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爾納傳(124)_學達書庫

一二四

　　弗賴格·鮑特縱然是個無恥之徒，但更為聰明、同樣無恥的文·莫德卻極為奸詐狡猾。他們因找不到機會實現自己的計劃而暴跳如雷。海船繼續預定的航行，直抵伸斯麥群島的普拉斯蘭港。在穿過諾福克島時，已經沉沒的威勒米娜號的兩位遇難乘客被收留下來了，他們就是卡爾·基普和皮埃特·基普兩兄弟。

　　馬塞爾·莫雷認為，皮埃特這個名字是從羅裡克兄弟救起的那艘海船皮埃特號借來的。這很可能。同樣，他選擇了吉布松作詹姆斯·庫克號船長的名字，也是因為記起在紐拉希蒂號上被殺害的那位商務總管的名字的緣故。

　　在凱拉瓦拉島作短暫停留時，吉布松船長被弗賴格·鮑特和文·莫德在島上殺害；他們奪取了他身上帶著的證件和皮阿斯特。

　　在水手長的指揮下，這艘雙扼縱帆帆船重新啟碇，要返回船籍港霍巴特市。

　　曾擔任過商船船長的卡爾·基普發覺航向不對，因而頗感驚訝；其實，弗賴格·鮑特正在搜尋薩洛蒙群島鄰近的濱海地區，這些海島素來名聲很壞，必將為他幹掉船上的乘客和招募一批環小子提供更多方便。

　　一場風暴將詹姆斯·庫克號置於危險境地。水手長極其魯笨，以致卡爾·基普不得不挺身而出。在這種情況下，船主讓他進行指揮，這就使他能通過自己的靈活操作，在航船行將遇難之際挽救了它。危險剛過，弗賴格·鮑特和文·莫德便挑起一場暴亂，但這場暴亂很快便被鎮壓下去了。

　　到了霍巴特市，對反叛者提出起訴。文·莫德相當狡獪，在反叛時，他一直沒暴露自己，因而能施展陰謀，置基普兄弟于死地；他溜進基普兄弟的臥室，將偷來的證件和部分皮阿斯特放入他們的手提箱裡，同時還謹慎地將殺人兇器——一把馬來人使用的波刃短劍塞入裡面。

　　此後，在法庭上，弗賴格·鮑特由被告變成原告。他稱，他之所以反叛，是因為卡爾·基普和他弟弟謀殺了吉布松船長；人們果然在他倆的手提箱中發現屬被害者的證件、數量可觀的皮阿斯特和作案兇器；他們有口難辯，被確定有罪。

　　基普兄弟被判死刑；只有船東霍金斯一個人相信他們無罪；根據他的請求，死刑被改判為服終身苦役。

　　在苦役場裡，卡爾得以救了被一隻守門犬襲擊的場主的兒子；他受了重傷，但兩兄弟的命運畢竟有了改善。最使他們感動的是，經一段時間的分離，兩兄弟又重逢相聚了。霍金斯繼續奔走，謀求重審這個案件。除了道德上的證據證實這兩兄弟無罪之外，他還對原告水手長表示懷疑，他估計水手和文·莫德故意製造了物證。

　　基普兄弟再次受挫。他們被迫捲入了由解救兩名政治犯的人所策劃的越獄行動。這次越獄獲得成功。

　　他們相信，這次不由自主的越獄行動肯定會被認為他們確實犯有罪行，因此主動投案、返回苦役場當囚犯。他們的這種態度使公眾和當局的看法發生根本性轉變。此後，當局對複審進行了預審；作者本人過去曾當過律師，他非常明白，只有發現新的犯罪事實時才能進行複審；一個偶然的機會提供了這種事實。霍金斯叫人放大受害者屍體臉部的照片；吉布松船長的兒子辨出停留在他父親的瞳孔裡的兇手——弗賴格·鮑特和文·莫德的圖像。

　　視紫質保留死者所見到的最後一個圖像，的確有這麼回事。正如莫雷指出的那樣，儒勒·凡爾納可能是在拉·格朗熱和瓦拉德合編的《眼科大全》中找到這個資料的；在閱讀維利埃·德利爾一亞當寫的那個中篇《克萊爾·勒努瓦》時，他不得不在這部《眼科大全》中尋找這個資料，也同樣是可能的。這個中篇發表於1867年，作者在1887年——我手頭上繼承來的那個版本所注明的就是這個日期——出版的《特裡比拉特·博諾梅》這個集子裡重新收入這個中篇。

　　克萊爾·勒努瓦的視網膜上保留的那個影像是一種幻覺影像；《基普兄弟》的作者擯棄了幻覺現象，僅利用視紫質所具有的物理特性和根據這種特性的真實性去搜集資料。上述那部《大全》使他瞭解到，吉羅一特龍關於視紫質能固定圖像的研究表明，人死後，將眼球取出來泡在明礬溶液中，這些圖像甚至會重新顯示出來。莫雷指出說，儒勒·凡爾納犯了一個維利埃·德利爾一亞當避免了的錯誤；屍體只是在死後第二天才拍成照片，而那部《大全》不會不指出視網膜保留的痕跡是很快就會消失的。據此，或許還犯了一個更嚴重的錯誤；聽說，必須將眼珠泡人明礬溶液才能獲得所攝取的圖像，但書中沒談到這樣一項操作。

　　儒勒·凡爾納之所以為羅裡克事件所感動，無疑是因為這可能涉及一個司法錯誤，而當這個錯誤傷害緊密團結、並從這種兄弟情誼中汲取力量以保持使公眾為了感動的那種誠實態度的兩兄弟時，他的這種激情就更為旺盛了。他必然會無意識地將這種連系著羅裡克兄弟的感情移往在自己的生活中，並把它與聯繫著他和他弟弟的那種感情作比較。

　　保爾之死固然使他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但也使他更加清楚地看到他和他弟弟之間的那種親密團結。他的思想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經常地縈繞著這種困死亡而中斷了的團結的記憶，這是很自然的；在寫到基普兄弟時，他那支得心應手的筆簡直不由自主地在字裡行間表達出這種親密的情感。這個題材所反映的是一起案件，可是，當他弟弟還活著的時候，他並沒打算處理這個題材。

　　1901年9月，他著手修改該書的手稿。1902年，這部作品發表了。在表達基普兄弟的友愛時，一種新的觀念又悄悄鑽入到他的腦子；雖然從原則上說，某項司法決定必須被認為符合事實，但這項決定不是不可反駁的。法官可能會弄錯。

　　1901年，德雷福斯案接近尾聲；亨利的自殺表明，他的作偽使參謀部表現出一種至少是不夠謹慎的態度，從而導致新聞運動一浪高過一浪，使這起事件具有政治性質。那些真心實意地拒絕討論初審法官新作出的決定的人，必然對雷恩軍事法庭所作出的決定感到迷惘；雷恩軍事法庭猶豫不決，不敢否定曾宣判無期徒刑的第一軍法庭；他們堅持罪行成立，只將德雷福斯改判10年監禁——這無疑是一種不合乎邏輯的寬容，認為這樣便能「在水中拖動上鉤的魚，使其力疲而便於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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