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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


  我在旅館開了一個房間,第二天早上,又到警察局去。先在候見室等了一段時間,然後由人請我到警察局長的房間去。我看見拉裡,神情嚴肅而且不自如,就坐在我昨天坐的椅子上。局長興高采烈地和我招呼,彷佛我是個多年失散的弟兄似的。

  「很好,我親愛的先生,你的朋友極其坦率地回答了我有責任問他的問題。我沒有理由不相信他已經有一年零六個月沒有見到過這個可憐的女人。他敘述了自己在上星期的行蹤,以及那個女人房間裡他那張照片的由來,講得都非常令人滿意。照片是在迪納爾拍的,有一天,他和那女人吃午飯時,剛好放在他口袋裡。我從薩納裡收到的關於這位年輕人的情況報告非常好,而且我,並不是我想賣弄,本來就善於識人;深信他不可能幹下這種勾當。而且我不揣冒昧向他表示同情,一個童年的朋友,而且在一個健康和有種種教養的家庭長大的,竟會墮落到這種地步。可是,這就是人生。現在,親愛的先生們,我的一個下屬將陪二位上停屍所去,在你們證實死者之後,就沒有你們的事了。去吃一頓好午飯吧。我這裡有一張土倫最好餐館的卡片,只消我在上面寫幾個字,餐館老闆就會盡力招待。經過這番折騰之後,來一瓶好酒對你們兩位都有益處。」

  他這時的的確確充滿善意了。我們跟隨一個警察走到停屍所。這地方的生意並不興隆。只有一張板上停了一具屍體。我們向著屍首走去,看守人把頭部的遮布揭開。那形象很不好看。海水已經把燙彎曲的銀灰色染髮泡直,而且濕淋淋地粘在顱骨上。臉腫得厲害,看上去使人毛骨悚然,但是,毫無疑問,是索菲。看守人把遮布又拉下一點,給我們看了那道一直割到兩邊耳朵下面的駭人刀痕;對我們兩個來說,還是不看見的好。

  我們回到局裡。局長沒有空見客,我們只好把應當說的話告訴一個助理。他丟下我們,不久就拿了證件出來,我們帶了證件去交給喪葬承辦人。

  「現在去喝杯酒吧,」我說。

  拉裡從我們離開警察局上停屍所,除掉從停屍所回來時聲稱他認出屍身是索菲·麥唐納外,一句話也不說。我領他上碼頭那邊,和他坐在從前和索菲坐的那家咖啡館裡。外面正吹著一股強烈的北風,平時波平如鏡的海港到處點綴著白色浪花。漁船輕輕搖曳著。陽光朗照;和每次刮北風時一樣,眼中望去的任何物體都異常清晰耀眼,就好像從望遠鏡中特別對準了物體眺望,給人以一種震撼心弦和生命在顫慄的印象。我喝了一杯白蘭地蘇打,但拉裡始終沒有碰我給他叫的一杯。他鬱然坐著,一聲不響,我也不打攪他。

  過了一會,我看看表。

  「我們還是去吃點東西吧,」我說。「我們兩點鐘要到停屍所。」

  「我餓了,我沒有吃早飯。」

  我根據警察局長的外貌斷定他是懂得吃好菜的,所以把拉裡帶到局長告訴我的那家飯店。我知道拉裡很少吃肉,所以叫了攤雞蛋和煎龍蝦,然後把酒單要來,仍舊遵照局長的話,挑了一瓶葡萄酒。酒送來時,我給拉裡倒了一杯。

  「你還是喝下這勞什子,」我說。「它可能給你提示一個話題。」

  他乖乖地遵照我的話喝了。

  「西裡·甘乃夏常說沉默也是談話,」他咕噥著說。

  「這使人想起劍橋大學那些冬烘先生一次歡樂的聚會。」

  「恐怕你得單獨負擔這筆喪葬費呢,」他說。「我沒有錢了。」

  「我完全願意,」我回答。接著,他這句話的含義觸起我。「你難道真的做了不成?」

  他有半晌沒有作聲。我注意到他眼睛裡那種詭詐神情。

  「你沒有把你的錢送掉吧?」

  「除掉等我的船開到之前必要的用度外,全送掉了。」

  「什麼船?」

  「我在薩納裡住的房子的鄰舍負責一家貨輪在馬賽的辦事處,貨輪的航線往返於近東和紐約之間。他們從亞歷山大城打電報給他,說一條開往馬賽的船有兩個水手生病,在亞歷山大城上了岸,叫他找兩個替工。他是我的好朋友,答應把我弄上船。我把自己的舊雪鐵龍送給他做紀念。上船之後,我除掉身上的衣服和一個手提包的東西外,便別無長物了。」

  「嗯,反正是你自己的錢。現在你自由了,白種人而且滿二十一歲。」

  「自由這個字眼用得很對。我一生從來沒有比現在更感到快活和更無牽無掛了。我到達紐約時,他們會付給我工資,這錢將能夠維持到我找到一個工作。」

  「你寫的書怎樣了?」

  「噢,已經寫完而且印好了。我開了一張贈書的名單,你在一兩天內當會收到。」

  「多謝。」

  這下面沒有什麼可說的。我們在友好的沉默中吃完午餐。我叫了咖啡。拉裡點起煙斗;我點起一支雪茄,若有所思地望著他。他感到我的眼光朝著他,將我看了一眼;他自己的眼睛閃出頑皮的神氣。

  「你要是想罵我是個大傻瓜蛋,你就只管罵吧。我一點不介意。」

  「不,我並不怎樣想罵你。我只是盤算,如果你像別人一樣結婚生子,生活方式會不會變得更正常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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