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島劄記(16)_大江健三郎

一六

　　老婦人女兒的朋友——一位年輕的母親，生下一個畸形兒。母親是原子彈受害者，而且在臉上留有疤痕，因此才「下決心」，無論如何也要看一眼自己親生的畸形兒。然而被醫生拒絕了，她便讓丈夫去看看。等她丈夫去看時，那嬰兒已經被處理過了。聽說年輕的母親慨歎著，如果能看到那嬰兒，是可以迸發出更大的勇氣來的！我想像著這位不幸的年輕的母親，在她那無能為力的悲歎中，已被「勇氣」這個詞所擊垮的情景。這是現實主義者在新的意義上的深層次的屬性。醫院對於死產的畸形兒所做的不許母親過目的處置，也許是實際上的人道主義吧。為了維持人道主義，每個人都有一個自覺遵守的不可逾越的界限。然而，作為一個人，總會有一個掙扎著活下去的極限狀態，而這樣的一位年輕的母親為了贏得超越自我的勇氣，希望看看死去的畸形的嬰兒，這已經超過了一般的人道主義，而是一種新的人道主義，可以說是在廣島的極度悲慘的狀況下萌發的堅韌的人道主義。有誰能夠不感到心情悶窒呢？對於這位年輕的母親，甚至死去的畸形兒，這只能是恢復她的勇氣的唯一的一線希望……

　　還有一位年輕的母親，她在妊娠中一直擔心自己的嬰兒會不會是畸形。這種擔心始終困擾著她。一直到胎兒出生時，她還是被這種恐怖心理攪擾著，因而屢次妨礙了產痛時身體對胎兒出生的必要反應。到將要分娩時，生理準備仍不盡完備，這種恐懼心理也雲消霧散了。這一過程不知反復了多少次。她長時間經受著折磨，最後終於生下一個正常的嬰兒。從那以後，母體一直沒有得到恢復。

　　一般來說，雖然被這種神經衰弱所苦惱，但為什麼不做人工流產而讓嬰兒出生呢？在這個問題上，我被這些作為原子彈受害者的年輕母親的勇敢所感動。當然，還有由於原子彈爆炸的傷害而不能生育導致分手的，這樣的例子並不少見。我想這也應該追記。我常暗自思忖：那些年輕的妻子們還在嗎？她們被迫暗中勇敢地與神經衰弱作著頑強的鬥爭。

　　還有暗傳著、極其隱蔽地暗傳著的一則傳聞。有一位姑娘，偶然發現她的病歷上寫著「骨髓性白血病」，她因而自縊。我每次聽到這種談論時，就為我們的國家不篤信基督教而慶倖。這位不幸的姑娘之所以走上自殺的道路，正是這種罪孽迫使的吧。我覺得這幾乎是她唯一的自救的途徑。倖存下來的我們，誰也不能對她的自殺加以道德的非難。我們只是具有以貧乏的心態揣度至今仍未自殺的人們的自由。這雖是個人的反省，作為一個日本人的我，如果得了癌症，我也不會有什麼罪孽感或下地獄的不安，也有可能成為一個自縊而死的典型。至少，我是否具有能夠制止別人的自殺的資格這點，我不能不經常懷疑。我簡直要被瘋狂得疲憊的黴菌吞噬掉。而且像這樣的我，在廣島仍未自殺的人們面前，我發現他們根深蒂固地具有徹底的人類的道德感，於是我的勇氣便恢復了。根本不必考慮，在這個核武器的時代（在1964年9月第三周的報紙上我寫的一條政治醜聞，赫魯曉夫宣稱擁有「滅絕人類的恐怖手段」，聳人聽聞地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幾天後，又寫了《可怕的新式武器》，它被訂正為複數形式的新式武器的說法。不管這兩種說法之間，差別是多麼大，結果兩者都使我無法擺脫武器仍是主宰我們時代的神靈的印象。）儘管如此，仍未自殺的人們的道德，難道不應當是我們所有的人的普遍的道德嗎？

