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定義(3)_大江健三郎

三

　　回想起來，孩子躺在特殊嬰兒室面對玻璃窗，儘管看起來仿佛長著兩個腦袋，但是很精神的紅撲撲的那張臉，在我每天跑去隔窗窺視的過程中就培養起如此堅定想法了。此時此刻總是想起學生時代從英國小說中讀到的「這可悲的小生命」那句話。這個嬰兒的確是以悲慘的狀態誕生於人間的，雖然只過了幾個星期，但是他活著，他存在於人間，這一事實是任何人都抹消不掉的。我深深感到，雖然有神，但是任何神也抹消不掉這個事實。於是，我就下了決心，給「這個可悲的小生命」當證人，證明他生下來了。他確實是存在的，也就是接受這個孩子，好好照看他，和他一起生活。而且我也預感到，我這份證言，一定會成為我這文學生涯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開頭我並沒有想把這個經驗寫成小說，從年輕學生時代就開始有了的寫小說這種工作，面對畸形兒子誕生這件意料之外的事，自己難免絕望，對於重新打起寫小說的精神沒什麼用，不可能成為今後賴以發展而可供攀援的繩索。只是在有了直面痛苦的自覺之後才產生了寫的想法。

　　從殘疾兒子誕生那年起，我就以和那些廣島原子彈受害者們頻繁的死與生，以及和他們共同生活共同奮鬥的醫生們的行動與思想——以自己冒著原子彈災害開始邁出治療受害者的第一步，後來擔任原子病醫院院長，狠抓白血病和原子彈受害者第二代兩個課題的重藤文夫為核心人物——為內容，開始寫報道文學。我在此項工作中逐漸理解到，這是為了把自己和殘疾兒子共同生活下去的決心與實踐，無論如何必須使之社會化而採取的手段。原子彈受害者們是那樣地生活，然而活下來了；是那樣的一種存在，然而畢竟是存在的。之所以能夠這樣，是因為任何人都無法取消他們作為個體的生存這一事實，同時也受到核時代之下人類的生存無法取消的現狀直接影響所致。在原子彈受害者的生與死上，可以看到人類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現」最現代的表現，而且我還通過同殘疾兒子共同生活發現了它。當時的我倒是很難說把它充分意識化了，但是內心深處確是那樣希望的。現在我決不是誇耀自己的天真，大談自己20年前的預感和希求一概應驗，而是被許許多多令人痛恨的思緒糾纏在其中想起來的。身有殘疾，同殘疾鬥爭中成長這一事實本身，就不能不遇到新的困難，僅僅考慮一下，不遠的將來，就不得不老實說，前景一片漆黑，總而言之，每次遇到具體困難無不花費好大力氣一一克服，然而過不多久兒子的狀態依舊故技重演。同這樣的兒子共同生活，對於他的母親和妹妹弟弟來說，顯而易見是一種艱苦的生活。確如兒子信上所說，他自己是極其痛苦的。所以他喊出：「我算完啦。活了20年真遭罪。」但是，我這作父親的不消說，全家所有成員也都是通過同他共同生活，確實看到了人類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特別是我自己，通過養育他弟弟妹妹的實際勞累，更能明確地這樣說。

　　正是反復積累了作為個體的人的存在「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之經驗，才對於這20年來越發窮凶極惡的核狀況——從今年起《原子科學家新聞月刊》的「表示審判日到來之鐘」上，表明距核戰爭還差3分鐘——之下，相信埃利亞德所說的人類追求再生的意志照樣能克服危險的「樂觀主義」。當然，這「樂觀主義」對於我們市民來說，如果不注視著核狀況，不採取措施防止它反對同世界規模的恢復生命的行動，那麼就很難說不變成極其醜惡的犬儒主義。

　　我在前面的「為了同使『親切』成為不可能者作鬥爭」中說過下面的話：「年輕的人們最近愛說親切這個詞。說什麼親切的人啦，喜歡親切啦，等等。足以反映這種流行時尚的，是廣告一類的東西上也愛用『親切』這個詞了。親切當然是好事，我自己就過於毫無抵觸地親切，但是如果問我喜歡把親切掛在嘴邊的年輕人麼？那我必須說未必喜歡。因為我想請年輕的人們考慮的是，如何把親切這個詞在社會裡給它定個積極的位置。／具有社會意義的親切，難道不正是和那使親切成為不可能者作鬥爭這件事麼？親切是人的極其自然的態度。嬰兒就是很親的。一般的人都有親切的地方，但是那樣的人在社會性的生活過程中，有的人就對人不大可能親切，或者遇不上親切的人。因為有使親切變成不可能的制度。同這種使人不可能親切的結構或制度鬥爭，我以為這才是使人在社會生活中親切待人的條件。／令人不可能親切的結構或制度，在我們周圍俯拾即是，不可勝數。肢體不健全的人想坐輪椅外出，但是使之無法辦到的種類繁多的結構，任何人都有目共睹，我認為那都是妨礙人親切待人的。使人不可能親切的最甚者，莫過於核避難所一類的設施，對於超過定額人數的人還必須用機關槍阻擋。我認為有必要把這些障礙一個一個地撤掉，讓所有的人，特別是讓青年人能夠彼此親切相待，或者同妨礙人們親切相待的人或事鬥爭下去，改善現狀，這對於創造真正親切的日本人是非常必要的。削減福利預算，擴充軍備，一心想威脅亞洲各國，強調日本社會是競爭社會等等，如果日本文化被這麼一小撮人弄得覆滅，那麼，日本、日本人留給人們的記憶豈不成了世界上最粗暴、最野蠻、最下流的麼？」

　　我這樣說的同時就感覺到，「親切」的定義還不夠充分。於是在一次講演會上，因為聽眾都是殘疾人的父母，所以就仿佛按預先約定似地對作為前提的「親切」定義作了追加，想加上幾項意義使它更加有力。我第一個提示的是對於我前面業已提到的人的存在「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予以特別重視，堅持以它作為人生觀根本的態度，並同這樣的「親切」共存。

　　並且主張把美國科幻小說引導到智慧小說的水平，把對於核文明一直寫了許多反省與考察文章的鮑涅卡特，以及現在認為必須重新評價的奧威爾兩人，認為最值得期望的資質合乎禮儀（decency）和「親切」組合在一起而共存於內心的人，特別把他們對年輕人作了一番描述。decency一詞，是鮑涅卡特小說的根本精神，奧威爾回味參加西班牙市民戰爭殘酷經歷的《加泰羅尼亞讚歌》上說：「非常奇妙的是，由於在西班牙的全部經歷，使我對人的信賴沒有動搖，不僅沒有動搖，反而對人的優美更加信賴了。」評論奧威爾的《水晶的精神》作者伍德柯克，分析了《一九四八年》之後這樣說：「這個世界上，精英人物的分離獨立終於完成了。因為精英人物已經不是社會性的存在，而是政治性的存在。不是傳統性的存在，而是基於意識形態的存在。為了使企圖改變這牢固的金字塔形社會的活動無法出現，黨靠改寫歷史想把過去完全改了，其次是想把使用的語言抽掉骨頭，企圖把自由啦，正義啦，像樣子的人啦，僅僅表現如此概念的語言早已不存在的狀況創造出來。」我這是從《奧威爾的整體像》日譯本引用的，同時也希望decency一詞用日語難以恰當表達這一點給以理解。譯文寫的是「真正人的親切」所以我就援例了，本該譯作「莊重體面」的。（晶文全書，奧山康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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