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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猶如巨型蟻塚般的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裡,找一項工作不算什麼難事,當然,我是說只要你不對工作的種類和內容過於挑剔的話。

  開事務所時我與編輯工作打過相當多的交道,同時自己也寫過一些零碎的文章,這個行業裡也有幾個熟人。因此,作為一個自由撰稿人來賺取一人用的生活費,可以說是輕而易舉。況且我原本就是個無須很多生活費的人。

  我抽出手冊,開始給幾個人打電話,並且開門見山地詢問有沒有我力所能及的事做。我說自己因故閒居遊蕩了好長時間,而現在如果可能,還想做點事情。他們很快給我找來了好幾件事。都不太難,基本都是為廣告雜誌或企業廣告冊寫一些填空補白的小文章。說得保守一些,我寫出的稿件,估計有一半毫無意義,對任何人都無濟於事,純屬浪費紙張和墨水。但我什麼也不想,幾乎機械地做了一件又一件。起始工作量不大,一天做兩個鐘頭,然後就去散步或看電影。著實看了很多電影。如此優哉遊哉地快活了三個多月。不管怎麼說,總算同社會發生了關係。想到這點,心頭就一陣釋然。

  進入秋季不久,周圍情況開始出現變化。事情驟然增多,房間裡的電話響個不停,郵件也多了起來。為了洽談工作,我見了許多人,一起吃飯。他們對我都滿熱情,說以後要多多找事給我。

  原因很簡單:我對工作從不挑挑揀揀,有事找到頭上,便一個個先後接受下來。每次都保准按期完成,而且任何情況下都不口出怨言。字又寫得漂亮,幾乎無可挑剔。對別人疏漏的地方自己一絲不苟,稿費少點也不流露出任何不悅。例如淩晨2點半打電話來要求6點以前寫出20頁400格稿紙的文章(關於模擬式手錶的特長,關於30~40歲女性的魅力,或者赫爾辛基街道——當然沒有去過——的美景),我肯定5點半完成。若叫改寫,也保證6點前交稿,博得好評也是理所當然的。

  同掃雪工毫無二致。

  每當下雪,我就把雪卓有成效地掃到路旁。

  既無半點野心,又無一絲期望。來者不拒,並且有條不紊地快速處理妥當。坦率說來,我也並非沒有想法,覺得大約是在浪費人生。不過,既然紙張和墨水遭到如此浪費,那麼自己的人生被浪費一些也是情有可原的——這是我終於得出的結論。我們生活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浪費是最大的美德。政治家稱之為擴大內需,我輩稱之為揮霍浪費,無非想法不同。不過同也罷、不同也罷,反正我們所處的社會就是如此。假如不夠稱心,那就只能去孟加拉或蘇丹。

  而我對孟加拉或蘇丹無甚興趣。

  所以只好一味埋頭工作。

  不久,不僅廣告雜誌,一般性雜誌也漸漸有事找來。不知何故,其中多是婦女刊物。於是我開始進行採訪或現場報道。但較之廣告雜誌,作為工作這些也並非格外有趣。出於雜誌性質,我採訪的對象大半是演出界裡的人。無論採訪何人,回答都千篇一律,無不在預料之中。最滑稽的是有時候管理人首先把我叫去,叫我告訴他打算問什麼問題。所以,其答話事先早已準備得滾瓜爛熟。一次採訪17歲的女歌手,問話剛一超出規定的範圍,旁邊的管理人當即插話:「這是另外的問題,不能回答。」罷了罷了,我有時真的擔心這女孩兒如果離開管理人,10月份的下個月是幾月都不知道。這等名堂駕然算不得採訪,但我還是竭盡全力。採訪之前盡可能調查詳細,想出幾個別人不大會問及的問題,問話順序上也再三斟酌。這樣做,並非指望得到特別的好評或親切的安慰。我之所以如此盡心竭力,只是因為這對我是最大的樂趣,是自我訓練。我要將許久閒置未用的手指和大腦變本加厲地用於實際甚至無聊的——如果可能的話——事務處理上。

  回歸社會。

  我每天忙得不可開交,這在我是從未曾體驗過的。除幾項固定的工作外,臨時性事務也接踵而來。無人願意接手的事肯定轉到我這裡,招惹是非的棘手事必然落到我頭上。我在社會上的位置恰如郊外一個廢車場,車一旦發生故障,人們就把它扔到我這裡來,在人皆入夢的深夜。

