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簡介|米歇爾·傅柯

福柯簡介

　　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

　　米歇爾·福柯，法國哲學家、社會思想家和「思想系統的歷史學家」。他對文學評論及其理論、哲學（尤其在法語國家中）、批評理論、歷史學、科學史（尤其醫學史）、批評教育學和知識社會學有很大的影響。

　　他被認為是一個後現代主義者和後結構主義者，但也有人認為他的早期作品，尤其是《詞與物》還是結構主義的。他本人對這個分類並不欣賞，他認為自己是繼承了現代主義的傳統。他認為後現代主義這個詞本身就非常的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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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歇爾·福柯1926年出生於法國普瓦捷的一個鄉村家庭，其父保羅是一個外科醫生。他的原名是保羅-米歇爾·福柯，後來他將名字中的保羅放棄了，這可能和他同他父親之間相當緊張的關係有關。他一開始的成績中上，但當他進入耶穌會辦的一個中學後，他的成績十分優秀。在這段時間裡，普瓦捷屬維希法國，後來被德國佔領。戰後，福柯進入了法國最富盛名的巴黎高等師範學校，這是法國傳統的通向學術生涯的門戶。

　　福柯在巴黎高師的時間對他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當時法國對德國哲學家如黑格爾、胡塞爾、海德格爾和尼采的興趣越來越強，福柯的教授之一，讓·依波利特，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翻譯家和德國哲學的專家。梅洛·龐蒂當時也在巴黎高師教學，他對於存在主義和現象學的課程在包括福柯在內的一部分學生中非常受歡迎。在他在巴黎高師的後期，他與法國最著名的哲學家和科學史學家之一，喬治·康奎荷姆，建立了關係。

　　福柯在巴黎高師的私人生活並不快樂，他患有嚴重的憂鬱症，甚至企圖自殺。他受到一個心理學家的看護。雖然如此，或者正因為如此，他對心理學非常感興趣。因此他不但得到了哲學的教育，而且還得到了心理學的教育，他甚至參加了這門學科的臨床實踐，在那裡，他與路德維希·賓斯萬格爾等思想家接觸。

　　最後福柯還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如其他許多巴黎高師的學生，他在1950年至1953年間是法國共產黨員。他是被他的教師阿爾都塞介紹進去的。與其他許多人相同，他因為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的情況退出了共產黨。與其他許多人不同的是他從未參加過共產黨的活動。

　　1950年福柯通過畢業考試，他在巴黎高師教了一段時間書，但他對此並不感興趣，因此他很快就離開了法國。他的教師喬治·杜梅澤爾為他找到了一個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作為法國文化代表的職位，從1954年到1970年他在烏普薩拉大學、在波蘭華沙和在德國漢堡大學充當文化代表。此後他到法國克萊蒙費朗第一大學教哲學，在那裡他遇到了丹尼爾·德菲。只要他在法國，他後來就一直與德菲生活在一個非單配性的關係中。

　　早在高師期間，福柯即表現出對心理學和精神病學的極大興趣，恰好他父母的一位世交雅克琳娜·維爾道（Jacqueline Verdeaus）就是心理學家，而雅克琳娜的丈夫喬治·維爾道則是法國精神分析學大師雅克·拉康的學生。因此，在維爾道夫婦的影響下，福柯對心理學和精神分析學進行了系統深入的學習，並與雅克琳娜一道翻譯了瑞士精神病學家賓斯萬格爾（LudwigBinswanger）的著作《夢與存在》。書成之後，福柯應雅克琳娜之請為法文本做序，並在1953年復活節之前草就一篇長度超過正文的序言。在這篇長文中，他日後光彩奪目的寫作風格已經初露端倪。1954年，這本罕見的序言長過正文的譯作由德克雷·德·布魯沃出版社出版，收入《人類學著作和研究》叢書。同年，福柯發表了自己的第一部專著《精神病與人格》，收入《哲學入門》叢書，由法國大學出版社出版。福柯後來對這部著作加以否定，認為它不成熟，因此，1962年再版時這本書幾乎面目全非。

