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6)_茨威格

六

　　在內城裡，皇室和貴族的古老宮殿講述著如磐石般的往事：在這裡，貝多芬曾經在利希諾夫斯基府上演奏音樂；在這裡，海頓曾是埃斯特哈茲家的座上賓^①，就在這兒的古老大學裡，海頓的《創世記》舉行了首演。霍夫堡見證了各代皇帝的生活，美泉宮曾經目睹過拿破崙的身影^①；在斯特凡大教堂，結盟的基督教公侯因為擺脫土耳其人的威脅而跪下做感恩禱告；大學建築的牆身曾經見證過無數明燈般的學人巨擘。而在這些古老的宮殿之間，新建築帶著驕傲和光彩聳立著，連帶著輝煌奪目的大道和流光溢彩的商店。但在這裡，古老建築與新建築並不相爭，就如同被開鑿的石頭與未被驚擾的大自然相安無事一樣。在這裡生活美妙無比，這座城市好客地接納所有外來者，也樂於自我奉獻。在這座與巴黎一樣滿是歡愉輕鬆氛圍的城市中，人們能更加自然地享受生活。誰都知道維也納是一座享樂之城，而所謂的文化，不就是在藝術和愛情中獲取生活的粗糲原質中那些最美好、最溫柔、最精緻的東西嗎？這座城市的人在美食方面在意上好的葡萄酒、微苦的鮮啤酒、豐盛的麵點和蛋糕，在精緻的享受方面也有著高要求。演奏音樂、跳舞、演戲、交談、得體而彬彬有禮的舉手投足，這些都被視為特殊的藝術。

　　①利西諾夫斯基（Lichnowsky），來自上西里西亞的貴族。家族中，第二世利希諾夫斯基藩侯（Karl Alois,Fürst von Lichnowsky，1761—1814），奧地利宮廷總管，對莫紮特、貝多芬等音樂家有庇護資助。埃斯特哈茲（Esterházy）是中世紀興起的匈牙利貴族。家族中，約瑟夫——尼古拉一世藩侯（匈牙利語Esterházy I.Miklós József，德語Nikolaus I.Joseph Fürst Esterhazy，1714—1790）是海頓的最大雇主。

　　①霍夫堡（Hofburg，意為「宮廷的城堡」），坐落在維也納中心的哈布斯堡王朝皇宮主建築群。美泉宮（Schönbrunn）坐落在維也納西南，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夏宮。

　　無論在單個人身上還是在整個社會當中，佔據舉足輕重位置的不是軍事和政治，也不是商業事務。普通維也納市民每天早晨翻看報紙時，第一眼看的不是議會討論或者世界新聞，而是那座劇院的節目單——那座劇院在公共生活中具有的重要性，其他城市幾乎無法理解。因為這座皇家劇院——城堡劇院——對維也納人、奧地利人來說，不光是演員上演戲劇的舞臺，它是把大千世界映射在其中的小天地，是色彩斑斕的光束，社會在其中審視自身，是唯一代表了正宗「宮廷做派」的高上品位。觀眾從宮廷演員身上看到榜樣：如何穿著，如何步入廳堂，如何交談，作為一個有良好品位的男人可以使用哪些言辭，又需要避免哪些言辭。這座舞臺不光是娛樂場所，而是體面的舉止、正確發音的有聲有形的指南。哪怕與宮廷劇院只是沾上一點邊兒的人和事，敬仰就如同聖光環一般環繞在他們頭上。首相巨賈在維也納的大街上走過，可能不會有人回望；但一位宮廷演員、一位女歌劇演唱家從街上走過的話，每一位售貨攤的女攤主，每一位馬車夫都認得他們，我們這些小男孩如果看到這些名角中有誰經過的話（他們的照片和簽名人人都收集），就會得意揚揚地互相講來聽。這種近乎宗教性質的人物崇拜，嚴重得都可以說愛屋及烏了。

　　索嫩塔爾^①的理髮師、約瑟夫·凱恩茨^①的馬車夫都是受人尊敬的人，人們都暗暗地嫉妒他們。年輕的高雅之士都以與演藝界名人有同樣的裁剪師而感到驕傲。偉大演員的每一個紀念日、每一個葬禮都會變成一個重大事件，蓋過所有政治事件。自己的劇本能夠在城堡劇院上演，這是每個維也納作家的最大夢想，因為這意味著貫穿一生的高貴尊榮：種種榮譽也會隨之而來，這如同一張終生有效的入場券，所有官方活動他都會得到邀請，這畢竟是成了皇室的賓客。我還清楚地記得，這些發生在自己身上時那種莊嚴的方式。那天上午，城堡劇院的院長先請我到他的辦公室，就為了通知我——先向我表示了祝賀——我的劇本被接受了。

　　①索嫩塔爾（Adolf von Sonnenthals，1834—1909），奧地利著名話劇演員。

　　①約瑟夫·凱恩茨（Josef Kainz，1858—1910），奧地利著名演員。

　　等到我晚上回到家，發現房間裡有他的名片：他正式回訪了我，一位二十六歲的年輕人。我，作為皇家舞臺的作者，只因為作品被接受就變成了一個「紳士」，可以有幸得到皇家機構的院長給予對等禮遇。劇院裡發生的事情會間接涉及每一個人，甚至那些並無直接關聯的人。比如，我還記得自己很小的時候，廚娘滿眼淚水沖進房間：剛剛有人告訴她，夏洛特·沃爾特（Charlotte Wolter）——城堡劇院裡最著名的女演員——去世了。這種極度悲傷之所以讓人感到詭異，是因為這位幾乎是半文盲的老廚娘從來沒有去過那座高級劇院，從來沒有在舞臺上或者生活中見過沃爾特。

