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簡介

大江健三郎

　　おおえけんざぶろう（1935～）

　　大江健三郎，日本著名作家，生於日本四國島的愛媛縣喜多郡大瀨村，1959年3月，東京大學法文專業畢業，著有《廣島日記》(1965年)、《作為同時代的人》（1973年）和《小說方法》（1978年）等作品和文論。199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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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江健三郎在七兄弟中排行老三。1941年入大瀨國民學校就讀，1944年喪父。

　　戰爭結束後，大江健三郎於1947年進入戰後設立的新制中學——大瀨中學接受民主主義教育，並以同年5月頒佈的新憲法作為自己的道德規範。

　　1950年入縣立內子高中，翌年轉入縣立松山東高中，在校期間編輯學生文藝雜誌《掌上》。

　　1953年高中畢業後大江健三郎赴東京，入補習學校做報考大學的準備。1954年考入東京大學文科，熱衷於閱讀加繆、薩特、福克納和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

　　1955年入東京大學法文專業，在渡邊一夫教授的影響下開始閱讀薩特的法文原作，並創作劇本《死人無口》和《野獸們的聲音》，積極從事文學活動，於1957年5月在《東京大學新聞》上發表《奇妙的工作》並獲該報「五月祭獎」。

　　著名文藝評論家平野謙在《文藝、時評》上談到該短篇小說時，認為這是一篇「具有現代意識的藝術作品」。在這一年裡，大江健三郎還相繼發表了習作《死者的奢華》、《人羊》和《他人的腳》等短篇小說，其中《死者的奢華》被薦為芥川獎候選作品，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稱讚該作品顯現出作者「異常的才能」。自此，大江健三郎作為學生作家開始嶄露頭角。

　　1958年又發表了《飼育》和《在看之前便跳》等短篇小說，其中《飼育》獲得第39屆芥川獎，使得這位學生作家得以與石原慎太郎、開高健和江藤淳等人齊名，同被視為文學新時期的象徵和代表；而稍後發表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摘嫩菜打孩子》，則更是決定性地把他放在了新文學旗手的位置上。這位東京大學法文專業的學生作家在以小說《飼育》獲芥川獎後即對報界表示：「我毫不懷疑通過文學可以參與政治。就這一意義而言，我很清楚自己之所以選擇文學的責任。」

　　1959年3月，大江健三郎完成學業，從東京大學法文專業畢業，其畢業論文為《論薩特小說裡的形象》。同年，作者接連發表了長篇小說《我們的時代》和隨筆《我們的性的世界》等作品，開始從性意識的角度來觀察人生，試圖表現都市青年封閉的內心世界。當時，這種嘗試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作者也受到了種種攻擊性批評。

　　1960年2月，大江健三郎與著名電影導演伊丹萬作的長女伊丹緣結婚，積極參加「安保批判之會」和「青年日本之會」的活動，明確表示反對日本與美國締結安全保障條約，並因此而與石原慎太郎和江藤淳等人嚴重對立。在這一年裡，大江健三郎還發表了長篇小說《青年的汙名》，虛構性自傳體長篇小說《遲到的青年》也于9月開始在《新潮》雜誌連載。這一時期的作品大多具有較濃厚的民主主義色彩，反映出作者對社會和人生的思索。

　　1961年，他以右翼少年刺殺日本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的事件為題材，寫了《十七歲》和《政治少年之死》兩部小說，通過對17歲少年淪為暗殺兇手的描寫，揭露了天皇制的政治制度。《政治少年之死》在《文藝春秋》雜誌發表後，大江健三郎立即遭到右翼勢力的威脅，而《文藝春秋》雜誌則未經作者本人同意，便刊登了道歉聲明。自此，這篇小說再也未能收入到他的任何作品集裡。

　　對於大江健三郎的創作生涯來說，1963年是個非常重要的年頭。在這一年裡，他的長子大江光出世了。這原本應該是一件喜事，卻給這位28歲的青年作家蒙上了厚厚的陰影——嬰兒的頭蓋骨先天異常，腦組織外溢，雖經治療免於夭折，卻留下了無法治癒的後遺症。

　　1994年瑞典文學院以其作品《個人的體驗》、《萬延元年的足球隊》授予大江健三郎諾貝爾文學獎。《個人的體驗》這部長篇小說以作者的親身生活經驗為基礎寫成。

　　大江健三郎生有一殘疾兒子，後去廣島搞社會調查，對原子彈造成的迫害深有感觸。小說表現了現代人的孤獨，以主人公下決心承擔起撫育畸形兒的重任為終局。小說獲日本第十一屆新潮文學獎。《萬延元年的足球隊》寫兩兄弟回四國山村故園尋根，卻發現這個山村仍陷於百年前（即萬延元年）農民起義的影響中。

