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光利一北京與巴黎（節選）

北京與巴黎（節選）

　　芥川龍之介①曾對我抱怨說，他一去上海，腦子裡就盡轉著政治一類的事，覺得很困惑。那時候說的政治這個詞，意思相當於現在我們所說的思想這個詞，看來這十年間，詞語的涵意正在發生相當大的變化。最近，法國又出現了精神政治學這一前所未見的新詞匯，不過，就強調思想這個詞裡邊包含有行為的性質而言，思想也不妨可以稱作為精神政治學。我眼中的芥川，在當時是個比誰都偏愛將政治學置於自己精神思想之中的人。要是芥川今天還活著，他更感興趣的，肯定不會是他所喜愛的北京，而是他所厭惡的上海。去上海，就需要那裡有一種可以不斷向我們提供精神調節功能的政治，並且其調節的方法和程度，還得是在二十世紀的調節方法中凝集進一定程度的東亞方法。這回去中國走了一遭後，我痛切地意識到，這種東亞方式業已成為我們最為迫切需要的一種政治學。我也很想在這方面作些適合於我自己的嘗試，無奈面對超出兩手能力範圍之外的壓力，我卻無能為力。

　　①芥川龍之介（1892一1927），小說家，代表作有《羅生門》、《鼻子》等。

　　每次踏進中國，儘管我把這之前提到的東亞看做是一個遠遠超出我所能把握的範圍之外的問題，但它還是壓迫著我的大腦，揮之不去。這種情況我想並非只是我一個人遭遇到吧。一個人去到某地，如果意識到自己找不到合適的方法來處置所面臨的處境，那肯定會感到惱火。我在中國遇到過不少在那兒有著相當長的生活經歷，並且人品相當出眾的人，屢屢聽到他們這樣歎息：中國到底怎麼回事，實在弄不懂。每當遇到這種時候，我也身不由己地想依樣畫葫蘆應和上一句，可這樣的談論，便表明了那裡的政治對精神不具備調節的功能。「正因為弄不懂，我才……」，那個傍晚，我一邊不斷尋思著這個問題，一邊湖中國海而上，前往北京。

　　看來，現在一扯起東亞，便會捲入一場是非之爭之中。我也是作如是想中的一人。不過，推敲起來，東亞的靜穆性格中所隱潛著的含蓄，說不定恰好是東亞提供給世界的一份報告。這份報告的結果，往好裡說，是使人意識到，它在某種意義上為世界創造了良機，導入了有利於世界的東西。我並沒有比別人更好標新立異的習慣，但又常常不免會順從這種習慣。東亞的常識很大程度上具有生機勃勃的機能，譬如說，它就像電磁力，貫穿流通在人的沉默表情之中，是一種類似於韻律的東西。另外，把人的表情與思想、常識一視同仁地予以尊重的，將表情當做現實精神聯繫方面常常十分奏效的技能來加以培訓，這種東亞式的神秘技能中，我以為也包含著利用皮膚的某一角去感觸電磁作用的操作方式。事實上，一旦成為這種超越了物理學範圍而又命數不佳的東亞世界，就跟將棋中桂馬斜跳似的，成了迷點與迷點的關係，因而不得不賦予置身其間的頭腦以高度的柔軟性。這是怎樣一種訓練的賜與物呢？對日本人說來，這種柔軟性就存留在傳統之中，具有一種一旦遭遇危機，便能如同蟬蛻一般翻然轉危為安的力量。這種力量如同一種神秘的數字，擁有它人就可以平安無事地與難境擦肩而過。

