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維爾故事與極權主義

故事與極權主義

　　我有一個患嚴重氣喘病的朋友因為政治上的原因被判刑，在監獄裡過了好幾年。在那裡，他受害彌深。因為他的獄友吸煙而他幾乎不能呼吸。他換一個無吸煙者牢房的要求都沒有人理睬。他的健康，甚而他的生命，受到很大威脅。一個美國婦女知道了這件事並想幫助他。她打電話給一個熟人，一家重要的美國日報的編輯，問他是否可以寫點什麼。「那人死時給我打個電話」，那位編輯回答。

　　這是一件令人震驚的事情，但在某些方面是可以理解的。報紙需要一個故事。氣喘病不是一個故事。死亡可以使它變成一個故事。

　　在布拉格，只有一家長期委派的西方通訊站。在黎巴嫩，一個遠比捷克斯洛伐克小的國家，有幾百個以上。也許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正如他們所言，「這兒什麼事也沒有」。比較起來，黎巴嫩充滿了故事。它是一個謀殺、戰爭、死亡之地。像人類所能記憶的那樣長久，死亡從來就是每一個真正的故事的凝聚的焦點。

　　我們的情況像我的朋友：我們不值得注意因為我們沒有故事，也沒有死亡。我們僅僅有氣喘病。為什麼必須有人對我們的咳嗽聲感興趣？

　　人們也不可能永遠寫呼吸是多麼困難這件事。

　　我並不為這樣的事情煩惱——在這裡恐怖分子是不是逍遙法外，或者在上層有沒有重大的有關腐敗的醜聞，或有沒有暴力示威或罷工。

　　令我感到煩惱的是另外一些事情：這種有新聞價值的故事令人奇怪的缺席並不是社會和諧的一種表達，而是一個危險的和極端的過程的外在結果：所有故事的消滅。幾乎每天我都為這種社會沉寂其意義曖昧不清而感到震驚，這是在極權主義制度與生活本身之間看不見的戰爭的可見的表達。

　　認為捷克已經從戰爭和謀殺中擺脫出來這不是實情。戰爭和殺戮採取了不同的形式：它們從光天化日下無所遁形的公開事件轉變成朦朧不可見的內部的毀滅。人們在故事中讀到的那種純粹的「典型」的死亡（儘管它所包含的恐怖，卻仍能不可思議地透露出人類生活的意義［此處有語病］），在這裡已經由另一種死亡取代：慢性的，遮遮掩掩的、不流血的，不再是純粹的，然而是沒有行動，沒有故事，沒有時間的死亡，集體的死亡，或者更確切地說，麻木不仁的，社會和歷史虛無化的過程。這種虛無化如此取消了滅亡，同樣如此取消了生命：個人的生命變成一個大機器中功能單調、整齊劃一的組成部分，他的死亡僅僅是意味著卸除了他的使命。

　　所有這些跡象表明，這種情況是發達的、穩固的極權主義制度的內在表達，直接從其本質中生長出來。

　　來自西方的參觀者經常驚訝地發現對捷克人來說，切爾諾貝利核輻射和艾滋病並不是一種恐怖的來源，而更像是一個笑話的主題。

　　我必須承認這並不令我驚奇。因為極權主義的虛無化完全是無形的，比起艾滋病病毒和切爾諾貝利核輻射它更看不見，然而更為當下的，更危險，換句話說，它比艾滋病或核輻射更內在，更緊迫地觸及我們每個人，因為我們每天都以個人經驗去瞭解它而不是從報紙和電視上瞭解。因此，那些比較起來不那麼具有恐怖意味，不那麼陰險、不那麼內在的威脅就被驅逐到背景中去並遭到忽視，是不足為奇的。

　　這種無形的勝利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故事的消失意味著人類認識和自我認識一個基本手段的消失，極權主義的虛無化否定人們從外面觀察和理解其過程的可能性。這裡只有兩種選擇；要麼你直接經驗它，要麼你對其一無所知。某種恐嚇不允許對其作公開查詢。

　　外國旅遊者可能會形成這種合情合理的印象：捷克斯洛伐克比瑞士更窮、更枯燥，報界對在這裡關掉他們的辦事處有一個合情合理的理由：他們怎麼能指望沒有事情可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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