　　1955年8月，在著名神話學家喬治·杜梅澤爾（Georges Dumezil）的大力推薦下，福柯被瑞典烏普薩拉大學聘為法語教師。在瑞典期間，福柯還兼任法國外交部設立的「法國之家」主任，因此，教學之外，他花了大量時間用於組織各種文化交流活動。在瑞典的3年時間裡，福柯開始動手撰寫博士論文。得益于烏普薩拉大學圖書館收藏的一大批16世紀以來的醫學史檔案、書信和各種善本圖書，也得益于杜梅澤爾的不斷督促和幫助，當福柯離開瑞典時《瘋癲與文明——古典時期的瘋癲史》已經基本完成。

　　1958年，由於感到教學和工作負擔過重對，福柯提出辭職，並於6月間回到巴黎。兩個月後，還是在杜梅澤爾的幫助下，同時也因為福柯在瑞典期間表現的出色組織能力，他被法國外交部任命為設在華沙大學內的法國文化中心主任。這年10月，福柯到達波蘭，不過他並沒有在那兒待太久，原因倒也富於戲劇性：他中了波蘭情報機關的美男計。福柯從很早時候起就是同性戀，對此他倒不加掩飾，就個人生活而言，這位老兄顯然夠得上「風流」的美名。然而50年代正是東西方冷戰正酣之時，兩方都在挖空心思的相互刺探。恰恰在1959年，法國駐波蘭大使館文化參贊告假，大使本已有心提拔福柯，便一面讓他代行參贊職務，一面行文報請正式任命。所以波蘭情報機構乘虛而入，風流成性的年輕哲學家合當中計。

　　離開波蘭後，福柯繼續他的海外之旅，這一次是目的地是漢堡，仍然是法國文化中心主任。1960年2月，福柯在德國最終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這是一本在厚度和深度上都同樣令人咋舌的大書：全書包括附錄和參考書目長達943頁，考察了自17世紀以來瘋癲和精神病觀念的流變，詳盡梳理了在造型藝術、文學和哲學中體現的瘋癲形象形成、轉變的過程及其對現代人的意義。按照慣例，申請國家博士學位的應該提交一篇主論文和一篇副論文，福柯因此決定翻譯康德的《實用人類學》並以一篇導言作為副論文，雖然這一導言從來沒有出版，但福柯研究者們發現，他後來成熟並反映於《詞與物》、《知識考古學》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和思想，在這篇論文中其實已經形成。

　　應福柯之請，他以前在亨利四世中學的哲學老師，時任巴黎高師校長的讓·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欣然同意作副論文的「研究導師」，並推薦著名科學史家、時為巴黎大學哲學系主任的喬治·岡奎萊姆（GeorgesConguilhem）擔任他的主論文導師。後者對《瘋癲史》讚譽有加，並為他寫了如下評語「人們會看到這項研究的價值所在，鑒於福柯先生一直關注自文藝復興時期至今精神病在造型藝術、文學和哲學中反映出來的向現代人提供的多種用途；鑒於他時而理順、時而又搞亂紛雜的阿莉阿德尼線團，他的論文融分析和綜合於一爐，它的嚴謹，雖然讀起來不那麼輕鬆，但卻不失睿智之作……因此，我深信福柯先生的研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1961年5月20日，福柯順利通過答辯，獲得文學博士學位。這篇論文也被評為當年哲學學科的最優秀論文，並頒發給作者一枚銅牌。

　　還在福柯通過博士論文答辯以前，克萊蒙－費朗大學哲學系新任系主任維也曼在讀完《瘋癲史》手稿後，即致函尚遠在漢堡的作者，希望延聘他為教授。福柯欣然接受，並於1960年10月就任代理教授，1962年5月1日，克萊蒙-費朗大學正式升任福柯為哲學系正教授。在整個60年代，福柯的知名度隨著他著作和評論文章的發表而急劇上升：1963年《雷蒙·魯塞爾》和《臨床醫學的誕生》，1964年《尼采、弗洛伊德、馬克思》以及1966年引起極大反響的《詞與物》。

　　1968年5月事件促使法國教育行政當局反思舊大學制度的缺陷，並開始策劃改革之法。作為實驗，1968年10月間，新任教育部長艾德加·富爾決定在巴黎市郊的萬森森林興建一座新大學，它將擁有充分的自由來實驗各種有關大學教育體制改革的新想法。福柯被任命為新學校的哲學系主任。但是，萬森很快就陷入無休止的學生罷課、與警察的臨街對峙乃至火爆衝突中，福柯的哲學系也在極左派的吵嚷聲中成為動亂根源。在萬森兩年，是使福柯感到筋疲力盡的兩年。