　　但是，在維也納，一位偉大的國家演員是整座城市的集體財富，即便一個不相干的人也會感到她的逝世是一場大不幸。每失去一位，每一位深受愛戴的歌唱家或者藝術家的離世都會不可避免地變成國哀。當曾經首次上演莫紮特《費加羅婚禮》的「舊」城堡劇院被拆掉時，整個維也納社交界像參加葬禮一樣莊嚴肅穆地聚集在大廳裡。帷幕剛一落下，每個人都奔向舞臺，為的是至少拿到一塊舞臺地板的碎片，作為聖體遺物帶回家——他們鍾愛的藝術家曾經在上面表演過。在幾十年以後的今天，在十幾個劇院裡，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這些不起眼的木片被保存在珍貴的匣子裡，如同聖十字架上的木片被保存在教堂。當所謂的貝森朵夫音樂廳被拆掉時，我們自己做出來的舉動也未見理智多少。^①

　　①貝森朵夫音樂廳（Bösendorfer Saal），著名鋼琴製作家路德維希·貝森朵夫於1872年完成對原建築的改建，舉辦了音樂廳落成演出。音樂廳可容納588名聽眾。該建築於1913年被拆除，期間舉辦過的音樂會大約4500場，無數音樂名人曾經在這裡登場演出，他們的作品在這裡首演。這曾經是維也納藝術世界中的一顆璀璨明珠。

　　這個音樂廳只用來演奏室內樂，本身是一座並不起眼也沒有什麼藝術性的小建築，是列支敦士登公爵先前的騎術學校，後來簡單地在四壁包上木板，改造成適合演奏音樂的場所。但是，如同一把古老的小提琴一樣受到鍾愛，它是音樂熱愛者的聖所，因為肖邦和勃拉姆斯、李斯特和魯賓斯坦都在那裡舉辦過音樂會，因為許多著名的四重奏都是在這裡舉行首演。現在這個地方要為一個新的實用建築讓路。對於我們這些在這裡經歷過許多難忘時刻的人來說，這是無法接受的。

　　當貝多芬的旋律——羅塞四重奏^①的此次演出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為出色——漸漸消失，卻沒有人離座。我們喝彩，我們鼓掌，有些婦女開始因為動情而啜泣起來，沒有人願意接受這是一場永別。他們關掉了大廳裡的燈光，要把我們趕出來。這四五百個狂熱分子，沒有一人離開座位。半個小時，一個小時，我們留在那裡，好像我們只要在場就能強迫這個神聖之地獲得拯救一樣。作為大學生，我們用請願、遊行、文章來抗爭過：貝多芬在裡面離世的房子不能被拆掉！拆掉維也納每一座有歷史意義的房屋，都是在從我們的身體上撕下一縷靈魂。

　　①羅塞四重奏（Rose-Quartett），由維也納小提琴家阿諾·羅塞于1882年成立的絃樂四重奏樂隊，是20世紀初最重要的樂隊之一。1938年，在奧地利與納粹德國結盟之後，身為猶太人的羅塞被迫離開維也納，流亡到倫敦。該樂隊的最後一次演出是在1945年的倫敦，次年羅塞去世。

　　這種對藝術尤其是對戲劇藝術的狂熱，遍及維也納的各個社會階層。由於有幾百年的傳統，維也納原本是一座階層劃分明晰但又能完美交響的城市。這座城市的指揮台還屬皇室。皇室城堡是中心，不光是空間意義上的中心，這個超越民族的皇權也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心。圍繞著皇室城堡的是奧地利、波蘭、捷克、匈牙利那些高級貴族的府邸，在某種意義上形成了第二道城牆。接下來是「上層」社會，由一些小貴族、高級官員、工業界巨頭和「古老家族」所組成，再往下則是小市民階層和無產者。所有這些階層都生活在自己的圈子裡，甚至各自有自己的城區：高級貴族住在城市核心的府邸裡，外交官住在第三區，工商界人物住在內環大道的近旁，小市民住在內城的從二區到九區，無產者住在外環。

　　這些人之間的互動發生在戲劇或大型慶典活動中，比如普拉特綠地公園（Prater）裡舉行的鮮花彩車遊行^①上，數十萬計的人群會興奮地向坐在華美彩車裡的「上面的一萬人」歡呼三次。在維也納，凡是有音樂、有色彩的事情都可以變成慶典的由頭：基督聖體節這種宗教遊行、軍事檢閱或者「城堡音樂節」等。即使是出殯的行列，也會有人興致勃勃地圍觀。每一個真正的維也納人都有著這樣的渴望，自己要有一個排場豪華的「漂漂亮亮的出殯」和眾多送葬者；一個真正的維也納人，甚至要將自己的死亡轉變為他人的觀賞樂趣。對一切多彩的、有聲的和慶典性內容的熱衷，把表演性內容當作生活本身的遊戲形式和鏡像形式並樂在其中，不管這發生在舞臺上還是在實實在在的空間裡。在這方面，整個城市是一致的。

　　①鮮花彩車遊行（Blumenkorso），從1886年到1914年，每年的5月份舉行的春季慶典。傳統上只有貴族和上層社會才可以將用鮮花裝飾自己的馬車參加遊行，出租馬車沒有資格參加，觀眾則為普通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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