多這類瑣事。有些司法部門的調查,由於其他原因而不是為了歷史,沒有把一切都揭發出來,也可能沒有深入瞭解。在已經公佈的眾所周知的一些特殊情況裡,還有些事,或是因為遺忘,或因當事人已死,沒有流傳下來,我們因而來揭露一些。這些宏偉場景中的大多數演員已經不在了,相隔一日,他們已經沉默。而我們在下面要講的,可以說是我們親眼見到的。我們更改了一些人名,因為歷史是敘述而不是揭發,但是我們描寫的是真實的情節。我們寫這本書時的條件只能顯示某一事件的某一方面,當然是一八三二年六月五、六兩天中最沒有被人注意到的情節。我們要做到使讀者在我們揭起暗淡的帷幕後,能約略見到這次可怕的群眾事變的真實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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