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定義(1)_大江健三郎

一

　　一　「親切」的定義

　　我現在正準備在世田谷市民大學講演的講演稿。主辦單位指定的講演內容是這樣的：希望我把三年前在小樽召開的全北海道殘疾兒童福利大會上講的話繼續講下去。上次大會的講演記錄，業已以「為了和不可能『親切』相待的人鬥爭下去」為題出版發行了。於是我就把該文章重新讀了一遍，考慮如何接著往下講。（該文載《核之大火與「人的」呼聲》一書，岩波書店出版。）

　　正如「殘疾兒和我」這一恰如其分的副標題所示，我在有殘疾兒的父母們面前，講了自己和生下來就頭部缺損的兒子共同生活的經驗。而且，我談的問題重點在於，眼前似乎即將面臨破壞整個世界的核威脅時代之下，同殘疾兒共同生活的經驗。

　　現在的核狀況，深刻的程度更嚴重了。凡是以世界的今天與明天的視野看待日常的人，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認這一點。如果與此相聯繫回頭看看·單·個家庭——也就是巨大的核威脅之下一個市民的家庭——無非是每天無可避免的老問題，即：拖著一身殘疾的兒子如何成長，以及同他的發育複雜地糾纏在一起而屢屢出現的新困難，再加上如何戰勝這些困難等等。因此，我自己也情不自禁地湧現繼續上次講演的想法。

　　繼續，這種說法總是浮現於我心頭的話，中野重治戰後寫的第一部小說《五勺酒》中的一節裡就有：「從什麼寫起好呢？寫也寫不完，說也說不盡的樣子。結尾處打算加上『此項待續』，然而如果忘記而漏掉，也請權當有它而讀下去。」我也權作「此項待續」開始我的話題，但是我以為「此項待續」的話已將告終。

　　兒子就在眼下的3月畢業於青鳥養護學校的高等部。這樣，和學校之名沾邊兒的緣就算斷了。他的身高和體重都超過父親，是條大漢子，和同班另一條更大的漢子是好朋友，他倆雖然各有不同的殘疾，但是彼此身體狀況不佳的時候，被周圍吵鬧得快喘不過氣來的時候，或者為了強忍住被來自體內的不安徵候快要吞沒的時候，他倆各伸一隻手緊緊握在一起，一動不動地坐著，這種情況，是學校與家庭的聯繫本上寫著的。一畢業，和這位朋友也不得不分手了，對於兒子來說，再想遇上同樣的朋友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去年秋天，他參加了將來畢業後開始的區的福利作業訓練，他母親陪他坐公共汽車上下班。偏巧我當時正在加里福尼亞大學巴克萊分校，也就是這段時間兒子經歷了雙親之中父親不在而情緒波動的階段。可能又加上在作業所接受訓練感到緊張，上作業所上班時，公共汽車碰到路上堵車，那粗暴的言語和舉止，常常使他母親十分為難，不知所措。

　　這時我就通過國際電話，一連幾天和他交談。很明顯，兒子一肚子委屈，非常抑鬱，問他的話答得一點也不爽快。沒有過多久作業所那邊的事就辭了，重返學校。但是這時候也屢屢發生事故，有的是上學時在車站上臺階，上到半路犯了病，跌破嘴唇，有時是蹲在臺階轉彎處的平臺上，再也不動了。這都是熟人通知家裡才知道的。

　　這些情況，兒子把信寄到巴克萊分校的宿舍我才全知道的，那些信，文章的背後用文學語言來說都蘊涵著某種動機。信的後半部分文思混亂，我這做父親的也讀不懂，至於前半部分的文章，開頭一行就對我在國際電話中說的那些強硬的話給以斥責，並且全給擋了回來，用他的觀點加以解釋，隨後是很好地表現他現在的內心世界，給我的印象是讓我瞭解了兒子新的側面。他那信上說：「實在對不起啦。我的嘴疼了之後，下臺階的半道上就犯了病，我就吼起來了：『我算不行啦，活了20年可真遭罪。』」

　　看到兒子新的側面，知道他這是故作含糊的說法，老實說，我遠離兒子，一個人在異國他鄉生活，同樣情緒不安，還有一層，此時美國的核導彈設在西德，因此，蘇聯在日內瓦核裁軍會議上退出會場，成了世界核狀況惡化的轉折點的開始，所以我的心情當然也十分鬱悶。我們作父母的總算好歹迎來了兒子20歲的生日，當然高興，妻子更為之高興，生日那天一到，當時恰逢參議院選舉，便帶著兒子急急忙忙地去投票，她說：「假如讓他棄權，那可就白養這麼大了。」我當時就覺得發現了妻子又一個新的側面。我們的兒子這20年一天一天地活下來，完全是在強忍著殘疾給他帶來的困難中度過的，那是不言而喻的痛苦的人生，我想，他是不讓我們想到他的痛苦才不叫苦的。

　　就這樣，如果用現在的語言來說，對於陷進煩惱的我，常常讀的米爾查·埃利亞德從1957年到1969年和我們同時代日記合訂本這部書，就是一個很好的鼓勵。（「Nosouvenirs」 Harper ＆ Row）

　　當然，像埃利亞德這樣極具多樣性、有巨大精神世界的學者、藝術家的日記，決不可能僅有單一的方向性。第一次遇上埃利亞德考察核武器對現代造成的危機時，我倒有一種心頭黯然、對他頗有嘲諷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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