　　北京有消費城市一說。委實不假，在這座城市裡，從來不曾從事過生產這類勞什子的人，卻代複一代，曆然顯現出這麼一副生存狀態：絞盡全部的智慧，費盡心機琢磨著，人可以將消費完成到何種程度。頹廢的極度積累，厚重得使人喘不過氣來，不由分說地制服了步入此間的人們的反抗。被制服了的人們，則睜著一雙喪失了感覺的迷迷瞪瞪的眼，嘟囔一聲「那好吧」，隨後傾盡其最後的力氣，終於被帶至最後的歸宿。「就這樣，不挺好！」懵懵懂懂地囁嚅著「不挺好」的當兒，某種覺得是理所當然的東西，便像風一般從說話聲中溜了進來，進來的究竟是什麼則不得而知。由於大腦的麻木已具某種品格，被覺得理所當然，因而在大腦喪失了某種功能卻又毫不在意的情形下，惡鬼已悄無聲息地溜了進來。只要一個人不想與惡鬼抗爭，那麼一進到北京，他身上那些現實世界中的健康之物便會全部喪失殆盡。在這裡，比起有精神質地的美來，虛詐的美更具有美的精神。一個人，如果因為疲勞和孤獨，或很容易受到諸如此類情緒的侵襲，那麼他也許會覺得北京是世界上最美最舒適的都會。這個就像一具被敷以色彩後置放在客廳裡、使人嫣然而笑的屍體般的都會，它那女性氣質的壯麗，委實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

　　一想到寫北京，我就提不起筆來。再稍稍寫點吧。延續了好幾個世代的國都，卻為異族所征服，而征服者一旦崩潰，馬上又會出現另一個異族前來改朝換代，在這死滅的肉體的堆積中，殘存下來的唯有這等令人發狂的東西吧。想到這些，我便感到十分茫然。確實曾經存在過的優秀的東西，除了戲劇還保存著，幾乎已經滅絕，以致龐大的拙劣之作成了本尊，林海環圍著一座孤單單的祭壇。這裡最能打動人心的，現在只剩下一些哀婉小曲的抑揚頓挫，而大眾所喜歡的則是拙劣之作。以拙劣之作充當傑作並使其長久流傳的北京，不斷地講述著別的國家所根本無法與之攀比的罪孽深重的故事。起始是某個朝代犯下了罪孽，而隨後起來將其埋葬的另一個民族又氾濫成災，覆蓋其上。在這無休止的循環往復中，如此巨大的裝飾物便不經意地完成了，這恰好可以稱作是自然的傑作。它並非文化之物，而是如同山川一樣的自然之物。

　　在這奇特的情形面前，人類安之若素地穿行在現代之上，對於這一特殊的機能，我曾在冒雪環繞半島漫遊時思索過好幾回。此時，在我的腦際，與北京一起不住浮現出來的都市，便是巴黎和佛羅倫薩。佛羅倫薩具有一種圓滿精緻之美。這種圓滿的精緻，是由遠在電被發明之前的那個時代所擁有的純粹而又嚴密的物理學設計而成的，當然，它的美與建立在解析幾何上的巴黎是截然不同的。而解析幾何與人類致力於電的發明這一智力活動是屬同一形態的。佛羅倫薩由此而具備了一種只有在它身上才被完成了的莊嚴性質，從而使人感受到了日本的鐮倉所體現著的那種美感，即樸素單純的端莊與精神的合而為一。然而，北京又顯示著怎樣的能耐呢？它那似乎要告知人們唯有政治才是萬能的外交手腕，總讓人產生出某種被愚弄的沉重感。中華民國因嫌厭北京而決意將科學之都遷建于南京，可以說是一種明智的決策。

　　中華民國以南京為中心，謀求一個科學的中國的復興，本是一種賢明之舉，然而遺憾的是，此時正是科學分析在歐洲喪失了控制發展方向能力的時候。在歐洲，人們隨力不勝任的分析力一起闖入自己的頭腦，從中攥住科學法則，結果導致了認識論法則與科學法則難以界分的混亂。這混亂現在更是越趨加劇。一般說來，分析力無疑是以直覺作為其思想方法的根源的，因而，與其去質疑將分析力用之于作為其自身根源的直覺的做法是否可能，還不如說，對人類生活說來，它是多餘的。而終至分析這一禁令的界限一經打破，意識便會旋踵而至並持續不斷地運作起來，由此看來，對使之中止的奇異自然力的渴望，正是出於這一道理。早在歐洲之前，中國便已在尋索意識的休上場所方面顯得出類拔萃。而在中國，北京又要比其他所有城市更適合於安眠。北京這座都市就跟屍體似的，根本無從分析，即便作出分析，那也毫無意義，無異於讓它死去。北京的美便是這樣一種如同死亡一般展現在我們面前的美。這與巴黎那種上了年歲的靜謐是絕然不同的。

