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五、輕與重(5)_米蘭·昆德拉

五、輕與重(5)

　　「對了。」托馬斯心想，部裡來的人現在已經認准某個人了。重要的不是托馬斯說出了某個可憐的編輯，而是他說出的情況是不真實的。

　　「那麼他要見你是為了什麼呢？你們談了些什麼呢？」

　　「有關詞序的問題。」

　　這聽起來像是在可笑地捏造藉口。部裡來的人對於托馬斯拒絕講實話更惱火了：「你開始說他們刪掉了你的文章的三分之一，接下來又對我說，他們跟你只談了詞序的問題！這合邏輯嗎？」

　　這回托馬斯回答得毫不為難，因為他講的絕對是實話：「是不合邏輯，但事實就是這樣。」他笑起來，「他們要求我允許他們改變一個句子的語序，隨後便把我寫的東西砍去了三分之一。」

　　部裡來的人搖搖頭，似乎不能理解如此缺德的行為：「他們這樣做太亂彈琴了。」

　　他喝完了酒就作總結：「你是被人操縱了，大夫，被人利用了。遺憾的是你和你的病人都吃了苦頭。我們非常瞭解你積極的品質，我們知道該怎麼辦。」

　　他向托馬斯把手伸過來，熱情地握了握手，然後各自乘自己的車走了。

　　6

　　與那位部裡來的人談過以後，托馬斯深深地陷入了消沉之中。他怎麼能一直用快活的語調進行那場談話呢？如果說，當初他未能拒絕與那人打交道的話（他對於突如其來的事毫無準備，不知道法律寬容的限度），他至少可以拒絕象老朋友似的跟他喝酒嘛！假如有人看見他了，而且還認識那個人，必定推斷出托馬斯在為警察局工作！而且，他為什麼要告訴對方文章刪節一事呢？幹嘛要多嘴多舌？他對自己不高興到了極點。

　　兩周後，部裡來的人又拜訪了他，又一次邀他出去喝酒。但這一次托馬斯提出要呆在自己的辦公室裡。

　　「我完全理解你，大夫。」那人笑著說。

　　托馬斯對他的話產生了好奇。對方說那些話，就象一個棋手在告訴對手：你先走錯了一步。

　　他們相對而坐，托馬斯坐在辦公桌旁。他們大約談了十分鐘當時猖獗一時的流行性感冒，然後那人說：「我們為你的事想了很多。如果僅僅是我們處理這事，那就不會有什麼問題。可我們還得考慮社會輿論。無論你是有意還是無意，你那篇文章煽起了歇斯底里的反共之火。我得告訴你，有人甚至就因為你這篇文章，建議到法院去告你。法律中有一條。就是針對公開煽動暴力而言的。」

　　從內務部來的人停下來盯著托馬斯。托馬斯聳了聳肩。那人又用安慰的口氣說：「我們否決了這個建議。不論你在這件事上的責任有多大，從社會利益來看，需要你最大限度地發揮才能。你們醫院的主治醫生對你有極高的評價，我們也從病人那兒聽到了一些彙報。你是個優秀的專家。誰也不會要求一個醫生懂政治。是你把自己給推遠了。現在時機很好，我們把這個問題一次性了結吧。因此，我們為你準備了一份聲明樣稿。你所要做的，只是讓它在報上的發表合法。我們會在適當的時候把它發表出來。」他交給托馬斯一張紙。

　　托馬斯讀了上面寫的東西，給嚇了一跳。這比兩年前主治醫生要他簽的聲明糟糕多了。不是停留在收回俄狄浦斯讀後感的問題，還包含了親蘇、許願效忠當局、譴責知識分子、說他們是想挑起內戰等等內容。除此之外，聲明還痛斥那位週報編輯（特別強調那個高個頭、駝背的編輯，托馬斯知道此人的名字並見過他的照片，但從未見到過他），說他有意曲解托馬斯的文章，為他們自己的目的服務，把那篇文章變成了一篇反革命宣言：他們竟躲在一位天真的醫生背後寫這樣一篇文章，也未免太膽小了。

　　部裡來的人從托馬斯眼中看出了驚愕，把身子湊過去，在桌子下面將他的膝蓋友好地拍了拍。「別忘了，大夫，這只是個樣稿！好好想一想，如果有什麼地方要改動，我想我們會達成協議的。畢竟，這是你的聲明！」

　　托馬斯把那張紙推還給秘密警察，好象害怕這張紙在手上多呆一秒鐘，好象擔心什麼人將發現這紙上有他的指紋。

　　那人沒有接紙，反而假作驚奇地抬了抬雙臂（象羅馬教皇在陽臺上向教民們祝福時的那種姿態），「怎麼能這樣於呢？大夫，留著吧，回家去冷靜地想想。」

　　托馬斯搖了搖頭，耐著性子用伸出去的手捏著那張紙，末了，部裡來的人不得不放棄羅馬教皇的姿勢，把紙收回去。

　　托馬斯打算向對方強調，他既不會寫什麼，也不會簽署什麼，但他在最後一刻改變了語氣，溫和地說：「我不是個文盲，對不對？我為什麼要簽字？我自己不會寫？」

　　「很好，那麼，大夫，就按你的辦。你自己寫，我們再一起看看。你可以把你剛才看過的東西作為樣子。」

　　為什麼托馬斯沒有立刻給秘密警察一個無條件的「不」呢？

　　他也許是這樣想的：一般說來，警察局無非是要用這樣的聲明使整個民族混亂（很明顯這是入侵者的戰略），除此之外，他們在他身上還有一個具體目的：收集罪證準備審判發表托馬斯文章的週報編輯。如果是這樣，他們需要他的聲明為審訊作準備，為新聞界誹謗那些編輯的運動作準備。假若他斷然拒絕，從原則上來講，總是有危險的。警察局會不管他同意與否，把早準備好的並帶有他簽名的聲明印發出去。沒有報紙斗膽登載他的否認聲明。世界上也沒有人會相信他不曾寫聲明和不曾簽字。人們從他們同胞的精神恥辱中得到的快樂太多了，將不願意聽勞什子解釋而空喜一場。

　　他說願意自己來寫，給了警察局一點希望，也給自己爭取了一點時間。就在第二天，他在那個診所辭了職，估計（正確地）在他自願降到社會等級的最低一層之後（當時各個領域內有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都這樣下放了），警察不會再抓住他不放，不會對他再有所興趣。一旦他落到階梯的最低一級，他們就再不能以他的名義登什麼聲明了。道理很簡單，沒有人會信以為真。這種恥辱性的公開聲明只會與青雲直上的簽名者有關，而不會與栽跟頭的簽名者有緣。

　　在托馬斯的國家裡，醫生是國家的雇員，國家可以讓也可以不讓他們工作。與托馬斯談辭職事宜的那名官員，聽說過他的名字和聲望，力圖說服他繼續工作。托馬斯意識到他根本不能肯定這個選擇是否合適，但他突然感到，他心中對忠誠的無言許諾使他當時非如此不可。他堅持立場巋然不動。於是，他成了一名窗戶擦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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