　　還有一位自殺者，他是廣島市郊的慈善機構的老人。他留下原子彈受害者手冊，在瀨戶內海從輪渡上投海自殺了。不必指出原子病的任何症狀，至少在客觀上，老人是沒有受到原子輻射傷害的。可是，由原子彈爆炸而引起的毒害確實已經蔓延到老人的內心深處了。他處於應稱之為原子病神經官能症的精神狀態。而且，在廣島度過孤獨的晚年的人們，把患原子病神經官能症視為異常。那種健康的正常的狀態在我身上是不存在的。

　　幾年前的原子彈爆炸紀念日期間，《中國新聞》上刊發了特輯《廣島的證詞》，報道一位老人陷入了比自殺更為不幸的深淵。當新聞記者去訪問這位老人時，他已是87歲高齡了。3年前，他的孫子因患原子病而死，老人因此發瘋，直到如今。年輕人父母雙亡，是老人獨自把他拉扯大的。年輕人上了東京的大學，由於經濟困窘而中途退學，回到了廣島。不久，就在原子病醫院裡被折磨死了。老人再也不用往東京給孫子匯款了。年輕人不得不找個事做，然而他的身體再也幹不下去了。回到廣島以後，他總是疲憊不堪，就只能躺著。隨後年輕人感到視力衰退，醫生發現他不僅眼睛，而且腎臟也受到損害，白血球也在減少。不久，年輕人因眼底出血而失明，一個月以後，據報載，他開始吐血，一直哭著叫著，折騰著，接著又突然安靜下來。他說他「太寂寞了，太寂寞了！」隨後就「啊——啊——」地抽抽嗒嗒地哭了三遍，於是就停止了呼吸。這樣的死，是多麼殘酷啊！

　　在年輕人死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老人呆呆地坐在佛壇前沉默不語，就這樣度日。後來又突然對死去的孫子嘮叨開了，就再也不肯沉默下去了。「你說，你連十元錢都沒有。那時你想，你該多麼可憐呀，隆兒！」老人就這樣回憶著年輕人的景況。他說的話總是與金錢有關，都是因窮困而十分悲慘的回憶。「你說你要賣自行車，爺爺也不生氣，說賣就賣了，隆兒，諒是為了那個錢，該是多麼可憐呀！」死去的年輕人，對老人來說，到他自己辭世為止（而且對發瘋的老人來說，是永遠不會再回來的了）因窮困而引起的悲慘的回憶一直讓老人感到憂傷。大概這位老人的內心裡，那種持續不斷的悔恨，根本無法排除，終於真的走向可憐的絕路的吧。在他很單純的意識當中，他總覺得性格內向的年輕人，在死亡的黯淡的曠野裡佇立著，把無法賣掉的自行車放在一旁，依然連十元錢都拿不起，使人感到他的性格很內向。而他自己則是一位禁止年輕人賣自行車，老是在那裡蠻不講理地大發雷霆的倔老人。

　　老人對新聞記者這樣說過：「隆兒嘛，怎麼死在我前頭了？爺爺來了呀！這不是幻覺呀！事到如今，遭受原子彈轟炸，又有什麼辦法呢！東條要早點死了該多好，隆兒也不會死的呀！隆兒的死就是那麼回事。給爺爺打來電話，就說現在連十元錢也沒有了，而且從房檐上滑倒了……。」新聞記者已經跟不上老人講話的思路，老人又回到了他與死去的年輕人的對話的情境中去：「當你說要賣自行車時……」

　　看見了外人——新聞記者，發瘋的老人的意識又轉向現實世界。儘管時間極短，而老人的言談方式，他在眾人面前，表述自己志向的演說家的風格引起了我的關注。老人在戰爭期間，曾經是糧秣廠的工長。老人一生始終沒有向別人講述自己志向的機會。他覺得在與自己剛剛死去的孫兒的「交流」後，該對別人講講了，就這樣，堅定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樁心願。於是他掌握了演講的技巧，並在意識當中牢牢地固定下來。「事到如今原子彈轟炸，又有什麼辦法呀！東條要早些死了該多好，隆兒也不會死呀！」

　　「風格就是人」嘛！我之所以這樣說，就是在這個意義上。在一個人的生命旅程中，即使是幾秒鐘就講完的演說，沒有演說的技巧也無法表現那種懇切的心願。老人的演說的確打動了我們的心。在這樣一個崇尚空談的時代裡，比那再長，再豪壯的演說，也有如耳畔清風，而我對這僅僅幾句的演講卻永遠難以忘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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