　　一想到巴黎，就如同懸想北京時那樣，我的頭腦裡便自然而然地浮現起兩句話來。一句是從別人那裡得知的，中國的江西派禪師馬祖道一，一邊爬著坡一邊剝著指甲時這樣尋思道：「吾身既非實在，此痛自何而來？」另一句話則為法國人笛卡爾所說，他當兵時，在努依布爾克戰場見到士兵倒斃在地的情景，不由得感慨道：「我思故我在」。對這兩位分別來自東方和西方的人物的觀點，人們曾提出過各種各樣的解釋。在我看來，說「吾身既非實在」的東方人馬祖，是在消除去自己頭腦中的觀念，他只是把疼痛本身當做一種實在來加以樸素的直覺，這與笛卡爾一看到死，便把「我思」這一被大腦觀念所思索到的東西當做唯一實在的西方人重分析的思路是不同的。這一不同便成了現代東西方致思方式差異的體現，而這一差異則至今仍持續著。正像北京確實是在「吾身既非實在」中不知不覺修建而成的那樣，它是壓根兒不重分析、在不斷演變更迭的現實之上就這麼堆積而成的一個都會，而巴黎則如同「我思」，是在頭腦裡被這麼建構起來的都會。然而，巴黎因「我思」之故，以致如今煩惱叢生，北京則因「吾身既非實在」從而痛苦漸多，這一結果卻並非單單是語言措辭所致。這裡，無非想把這兩句在歷史上顯得很典型的話拈出來，用以說明現實與語言的性質是相對應的。同時，這件事還具有這麼一種性質，那便是對巴黎是科學的、北京是自然的這樣一種說法提出反證。只要科學是一種分析和研究自然的方法，那麼一旦它侵入自然，便會產生科學的性質，換言之，西方對東方的侵入，也可以看做是一種科學的自然性。但令人困惑的是，其結果，作為分析材料，它把經濟導管加了進來，卻把吸取自然的滋養成分這件事全然忘在了腦後。既然已識破了這一吸收方法，要是東亞人對之一點方法也不講的話，那麼心裡還是不明白。識破的一方也好，被識破的一方也罷，當此之時，就像靜脈動脈都圍繞著同一顆心臟在運作並彼此關聯那樣，一旦意識到這一點，同時也便是意識到了這一共有的心臟是緣何而發生變質之時。這便是二十世紀的混亂。這種混亂恰似不讓動脈變成靜脈，或不讓靜脈變成動脈，在這種情形下，「我思」因思慮過度而最終導致的虛無狀態，在表現出與「吾身既非實在」同樣無力的同時，卻又擺出了對尖銳難忍的痛苦現實安之若命的姿態。這樣，西方或許正在向北京漸漸靠攏。

　　近來越來越多地聽到去北京遊玩的文化人談起，他們覺得北京正在變得跟巴黎一樣。從前則不大聽見有人這麼說。據說有位法國人講，北京比巴黎更勝一籌。我在巴黎漫不經心地走在街頭時，常會意識到自己正在動用著某種適合於我的分析能力。據說巴黎起初是由類似於構築珊瑚礁的微生物般的細小蟲於構築起來的，無怪乎它像是一座由石灰岩所構成的城市。儘管這樣盡可能漫不經心地遊逛，但一旦尋思起它何以會成為一座喚起我分析能力的城市，便馬上會意識到，那是因為巴黎城的形狀本身具有一個坐標原點，這個原點很明顯地成了精神的中心。在街上行走或拐彎時，不斷出現的便是交叉成X線狀的坐標原點。坐標原點本是無，除了點，在幾何學上便是具有線的性質的有。我對數學是外行，可在巴黎存在著把外行的無之頭腦自然而然地當做有之線條這樣一種明快率直的東西，這便是精神。即使我們是無意識地行走在這座城市裡，頭腦卻不知不覺地走進了笛卡爾的頭腦，這裡邊有著某種十分聰明的東西，那是無須任何人解釋就能使人明白的東西：解析幾何就是從坐標原點產生的線條，還有，這原點的抽象物便是稱作代數的圖式。也就是說，沒有比巴黎更能讓人意識到「我思故我在」這一精神上的坐標原點的地方了。

