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調 1.敏感話題(3)

1.敏感話題(3)

　　抱怨自己一無所獲的喜劇演員羅德尼·丹哲菲爾德就屬被約翰·亞當斯研究過的國民之一。亞當斯早在1805年就說過，「報酬……在生活中是別人對你的尊重和讚賞。忽略和輕視，則是對你的懲罰……渴求他人尊重的欲望就像天然的饑餓感那樣真實，而世人的忽略和輕視則像痛風病或結石一樣引發劇痛……」大約與此同時，愛爾蘭詩人托馬斯·莫爾也感到，隨著美國確立了主張人人平等的憲法，一種特殊的困境已經降臨到美國人的生活中來。他將華盛頓特區的公民們描繪為某種「生來是奴隸，卻想奮鬥成為主子」的人。三十年後，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一書中，精確地觸及到這片土地的特殊問題：對等級的渴求。他寫道：「沒有任何其他地方的公民像這個民主國家的公民一樣顯得如此無足輕重。」而結果就是，「這裡的人們要付出世上最多的艱辛和努力來獲取——恐怕這個詞遠不夠正確——地位」。

　　仍然是十九世紀，瓦爾特·惠特曼在《民主的遠景》（1871）中寫道，美國政府的結構形式為公民們創造了一種均等的條件（或至少是幻覺），個人為了得到社會認可，確立個人自尊，將因為某種難以言說的焦慮而經歷曠日持久的掙扎，那焦慮就是，如果人人都是人物，則人人都不是人物，在較近一次路易斯·哈裡斯主持的民意測驗中，76％的受訪者認為他們最需要的是「他人的尊重」。在最近看到的一份廣告辭中，一位廣告作家向某種咖啡桌的潛在購買者展示了極具誘惑力的美國式眼光：「為您良好的品味創造一種優裕，溫馨。感性的暗示！這種暗示能使您在任何一個想像的環境中，召喚尊敬和關注。」

　　在美國，由於社會等級間的流動是如此順暢，似乎每一位幸運兒都可以得到獎賞。而伴隨這一情況而來的特殊危險則是：失望，以及接踵而來的妒忌。這個神話給人的印象是，你隨時能用「掙」的方式向上爬。然而，一旦一個人發現自己陷身於一個等級差別體制，並對這個體制的必要性表示懷疑，此時的幻滅感和內心痛苦就格外強烈。有一些人在早期的中產階級生活中發現，在他們為社會等級的攀升而奮發努力時，一些明顯不相關的因素，例如遺傳特徵，早年背景，父輩或更年長一輩的社會地位，或多或少限制了他們的發展。他們因此變得有些絕望，這種絕望並非沒有破壞性，儘管他們一般說來對這一破壞性秘而不宣。托克維爾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些心理危機。他承認，「在民主時代，歡樂要比貴族時代來得強烈，有極多的人可以分享歡樂。」但他又補充說，在人人平等的氛圍中，「人們的希冀和欲望更經常地被摧毀，靈魂所受的折磨和煩擾更大，因此要更加細心地照料自己。」

　　希望破滅後，妒忌紛至遝來。永遠不要低估這個國家那些惡劣的乃至罪惡的行為背後，純粹的等級妒忌所產生的力量，以及對官方宣稱的階級平等神話的幻滅引起的惡果。誰若將自己誘人的轎車停在一個大都市的街道上，返回時卻發現車窗被砸得粉碎，收音機天線被攔腰折斷，誰就會理解我說的話的含意。國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於1950年在西弗吉尼亞發表演講時運用的語言，使人們對他的真實意指簡直一目了然，他猛烈抨擊中上層階級和上層階級，並非因為他們沾染了「共產主義」，而顯然是出於妒嫉。他說：「並不是那些不太富有的人或一些少數集團的成員背叛了這個國家，而是那些已擁有了種種優越條件的人們，最好的家庭，最好的大學教育……」

　　幽默作家羅傑·普萊斯在《偉大的魯伯革命》（1970）中，甚至將等級嫉妒理解為對平等主義的報復。他這樣區別平等主義和民主：「民主要求它所有的公民生而平等，而平等主義則堅持所有公民應死而平等。」L·R·哈特利曾在小說《外貌公正》（1960）中諷刺過一個多少與我們今天相似的未來社會。那裡的人們持有一種「對美麗外貌的偏見」。而政府的整容外科大夫矯正了每個人外貌的不平等。這裡，解剖刀決不是用來使人們變得美麗——它被用來使人人變得相貌平平。