　　作品在暴動、自殺、通姦、畸形兒誕生等互相交織的社會場面中，插入維新精神和戰後精神，無論在思想上和文體上都堪稱大江健三郎的創作高峰。小說獲日本第三屆穀崎潤一郎獎。

　　瑞典文學院宣佈，日本文學家大江健三郎以「詩的力量創造了一個想像的世界，並在這個想像的世界中將生命和神話凝聚在一起，刻畫了當代人的困惑和不安」，認為大江健三郎「深受以但丁、巴爾札克、艾略特和薩特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影響」，「開拓了戰後日本小說的新領域，並以撞擊的手法，勾勒出當代人生百味」，因此決定授予他諾貝爾文學獎。

　　大江健三郎成為26年來，第二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家。

　　這一時期作品中的民主主義思想並不是偶然和孤立的。

　　據作家本人回憶，他12歲時正逢日本公佈新憲法，他認為憲法中「主權在民，放棄戰爭」的內容對他的思想形成具有很大影響。

　　1950年爆發的朝鮮戰爭和日本政府大規模整肅共產黨員的事件，使得這位15歲的少年為理想在現實中難以實現而感到苦悶。

　　1960年5月底，在日本國內反對日美安全條約鬥爭的高潮中，這位已在日本文壇小有名氣的戰後派青年作家，參加了以野間宏為團長的第三次日本文學家代表團訪問了中國。在中國進行訪問的半個多月裡，大江健三郎和代表團其他成員一起先後受到了毛澤東、陳毅、郭沫若和茅盾等人的接見，大江健三郎本人還在《世界文學》雜誌發表特約文章，認為日本人民在反日美安全條約的鬥爭中「報答了中國人民的友誼，從而結成了永恆的友誼」，並且充滿熱情地寫道：「我們日本人民向中國人民保證並發誓決不背叛你們，永遠和你們保持友誼，從而恢復我們作為一個東方國家的日本人民的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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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江對傳統文化十分執著和尊重，從本民族的土壤中充分汲取營養，很好地繼承並大量使用了自《竹取物語》(859—877年間)延續下來的象徵性技法和日本文學傳統中的想像力。

　　與此同時，這位戰後成長起來的作家異常熱情地借鑒外來文化，並在充分消化的基礎上予以吸收，顯現出一種「衝突·並存·融合」的文化模式，使得自己的創作活動不僅面向日本和東方，同時也面對世界和現代。

　　在談到授獎原因時，瑞典文學院認為，大江氏在其作品中「通過詩意的想像力，創造出一個把現實和神話緊密凝縮在一起的想像世界，描繪出了現代的芸芸眾生相，給人們帶來了衝擊」。

　　作者在把現實引入小說的同時，致力於非現實性的虛構(即日本文學傳統中的玄虛)，兩者之間既截然分明，又隨意重疊，而將這兩者巧妙結合起來的，則是大江氏從日本文學傳統中繼承下來、又具有濃郁個人特色的象徵性表現手法(即日本文學傳統中的幽玄)。

　　在這個獨特、豐富的想像世界裡，出生于森林之中的大江氏似乎對森林情有獨鍾，在諸多以森林為舞臺的小說中，大量導入日本文學傳統中的想像力和日本神話的象徵性，意在把現實中的神話意義剝離出來，好像在有意印證英國詩人布萊克的論點——出自森林的是生命，回歸森林的則是完成了的死亡。

　　其實，這是作者在人為地拉開與現實之間的距離，用虛構這一形式來表現和渲染潛於表層之下的現實。

　　大江通過薩特的存在主義獲得的哲學要素——人生的悖謬、無可逃脫的責任、人的尊嚴——貫徹其作品始終，形成了大江文學的一個特徵。……大江說他的眼睛並沒有盯著世界的聽眾，只是在對日本的讀者說話。

　　但是，他的作品中卻存在著『變異的現實主義』這種超越語言與文化的契機、全新的見解和充滿凝練形象的詩。使他回歸自我主題的強烈迷戀消除了(語言等)障礙。我們終於對作品中的人物感到親切，對其變化感到驚訝，理解了作者有關真實與肉眼所見的一切均毫無價值這一見解。

　　價值存在於另外的層次，往往從眾多變相的人和事物中最終產生純人文主義的理想形象，我們大家全都關注的感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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