　　可是，去北京，街區的原點在哪裡最初是不知道的。可以說，在北京所見到的，盡是些喪失了自我的東西。一走進這座城市，我們便會產生出一種仿佛回到了出生之前的故鄉的感覺。在這裡，人們對什麼都不會很介意。若要說分析力的驅遣運作，那只有修築城牆這一樁。僅僅修造一道城牆，從遠古起，便已經耗費了幾億萬人的無價勞作。連夢中也想像不到的一輪巨大的明月正升起在城牆之上，像北京這樣大得令人驚詫的月亮，我在別的地方還從來沒有見到過。以前，聽說有不少西洋女子因為見了北京的秋月而發了瘋的，確實如此，這月亮已大得無法再稱其為月亮了。若一直這樣又紅又大地顯現在虛空之中，那人的精神便會從現實逃逸而去。中國那些卓越之士的分析能力都集中在天文上，這一方面是思想逃離自我，為天空所吸引的結果，或者很可能中國人的精神原點就潛藏在這月亮之中。如果真是那樣，那麼天子向上蒼祈求五穀豐穰，這一修築天壇的構思也便不難理解了。開闊的宮殿廣場，寬大的屋頂，都可以看做是對支撐日月星辰的大地之力的依恃。

　　人是棲居在大地上的，因而人的文化構想力中，一定得有某種支撐生命力的原點。日本的原點大致建立在太陽光線之中。不過，許多數不勝數的東西如今正在進入日本，一方面是放它們進來入居，一方面又不失去日本人的本來習性，可以將此視作一個小小的世界。這裡邊既有創造了分析能力之中心的法國的原點，那種呈X形的交錯點，也有源于古希臘歐幾裡德的德國式的綜合能力，還有發源於中國和印度、如今已壽終正寢的認識論。但自從在大地上的某一角落發現了電之後，即使凡庸如吾輩者也都能意識到，過去的一切都不過是一堆褪了色的物理學形骸而已。那麼到底是什麼東西在這裡邊起著作用呢？電燈燦爛輝煌，去巴黎也好，去佛羅倫薩也好，也就不過如此，這都已是在日本見過了的。因為總是讓這一心理糾纏著，以致羽左衛門在他的巴黎紀行裡突然想說，拿破崙與耶穌也就一回事吧？威尼斯、拜占庭，這些由大理石直接築成的城市，兀然聳立在海中，即便觀賞如此壯麗和舉世無雙的城市，由於有了電燈，羽左衛門也一點都感覺不出有什麼可驚奇的。一到夜晚，在巴黎埃菲爾鐵塔一側，每當雪鐵龍汽車廣告的霓虹燈一次次閃亮，便會讓人一次次意識到，巴黎和笛卡爾那昔日的尊嚴，如今正從人們頭腦中消逝而去、和大夥一樣，我的腦盤也已進到了這樣一個現代社會，對我而言，面對突然出現的現代社會，與其把它攆走，更要緊的是將它納入思考之中，設想出一種對策。二十世紀的混亂，對東亞人說來，實際上很可能並不是混亂。

　　我們的頭腦確實已屬二十世紀，而被稱作混亂的那種混亂狀態也確實存在著。然而，要將世界看成是混亂的，就勢必得在某處存在著一種這樣看的原點。因此，成為我們東亞人內心原點的，也即是可以稱作為西方原點、即「我思故我在」式的內在批評圖式。其好壞姑且不論，如果當做文學來看的話，那麼如同道元所言：「飛動著的鳥才像鳥」，以及如同馬祖所言：「吾身既非實在，此痛自何而來」，就像電流一樣，在可以稱作某種時間單位的、呈時空一如流動狀態的零點之上，則可看到，作為一種涵養萬物的自由奔放的原點，東亞人已經把它設定好了。我突然意識到，只要整個東亞所共通的邏輯也置於這種自由之上，便能使西方的原點也得以復活，然後保持著各自的獨特性，並使生活的設計成為一種可能。我對電學一無所知，但是，揣想東亞人的這樣一種心態，即，不是把文學的根據置於人的直接接觸之中，而是置於經由意志溝通的人的眼光之中，便會由此強烈意識到，東亞的天才是一些如同電磁場核的人物。我每次去鐮倉，便會感覺到，這裡坐成一排的，是早在古昔便已意識到了電的禪宗僧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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