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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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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唐木被捕時,我受到頗大的掠嚇。那是一九六九年的十一月十六號,他出門參加阻止佐藤訪美的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後就一去不回。 一位常常跟著唐木進出我住處的男學生告訴我他發生意外。我聽說他受傷了就很想去看他,但是被勸阻了。理由是被捕的唐木正在使用沉默權,如果這時有女人出面的話,事情會變得很難纏。 我被告知說他最多被關個四天三夜就放出來,沒想到真的一點兒也不差。四天後唐木被釋放。 先是不知在那裡藏身,沒過多久後再回到我身邊。 唐木租的公寓房東知道他是左派的活躍分子後,要求他立刻搬走。唐木說這是無理的要求而沒有理會,但是卻發現自己越來越難以棲身,所以從公寓把一些最低程度的用品搬出來放到我那裡。不知不覺間,我們已一起生活了起來。 被逮捕的時候他的左腳挨了機動隊的狠打一頓,因為沒有好好治療,走起路來一拐一拐的。搞不好骨頭出現了裂痕必須住院治療才對,但是他在入學時和父母弄得不愉快,沒有申請健保卡,所以我只有在學校附近的空地撿細長的木板,將他的腳固定起來。原本是碰到一般困難眉頭都不皺一下的男人,大概在拘留所經歷了相當可怕的一夜吧!他變了,說想遠離鬥爭活動一陣子好好思考,話也變得不多。長期身體沒有好好調養,好像身子已搞壞了。看著他那個樣子,我也漸慚覺得不做些什麼是不行的。 當時,認識我的人當中,有人以為我是唐木所屬集團的一分子,事實上並非如此。充其量我只不過是激進分子的戀人罷了,對我來說,革命的概念只不過是玩弄文字遊戲。現在想起來,不管示威或是封鎖、集會,都像是一種慶典,只不過是為了一嘗反日常生活的手段。 因此,我沒辦法用理論來武裝自己,也不想這麼做,更沒有勇氣身先士卒地獻身於示威的行列、置身於機動隊的炮火中。但儘管如此,我卻喜歡置身於好像永無休止的慶典中,在慶典中彷徨不定,胡亂地品嘗廟會的滋味。 為此,唐木的存在是必要的。而唐木現在正需要我……這麼一想,我就沒由來的被一種悲飽的感覺所淹沒。 我從仙台父母那兒領取的生活費本來就不算多,怎麼樣都不夠兩個人的開銷,何況我接濟了唐木和他的一鈥死黨一段時間,連父母寄來的學費都用上了,不得不趕緊想別的辦法填補。 必須要賺些錢。而且是迫在眉睫。 我一開始是有什麼工作就先接下來。在超級市場賣罐頭、在公園賣小孩玩具,這些短時間的工作還真做了不少呢。但是都是工作個三天或是一個星期,實在也賺不到幾個錢。 唐木心情不好的時候越來越多。我也因為有太多的瑣事心煩氣躁。為了生存下去,有太多事不得不去做。或許因為彼此面對著醜陋的現實,我們常為了一些小事而吵架。 也有人笑我們像是老夫老妻。但是我們只不過是迫於形勢自然而然地同居在一起,當然沒有辦法產生夫婦間的穩定以及情愛。何況我們都太年輕了,只不過是不知該如何是好。現實和在腦中所幻想的理想之間,極大的差距讓我們感到不安而相互依賴。只不過是這樣而已。 在一九七〇年四月上旬,我聽說有一位副教授私底下在找打零工的學生。提供這項情報的是和我同一所大學、在學生會工作的職員。 這位職員名為板田春美,和我是仙台的同鄉,碰巧又是我高中的學姐。新生入學時,我到學生會訂購書籍時板田春美來招呼我,從閒聊中知道我是同鄉,從此兩人就變得很親近。 春美雖然算不上肥胖,怎麼看都比我大上一號。沿著粗頸項而披下的頭髮,引發人「獅子頭」的聯想。我想她大概比我大上五歲吧。她在仙台經營公司的父親很吃得開,好像父母希望她從鄉下的天主教女子短期大學畢業後,就留在雙親身旁,好好實習等著出嫁。但是她的夢想是到東京一個人生活,所以和雙親大吵一架以後奔出家門,一個人出外找工作自力更生。對我來說,她是那種能夠獨立、很有生命力的女性。 那天,偶爾通過學生會前面時,板田春美叫住我。我就和她閒聊起來。 我一說想找一份報酬好一點的工作時,「那正好。」春美說著兩手一拍,「我弟弟是S大的學生,聽說他的老師正找一位優秀的學生幫忙。他昨天剛好從學校宿舍回家途中到我這兒來,聽他提到這回事。怎麼樣,想不想試試看?」 S大在當時是少數沒有校園抗爭的大學,學生都是家境富裕的小孩,校園氣氛很乎和。許多學生開著爸媽買來的車子,每天和女生打網球、約會的學生也不少,所以在外風評不錯。 「是什麼性質的工作呢?」我問。 「我也不清楚。是文學院的副教授,所以可能是翻譯方面的工作吧?我想一定是。」 「要是那樣的話,你弟弟去做也可以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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