　　1972年12月2日，對福柯來講是一個具有紀念意義的日子，這一天，他走上了法蘭西學院高高的講壇，正式就任法蘭西學院思想體系史教授。進入法蘭西學院意味著到達學術地位的顛峰：這是法國大學機構的「聖殿中的聖殿」。

　　70年代的福柯積極致力於各種社會運動，他運用自己的聲望支持旨在改善犯人人權狀況的運動，並親自發起「監獄情報組」以收集整理監獄制度日常運做的詳細過程；他在維護移民和難民權益的請願書上簽名；與薩特一起出席聲援監獄暴動犯人的抗議遊行；冒著危險前往西班牙抗議獨裁者佛朗哥對政治犯的死刑判決……所有這一切都促使他深入思考權力的深層結構及由此而來的監禁、懲戒過程的運作問題。這些思考構成了他70年代最重要一本著作的全部主題——《規訓與懲罰》。

　　福柯的最後一部著作《性史》的第一卷《求知意志》在1976年12月出版，這部作品的目的是要探究性觀念在歷史中的變遷和發展。福柯對這部性的觀念史寄予厚望，並以務求完美的態度加以雕琢，大綱和草稿改了一遍又一遍，以至最終文本與最初計劃相差甚大。這又是一部巨著，按照福柯最後的安排，全書分為四卷，分別為《求知遺志》、《快感的享用》、《自我的呵護》、《肉欲的告贖》。可惜的是，作者永遠也看不到它出齊了，1984年6月25日，福柯因艾滋病在巴黎薩勒貝蒂爾醫院病逝，終年58歲。福柯晚年在美國待了很久，首先在水牛城大學，後來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福柯在舊金山的同性戀社群中，猶其在BDSM社群中的活動使他染上了艾滋病，因為當時人們還不知道這種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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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柯主要從歷史發展的維度，關注知識與權力的關係——權力怎樣通過話語權表現出來，並配合各種規訓的手段將權力滲透到社會的各個細節中去，比如監獄制度、性問題等。福柯的思想對當代社會學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

　　福柯的主要工作總是圍繞幾個共同的組成部分和題目，他最主要的題目是權力和它與知識的關係（知識的社會學），以及這個關係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的表現。他將歷史分化為一系列「認識」，福柯將這個認識定義為一個文化內一定形式的權力分佈。

　　對福柯來說，權力不只是物質上的或軍事上的威力，當然它們是權力的一個元素。對福柯來說，權力不是一種固定不變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種貫穿整個社會的「能量流」。福柯說，能夠表現出來有知識是權力的一種來源，因為這樣的話你可以有權威地說出別人是什麼樣的和他們為什麼是這樣的。福柯不將權力看做一種形式，而將它看做使用社會機構來表現一種真理而來將自己的目的施加於社會的不同的方式。

　　比如福柯在研究監獄的歷史的時候他不只看看守的物理權力是怎樣的，他還研究他們是怎樣從社會上得到這個權利的——監獄是怎樣設計的，來使囚犯認識到他們到底是誰，來讓他們銘記住一定的行動規範。他還研究了「罪犯」的發展，研究了罪犯的定義的變化，由此推導出權力的變換。

　　對福柯來說，「真理」（其實是在某一歷史環境中被當作真理的事物）是運用權力的結果，而人只不過是使用權力的工具。

　　福柯認為，依靠一個真理系統建立的權力可以通過討論、知識、歷史等來被質疑，通過強調身體，貶低思考，或通過藝術創造也可以對這樣的權力挑戰。

　　福柯的文章往往寫得非常緊湊，充滿了歷史典故，尤其是小故事，來加強他的理論的論證。福柯的批評者說他往往在引用歷史典故時不夠小心，他常常錯誤地引用一個典故或甚至自己創造典故。

　　福柯的主要著作有《古典時代瘋癲史》（1961）、《詞與物》(1966)、《知識考古學》(1969)、《紀律與懲罰》（1975）、《性史》（1976-198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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