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寧娜第六部_32

三十二

　　弗龍斯基動身去參加選舉以前，安娜考慮到每次他離開家他們都要大鬧一場，這只會使他疏遠她，卻維繫不住他，因此下定決心盡可能克制住自己，以便鎮靜地忍受這次離別。但是他來向她告別時凝視著她的那種冷酷而嚴峻的眼光，傷了她的心，他還沒有動身，她的寧靜的心境就被破壞了。

　　後來，獨自一人又沉思了一陣那表示他有自由行動的權利的眼光，她，像往常一樣，結果總是意識到自己的屈辱。

　　「他有權利想什麼時候走就什麼時候走，想到哪裡就到哪裡。不但可以離開，而且可以遺棄我。他有一切權利，而我卻什麼都沒有。但是，他既然知道這個，他就不應該這麼做！不過他究竟做了什麼呢？……他帶著一副冷酷嚴峻的神氣望著我。當然這是不明確、不可捉摸的，不過跟以前太不相同了，而那種眼光卻意味深長得很哩，」她沉思。「這種眼光表示他開始冷淡了。」

　　雖然她確信他已開始對她冷淡了，但是她仍然是毫無辦法，怎麼也不能改變她和他的關係。就像以往一樣，她只能用愛情和魅力籠絡他；而且也像以往一樣，她只有白天用事務，夜裡用嗎啡才能壓制住萬一他不愛她了、她會落個什麼下場的那種恐怖的念頭。不錯，還有一個方法：不抓牢他，——除了他的愛情她什麼都不需要了，——卻更接近她，把自己放到他不能遺棄她的境地中。那種方法就是離婚，再和他結婚。她開始渴望辦這件事，而且打定主意，只要他和斯季瓦一提，她就同意。

　　抱著這種想法，她孤獨地過了五天，就是他去參加選舉大會的那五天。

　　散步，同瓦爾瓦拉公爵小姐聊天，參觀醫院，主要的是閱讀，看了一本又一本，就這樣消磨了時光。但是第六天，馬車夫沒接到他空車回來的時候，她感覺到她再也壓抑不住想念他和要知道他在做什麼的念頭了。剛巧那時她的小女兒病了。安娜照顧她，但是就是這事也分散不了她的心，特別是因為病情並不嚴重。無論她怎麼努力，她也不愛這小女孩，而且不能裝出愛她的樣子。將近黃昏的時候，孤零零一個人，安娜為了想他而膽戰心驚，因此打定主意要到城裡去，但是又好好想了一想，就寫了弗龍斯基已經收到的那封自相矛盾的信，沒有再看一遍就派專差送走了。第二天她接到他的信，因為自己寫了那封信而後悔莫及。她深恐又看到臨別時他投給她的那種冷酷眼光，特別是當他知道了小女孩的病情並不怎麼嚴重的時候。但是她還是高興給他寫了那封信。安娜現在已經承認他厭倦她了，而且懷著惋惜的心情拋棄自由回家來；但是儘管如此，她還是高興他要回來了。隨他厭倦好了，但是一定要讓他跟她在一起，好讓她看見他，知道他的一舉一動。

　　她坐在客廳裡，在燈光下閱讀泰納①的一部新著，傾聽著外面的風聲，隨時隨刻盼望著馬車的來臨。好幾次她都以為聽到了車輪聲，但是每次都錯了；終於她不但聽到車輪聲，而且還有車夫的吆喝聲和門廊裡沉悶的轟隆聲。就連獨自玩牌的瓦爾瓦拉公爵小姐也證實了這一點，於是安娜，臉泛紅暈，立起身來，但是並沒有下樓去，像她前兩次那樣，卻站住不動了。她突然因為欺騙了他而感到羞愧，但是更害怕的是他要如何對待她。受了傷害的心情已經消逝了，她現在只害怕他的不悅的神色。她想起小女孩昨天就完全康復了。為了她剛一發出信她就痊癒了，她很生她孩子的氣。隨後她又想到他來了。想到整個的他、他的手、他的眼睛都來了。她聽到他的聲音。忘記了一切，她快活地跑去迎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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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泰納（1828—1893），法國歷史學家，批評家及作家。一八七〇年泰納發表了《論理性》一書。