　　儘管我們對政治和法律平等公開表示欣然接受，但就個人的感知和理解而言——其中豹大部分很少表露——我們縱向地將事物進行分類，並堅持價值觀上的差異至關重要，無論我們就平等發表什麼看法，我認為每個人在某方面正日漸體會到奧斯卡·王爾德曾談到過的一點：「人類的平等博愛並非僅僅是詩人的夢想；它是一個令人十分沮喪和深感羞辱的現實。」似乎，我們從內心深處需要的是差別，而不是聚作一團。差別和分離令我們興趣盎然，融合則令人油然生厭。

　　儘管聯邦政府不願命名一個社會等級制度，但它似乎承認，如果從法律上說，我們人人平等，而在實際生活的其他方面，『情況則截然相反，那麼政府才會將它的公務員劃分為十八個等級：從最底層的第一等（郵件投遞員），第二等（郵政人員），往上到第五等（秘書），第九等（藥劑師），第十四等（司法人員），到最上面的第十六。十六和十八等（政府高層行政管理人員）。建築行業裡也存在一個不同工種的等級制度。最底層的是「土活」，也就是地基挖掘工作；位置列在中等的是下水道、道路、坑道的鋪設建造；最上層的則是建築物本身（隨著建築高度的上升，地位也越高）。銷售「老闆台」和相關辦公設備的人們瞭解，他們和顧客之間會就一個嚴格的「等級」制達成共識。橡木桌最低，核桃木桌其次，然後往上是桃花心木，如果你中意的話，屬「中上等」，直到極品：柚木。在軍界的各種女士社交場合，倒咖啡是一種特權，屬較高階軍官的妻子。那裡的每位女士都清楚，咖啡比茶要位高一等。

　　幾乎處處都可以發現等級排行。僅拿樂器為例。按慣例，交響樂團根據不同種類樂器的聲音微妙程度和演奏的難度來排列樂器組。絃樂器身居高位，木管樂器隨後，銅管樂器其次，打擊樂器則排在最後，按演奏難度分，手風琴近乎最低，小提琴則接近最高地位。另一類按某種「社會等級」的概念編排樂器的方式，是考慮慣常演奏這種樂器的樂器組的聲望。這就像作曲家艾德華·寇恩所說的：「如果你演奏的是小提琴，你可以在絃樂四重奏樂隊或交響樂團演奏，但不可以在爵士樂隊演奏，更不可能在軍樂隊中演奏。而在管樂器中，長笛和雙簧管主要是交響樂團的樂器。單簧管則不如它們，因為交響樂團，爵士樂隊和軍樂隊中都有它的份。至於銅管樂器，法國號位置最高，因為至今它也沒有被用來演奏爵士樂，同樣道理，打擊樂器演奏者中定音鼓手地位最高。一種樂器能發出的音調越低，一般來說它的等級就越低。因為人們一般認為低音樂器容易演奏（巴松管除外）。所以，索薩號的等級就比小號要低，低音提琴就比中提琴要低。諸如此類。」

　　如果有人對你說，「我的孩子正在上長號課」，你臉上浮起的微笑就比聽人說「我孩子正在上長笛課」時要來得更難控制（這裡，微笑在作者看來表現了某種如釋重負的輕視，這通常是歐美人的文化反應。一譯者注）。另一方面，聽人說「我的孩子正在學習古大提琴」，你就接收到一種有關等級的強烈信號，這種信號與對古典文化的興趣、博物館、畫廊或者「修養性」工作緊密相關。吉它（除非它被用來演奏古典——也即古代風格的——音樂）天生就屬低等，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六七十年代的年輕人那麼喜歡用它來表現國際主義的等級弱化。吉它總是與吉卜賽人、遊牧民族、或另一些既無遺產又無固定收入而且居元定所的人們發生聯繫。所以，對那些從中上層階級或中產階級逃脫出來的青年人來說，吉它是一種最能完美體現他們身份的標誌。

　　前社會主義者，《黨人評論》編輯威廉·巴列特回顧過去二十年的社會變革時總結道：「『無等級社會』看來越來越像是一個烏托邦幻覺了。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了它們自己的等級結構，」儘管那裡的等級主要是建立在官僚體系和阿諛奉承的基礎上。「由於無論如何也一定存在等級，我們為什麼不讓它以更有機、更異質、更多樣化的」西方固有的形式「存在下去呢？」因此，既然我們的社會存在等級，為什麼我們不去盡可能地瞭解它呢？這個話題可能過於敏感，卻也不必讓它永遠曖昧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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