  由此之故,存摺上的數字前所未有地膨脹起來,而又忙得無暇花費。於是我將那輛多病的車處理掉,從一個熟人手裡低價買了一輛「雄獅」。型號是老了一點,但一來跑路不多,二來附帶音響和空調,有生以來我還是第一次乘這樣的汽車。另外還搬了家,從距市中心較遠的寓所遷至澀穀附近。窗前的高速公路是有點吵鬧,但只要對這點不介意,這公寓還是相當不錯的。

  我和好幾個女孩子睡過覺,都是工作中結識的。

  回歸社會。

  我知道自己可以和怎樣的女孩兒睡,也知道能夠和誰睡、不能夠和誰睡,包括不應該和誰睡。年紀一大,這種事情自然了然於心,而且知道什麼時候應該適可而止。這是非常順理成章而又開心愜意之事。誰都不受傷害,我也心安理得,沒有心絞痛般的震顫。

  和我關係最深的,仍是電話局那個女孩兒。同她是在年末一個晚會上相識的。雙方都喝得大醉,談笑之間,意氣相投,便到我住處睡了。她頭腦聰明,雙腿十分誘人。兩人乘那輛「雄獅」,出去到處兜風。興之所至,她就打來電話,問能否過來困覺。關係發展到這般地步的,只她一個人。至於不能發展到什麼地步,我知道,她也清楚。我們兩人共同悄悄地擁有人生中某種類似過渡性的時間。它給我也帶來一種久違了的靜謐安然的朝朝暮暮。我們充滿溫情地相互擁抱,卿卿我我。我為她切菜做飯,雙方交換生日禮物。一同去爵士俱樂部,喝雞尾酒。而且從未有過口角,相互心領神會,知道對方的欲求。然而這關係還是戛然輒止,如同膠捲突然中斷似的,一日之間便一切成為過去。

  她的離去,給我帶來意外大的失落感,很長時間裡,心裡一片空白。我哪裡也沒有去。別人紛紛告離,惟獨我永無休止地滯留在延長了的過渡期裡。現實又不現實的人生。

  不過這並非是使我感到空虛悵惘的最主要原因。

  最大的問題是我沒有由衷地傾心於她。我是喜歡她,喜歡和她在一起。每次在一起我都能度過一段愉快的時刻,心裡充滿柔情。但最終我並未傾心於她。在她離開二四天后,我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是的,歸根結底,她在我身旁,而我卻在月球上。儘管我的側腹感受著她乳房的愛撫,而我真心傾心的卻是另外之物。

  我花了4年時間才好歹恢復了自身存在的平衡性。對到手的工作,我一個個完成得幹淨利落,別人對我也報之以信賴。雖然為數不多,但還是有幾人對我懷有類似好意的情感。然而不用說,僅僅這樣並不夠,絕對不夠。一句話,我花了那麼多時間,無非又回到了出發之地,如此而已。

  就是說,我34歲時又重新返回始發站,那麼,以後該怎麼辦呢?首先應該做什麼呢?

  這用不著考慮,應該做什麼,一開始就很清楚,其結論很早以前就如一塊固體陰雲,劈頭蓋腦地懸浮在我的頭頂。問題不過是我下不了決心將其付諸實施,而日復一日地拖延下去。去海豚賓館,那裡即是始發站。

  我必須在那裡見到她,見到那個將我引入海豚賓館的當高級妓女的女孩兒。因為喜喜現在正在尋求我(讀者需要她有個名字,哪怕出於權宜之計。她的名字叫喜喜。我也是後來才知道的。詳情下面再說,眼下先給她這樣一個名字。她是喜喜。至少在某個奇妙而狹小的天地裡被這樣稱呼過),而且她掌握著開啟始發站之門的鑰匙。我必須再次把她叫回這個房間,叫回這一旦走出便不至於返回的房間。有沒有可能我不知道,但反正得試一試,別無選擇。新的循環將由此開始。

  我打點行裝,十萬火急地把期限逼近的約稿——處理完畢,隨後把預約表上的下個月工作全部推掉。我打電話給他們,說家裡有事,不得不離開東京一個月。有幾個編輯喃喃抱怨了幾句,但一來我這樣做是第一次,二來日程還早得很,他們完全來得及尋找補救辦法,於是他們都答應下來。我告訴他們,一個月後準時回來效力。接著,乘機向北海道飛去。這是1983年3月初的事。

  當然,這次脫離戰場,時間並不止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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