　　「哦，安妮怎麼樣？」當安娜跑下來的時候，他仰望著她，怯生生地問。

　　他坐在一把椅子上，一個聽差正替他脫暖和的長統靴。

　　「噢，沒有什麼！她好些了。」

　　「你呢？」他說，身子抖動了一下。

　　她用兩隻手提住他的手，拉到自己的腰間，目不轉睛地望著他。

　　「嗯，我非常高興哩，」他說，冷冷地打量著她，打量她的髮式、她的服裝，他知道這都是為了他而裝扮起來的。

　　這一切都使他神魂顛倒，但是已經使他神魂顛倒了那麼多次了！她怕得要命的那種冷酷無情的神色又留在他的臉上。

　　「哦，我很高興哩！你身體好嗎？」他說，用手帕揩揩他的潮濕的髭須，吻吻她的手。

　　「沒有關係，」她想。「只要他在這裡就好了，他在這裡，他就不能，也不敢不愛我哩。」

　　當著瓦爾瓦拉公爵小姐的面，傍晚歡暢而愉快地度過了，公爵小姐抱怨說他不在的時候安娜吃過嗎啡。

　　「我有什麼辦法呢？我睡不著……千思萬慮害得我睡不著。他在的時候我從來沒有吃過，幾乎沒有吃過哩。」

　　他對她講述選舉的事，而安娜善於運用種種問題引他談到最使他心花怒放的問題——就是他的成功——上面去。她對他說他感興趣的一切家務事；而她所說的消息卻是令人愉快的。

　　但是深夜裡，只剩兩個人的時候，安娜看見她又完全掌握住他了，於是想要消除他為了那封信而投給她的眼色中那種令人難過的印象，便開口說：

　　「老實說，你接到我的信是不是很生氣，而且不相信我呢？」

　　她一說了這話，她就明白，不論他心裡多麼熱愛她，這件事他可沒有饒恕她。

　　「是的，」他回答。「那封信真怪。一會兒說安妮病了，一會兒又說你想親自去。」

　　「這都是實情。」

　　「我並沒有懷疑。」

　　「不，你的確懷疑過！我看出你很不滿意。」

　　「一會兒也沒有。我不滿意的只是，這是實話，你好像不願意承認人總有一些不得不盡的義務……」

　　「去赴音樂會的義務……」

　　「我們不談這個，」他說。

　　「為什麼不談這個？」她說。

　　「我不過想說，人可能遇到一些義不容辭的義務。現在，譬如說，我為了房產的事得去莫斯科一趟……噢，安娜，你為什麼這樣容易動氣呢？難道你不知道沒有你我就活不下去嗎？」

　　「如果這樣，」安娜的聲音突然變了，說。「那就是說你厭倦了這種生活……是的，你回來住一天就又走了，就像男人們那樣……」

　　「安娜，這太殘酷了。我願意獻出整個生命……」

　　但是她不聽他的話了。

　　「如果你去莫斯科，我也去！我不留在這裡。我們要麼各自東西，要麼在一塊生活。」

　　「你要知道，這也就是我惟一的願望啊！要不是……」

　　「要離婚嗎？我給他寫信！我看，我不能像這樣過下去了……但是我要和你一同去莫斯科。」

　　「你好像是在威脅我一樣。我再也沒有比願望永不分離更大的願望了，」弗龍斯基微笑著說。

　　但是他說這些柔情蜜語的時候，在他的眼裡不僅閃耀著冷淡的神色，而且有一種被逼得無路可走和不顧一切的惡狠的光芒。

　　她看出了這種眼色，而且猜對了它的含義。

　　這種眼色表示：「如果是這樣，那就是不幸！」這是瞬息之間的印象，但是她永遠也忘不掉了。

　　安娜給她丈夫寫信要求離婚；十一月末，他們和必須去彼得堡的瓦爾瓦拉公爵小姐分別了，她和弗龍斯基一齊遷居到莫斯科。天天盼望著阿列克謝·亞曆山德羅維奇的回信，和隨之而來的離婚，他們現在像已婚夫婦一樣定居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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