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彌兒(85)_盧梭

八五

　　在自然的狀態下，是存在著一種不可毀滅的真實的平等的，因為，單單是人和人的差別便不可能大到使一個人去依靠另一個人的程度。在人類社會中存在的權利平等是虛假的，因為用來保持這種平等的手段，其本身就是在摧毀這種平等，同時，公眾的勢力也有助於強者壓迫弱者，從而打破了大自然在他們之間建立的平衡。從這頭一個矛盾中，也就源源產生了我們在社會等級中所見到的那種表面和實際之間的矛盾。多數人總是為少數人做犧牲，公眾的利益總是為個人的利益做犧牲；正義和從屬關係這些好聽的字眼，往往成了實施暴力的工具和從事不法行為的武器。由此可見，口口聲聲說是服務他人的上層階級，實際上是在損他人而利自己；因此，我們要按正義和公理來判斷我們對他們的尊重是否適宜。為了要知道我們每一個人對他自己的命運抱著怎樣的看法，就需要瞭解他們所得到的地位是不是最有利於占居這種地位的人的幸福。這就是我們現在要研究的問題，不過，為了把這個問題研究得很好，就必須從瞭解人心著手。

　　如果說問題只是在於按人的假面具向青年人講述人的話，那我們就用不著向他們講述了，因為他們經常都是看到這種假面具的；但是，既然假面具不是人，不能讓它表面的光澤去引誘青年，那麼，我們在向他們描繪人的時候，就要向他們如實地描繪人的本來面目，其所以要這樣做，並不是使青年人去恨他們，而是使青年人覺得那些人很可憐，從而不願意學他們的樣子。在我看來，這樣做是合乎一個人對人類所抱有的最真摯的情感的。

　　根據這個看法，我們這時候教育年輕人，所採取的方法就要同我們從前所採取的方法完全相反，就要多用別人的經驗而少用他自己的經驗。如果人們欺騙他，他就要恨他們；如果他們尊重他，他看見他們互相欺騙的時候，就會同情他們。「世界上的情景，」畢達哥拉斯說，「宛如奧林匹克競賽會的情景一樣：有一些人在那裡開店鋪，為的是牟利賺錢；另一些人在那裡拚性命，為的是追求榮譽；而其他的人則只是為了去看競技的，但是，去看競技的人並不是壞人。」我

　　希望人們這樣替一個青年選擇社交界，希望他認為同他一塊兒生活的人都是好人，希望人們教他仔仔細細地認識世界，把世界上的事都看做是壞事，希望他知道人天生都是很好的，希望他意識到這一點，希望他自己去判斷他的鄰人，然而也希望他瞭解社會是怎樣使人墮落和敗壞的，希望他能發現人們的偏見就是他們種種惡習的根源，希望他衷心地尊重個人而蔑視大眾，希望他知道所有的人差不多都戴著同樣的假面具，但是也希望他知道有一些面孔比臉上所戴的面具還漂亮得多。

　　應當承認，這個方法有它的缺點，而且實行起來也不容易；因為，如果他過早地變成一個善於觀察的人，如果你使他過於細緻地去窺察別人的行動，那麼，就可能使他養成歡喜說長道短、挖苦諷刺和動不動就武斷地評判別人的習慣：歡喜幸災樂禍地把一切事情都看得很糟糕，甚至連好事情他也認為不好。正如你見到窮人並不感到他們可憐一樣，他見到邪惡的事情也視為常事，見到壞人也不害怕。不久以後，人類的種種惡行就不僅不能成為對他的教訓，反而成為他的藉口；他心裡會這樣想：既然人人都是這樣的，我也不應該另外來一個樣子。

　　如果你想用一番大道理去教育他，企圖在他瞭解人心的天性的同時，再瞭解那些把我們的傾向變成惡習的外部原因的作用，如果你一下就使他從用感官感覺的事物轉移到用腦筋思維的事物，你就要採用一種他根本無法懂得的形而上學的方法，你就要重新遇到你一直是十分小心地避免的麻煩，就要給他講一些勸世文似的教條，就要在他的思想中用老師的經驗和威信去代替他自己的經驗和理智的發展。

　　為了同時拔掉這兩個障礙，為了使他既能夠瞭解別人的心而又不敗壞自己的心，我打算就把離開我們很遠的人指給他看，讓他看其他時間或其他地點的人，以便使他雖能看到那種場合，但絕不能到那種場合中去進行活動。所以，現在是到了講歷史的時候了，通過歷史，他用不著學什麼哲學也能深入地瞭解人心；通過歷史，他就能作為一個普通的觀眾，不帶任何偏見和情緒，以裁判人而不以同謀或控訴人的身分對他們進行判斷。

　　為了認識人，就必須從他們的行為中去認識他們。在社會上，我們聽見的是他們的話，他們口頭上講一套，然而卻把他們的行為隱藏起來；而在歷史上，他們的行為就要被揭露，我們就要按照他們所做的事情去評判他們。他們所說的話，反而可以幫助我們對他們進行評價，因為把他們的言行加以比較，我們就可以同時看出他們實際上是什麼樣的人，而在表面上又裝成什麼樣的人。他們愈是偽裝，我們愈是能夠瞭解他們。

　　可惜的是，這種方法有它的危險，有好幾種缺點。要從一種觀點去公正不偏地判斷別人，那是很困難的。歷史的最大弊病之一是，它從人類壞的方面描寫人的時候多，從好的方面描寫人的時候少；由於它感興趣的只是革命和巨大的動亂，所以，只要人民在太平政治之下安定地過著昌盛繁榮的生活，它就毫無記載，只有在一個國家的人民由於自己不能滿足自己的要求，因而就插手鄰國的人民的事情，或者讓鄰國的人民來插手他們的事情的時候，它才開始記述他們的活動，它在他們已經處在衰亡的時候才對他們進行描寫。我們的一切歷史都是從它們應該宣告結束的時候才開始寫的。我們對那些滅亡的民族的歷史，已經是掌握得夠多的了；我們所缺少的是人口興旺的民族的歷史，它們是那樣的幸福和善良，以致使歷史對它們無話可說。實際上，甚至在今天，我們還發現把國家管理得很好的政府，反而不為人們所談論。我們所知道的盡是壞事，好事幾乎是沒有人提過。只有壞人才能出名，好人不是被大家遺忘就是被大家當作笑柄。由此可見，歷史象哲學一樣，在不斷地詆毀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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