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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一


  這是一位個子矮小的淡黃色頭髮的女子。由於晝夜不眠地守候在亡夫身邊,她頭髮散亂,面孔憔悴,疲憊不堪。她用手帕捂住嘴和凍紅了的鼻子,用領子朝上翻起的厚呢大衣緊緊裹住身體,因為房間裡很冷。暖氣供應停止了,陽臺門大開著。兩位年輕人低聲地對她說了一些在此情況下需要說的話,然後按她的指點穿過房間朝死者的床前走去——他們倆踮著腳,一步一鞠躬地朝前走,最後在死者的床邊停了下來,各自擺出符合於自己性格的姿勢:約阿希姆軍人一般沉著,半低著頭,像是在行軍禮;漢斯·卡斯托普毫無拘束,陷入了沉思,兩手交叉放在胸前,頭歪向一邊,臉上露出聽音樂時的那種表情。奧地利人的頭用枕頭墊得高高的,床尾上的雙腳在被子下突了起來,以致他的身子,這個生命的長期發展和反復的生殖循環的結果,比平時顯得更加平坦,幾乎像木板那樣平坦。在靠近膝蓋的地方放著一個用花和枝條編成的花環,從花環中伸出來的棕櫚枝觸到了交叉放在凹陷的胸部上的那雙又大又黃和瘦骨嶙峋的手。謝頂的頭同樣黃而且瘦,臉上的鼻子高高地隆起,顴骨凸出,橙黃色的小鬍子看上去像灌木叢,濃密得使灰色的鬍子拉碴的面頰更加顯得凹陷。兩眼有點不自然地緊閉,漢斯·卡斯托普想,定是醫生或護士將它們捏攏的,而不是自然地閉上的;人們把這種舉動叫做對死者的最後愛撫,儘管它更多的是倖存者的意願,而不是死者的意思。總之,人死後必須及時地閉上眼睛,否則,肌肉裡的肌球蛋白進一步形成,就不可能再閉上眼睛,死者只好睜著眼睛強直地躺在床上啦。為了造成奧地利人仿佛睡著了的假像,人們及時地讓他合了眼。

  漢斯·卡斯托普在這些事情上早有經驗,他不止一次地經歷過這種場面,所以遇到情況時像行家一樣練達和自在。儘管這樣,他還是虔敬地站在死者的床旁。「他看上去好像在睡覺。」他滿懷同情地說,儘管事實上存在著很大的區別。然後,他按照常情小聲地和死者的妻子交談起來,向她詢問她丈夫的患病經過和最後幾天的情況,還打聽了她丈夫臨終的情形以及運送遺體回喀恩滕的時間。他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表達對死者及其夫人的同情,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表現自己精通醫學和倫理道德的學問。寡婦說話帶奧地利口音,慢吞吞的,鼻音較重。她不時地大聲抽泣。使她感到驚異的是,兩位年輕人對別人的痛苦表現出如此熱烈的同情。漢斯·卡斯托普向她表示,他們的表兄和他本身也是患者,至於他本人,小小年紀就不得不站在親人們臨終的床旁,是個父母雙亡的孤兒,幾乎可以說已經習慣於死亡。她問卡斯托普選擇了什麼樣的職業。

  他回答說,他「曾經是」工程師。「曾經是」工程師,為什麼呢?他曾經是工程師,因為他的疾病和在此地高山療養院裡遙遙無期的逗留完全打亂了他的計劃,也許甚至會成為他生活中的轉折點——此時約阿希姆用審視的目光吃驚地看著他。——那麼,他的表兄幹什麼呢?他想在平原上當兵,現在是後補軍官。啊,她說,武士當然也是一種職業,它使人習慣於一本正經;一個士兵應該時刻想到隨時可能與死亡接觸,要是他提早目擊一下死亡的情景,只會大有好處。她向這兩位年輕人說了一番感謝的話;她那友好和矜持的態度,鑒於她悲慘的處境和她丈夫留下的一大筆氧氣費,不能不引起表兄弟的深深尊敬。他們倆返回了自己的樓層。漢斯·卡斯托普對這次訪問和交談過程中獲得的印象顯然感到滿意,因為它們振奮了他的精神。

  「願靈魂安眠。」他說,「願土地給你輕鬆的生活。主啊,請賜給他永恆的安寧。你瞧,當事情關係到死亡或死者,或當人們面對死者說話的時候,拉丁文又開始有用了;在這種情況下,它是正式的語言,因為人們感到,死亡終究是件特殊的事情。然而,人們用拉丁文向死亡表示敬意並非出於人道主義的禮節,你知道嗎,死者的語言並不是有教養的人們的拉丁文,它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也許可是說具有完全相反的精神。死者的語言是宗教的拉丁文,僧侶的行話。中世紀的時候,宗教的拉丁文就像從地裡冒出來似的悶聲悶氣而又單調淒涼的歌唱。塞特姆布裡尼一點也不喜歡它,它對人道主義者、共和主義者和像他這樣的教育家絲毫也沒有用處;它具有另外的、有別於世上所有的精神方向的精神情緒。我認為必須弄清楚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方向,或者說得更正確些,搞清楚這些不同的精神情緒。有虔誠的和自由的精神情緒,它們各有自己的長處;我之所以反對後者,即反對塞特姆布裡尼所代表的自由的精神情緒。主要是因為它以為自己獨佔了全部人的尊嚴,這是一種誇大了的精神情緒。虔誠的精神情緒同樣是人的尊嚴的體現者,它以自己的方式促使人們做大量的好事,促使人們保持規規矩矩的態度和高尚的禮儀,看來甚至好于『自由的精神情緒』,儘管它把自己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人的弱點和罪孽上;在這種精神情緒中,關於死亡和腐爛的思想無疑起到重要的作用。你曾經在劇院裡看過席勒的《唐·卡洛斯》嗎?你還記得在西班牙宮廷裡的那個場面嗎?我還記得,腓力浦國王穿著一身黑衣服,胸前佩帶著襪帶勳章和金羊皮勳章,步入宮廷;他慢慢地脫下帽子——這帽子有點像我們歐洲人的圓頂禮帽——然後把它舉到頭的上方,並對在場的西班牙高級貴族們說:『重新戴上你們的帽子,我的貴族先生們!』或者說了此類的話。應該承認,他的話聽起來非常莊重,完全談不上是任性和放蕩的習俗,恰恰相反;而王后卻說:『在我們法國不是這樣的。』不用說,腓力浦國王的話在她看來過於準確和迂腐,她喜歡更快活些和更人道些。可是,誰的話更合乎人情呢?國王和王后都認為自己的話更合乎人情。在我看來,無論是西班牙的敬畏神靈還是莊嚴恭順、循規蹈矩,都是人道的一種非常可敬的表現形式;而另一方面,人們又可以用『合乎人情』這句話掩蓋任何的懶散和拖遝。你應該承認我的話是對的。」

  「我承認你的話對,」約阿希姆說,「我當然也不能忍受拖遝和任性,得有紀律。」

  「是的,你是作為軍人才這樣說的;我承認,在軍隊裡人們懂得這些事情。那位寡婦言之有理,你們的職業使你們養成了嚴肅認真的習慣。你們隨時都必須估計到最嚴重的情況,估計到隨時都可能死亡。你們穿制服,它不僅緊身,而且整潔,有上漿的領子,使你們顯得氣概威嚴。然後,你們有等級制度,懂得服從,你們講究禮節,互相行禮;一切完全按西班牙精神進行,純粹出於虔誠的感情,這一點我基本上還能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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