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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綿羊、位於圓圈中央的 牛河第一次來我家後數日,我托肉桂每天帶報紙過來。差不多也該到接觸外部世界現實的時候了,我想,即使再想回避,時機一到他們也要從那邊擅自趕來。 肉桂點點頭,從此每天早上將三種報紙帶來宅院。 吃罷早餐,我瀏覽這些報紙。久未沾手的報紙很有點奇妙,看上去生疏疏空落落的。帶有刺激性的油墨味兒令我腦袋作痛,黑乎乎的細體活文挑釁似地刺入我眼球。版式、標題、字體、文章格調無不給我以極度的非現實感。我好幾次放下報紙,閉目歎息。以往應該不是這個樣子,以往我也像普通人那樣讀報來著,到底報紙上的什麼如此不同以往呢?不不,報紙大概沒有任何不同,不同的是我自己。 但我還是讀了一會。讀報使我就綿穀升明確把握了一個事實,這就是他正在世間構築其越發分穩固的地位。他一方面作為新當選的眾議院議員積極發表意見,在電視上作為定期解說員搖唇鼓舌。種種樣樣的場合我都不難見到他的名字。不知什麼緣故,人們看上去越來越熱衷於聽他高談闊論。儘管作為政治家他剛剛登臺,但其名字已作為堪可寄以厚望的年輕政治家而廣為人知。一家婦女雜誌進行的政治家人緣投票中他竟躋身前列。他被視為富有行動力的知識分子,被視為以往政界未曾有過的新型智能政治家。 我請肉桂買來一份他所執筆的雜誌。為了不給他以自己只注意某一特定人物的印象,還一起買了幾種不相關的雜誌。肉桂粗略地掃了一眼目錄,若無其事地揣入上衣口袋,第二天把雜誌和報紙一齊放在餐桌上,而後邊聽古典音樂邊整理房間。 我將綿穀升寫的文章和有關他的報道從報紙雜誌上剪下來歸為一冊。馬上成了厚厚一冊。我試圖通過這些文章和報道接近「政治家」綿谷升這個嶄新人物,試圖忘掉迄今兩人之間存在的很難堪稱之為愉快的個人關係,擯除偏見而作為一個讀者從零開始理解他。 然而要理解綿穀升其人的真實面目仍然是很困難的。平心而論,他筆下的東西哪一篇都不算壞,行文頗為流暢,條理也很清楚。有幾篇還寫得甚為出色。材料翔實且處理得當,結論之類也已提出,較之他過去寫的專業書上那些詰屈聾牙的文字要地道好幾倍,至少寫得平明易懂,連我這等人也知其所以然了。儘管如此,我還是不能不驀然覺出那看上去平易近人的文章背後仍伏有洞悉別人肺腑般的傲慢陰影。那潛在的惡意使我脊背掠過一道寒戰,但這終究是因為我知道綿穀升實際是怎樣一個人且其尖銳而冷漠的眼神和口吻浮現於眼前的緣故,一般人恐怕是很難從中讀出言外之意的,所以我盡可能不去考慮這點,而僅僅追逐其文章的脈絡。 問題是無論我怎樣仔細怎樣公平地反復閱讀,我都沒有辦法把握綿谷升這個政治家真正想說的東西。每一個論點每一項主張誠然地道合理,然而若要加以歸納弄清楚其意圖到底何在,我便如墜雲霧了。無論怎樣拼接細部,也不見整體形象清晰浮出,全然不見。我推想這恐怕是因為他不具有明確的結論。不,他具有明確的結論,但隱藏起來了。他似乎只在於已有利的時候稍稍打開一點于已有利的門扇,從中跨火車一步大聲向人宣告什麼,言畢退回把門緊緊關上。 例如,他在刊載於某雜誌的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當今世界經濟發展方面存在的巨大地區差所帶來的暴力式水壓,是政治努力和人為力量永遠無法抑制的,為期不遠它勢必給世界結構帶來雪崩般的變化。 「而且,桶箍一旦如此除掉,世界必將呈現出漫無邊際的混沌狀態,往日存在的作為自明之舞的世界共同精神語言(不妨暫且稱為『共同Principle』)將陷於癱瘓或幾近癱瘓,而由混沌狀態向下一代『共同Principle』過渡,其所需時間恐比人們預想的還要漫長。一言以蔽之,一場長得令人透不過氣的深刻的危機性精神混沌即在我們眼前。自不待言,日本戰後的政治社會結構和精神結構也將被迫進行根本變革,很多領域都將歸為一張白紙,框架將大規模清洗而重新開始建築--無論政治領域還是經濟領域,抑或文化領域。這樣,迄今為止被視為自明之物、任何人都不曾懷疑的事情,勢必無所謂自明而在一夜之間失去其正當性,這當然有是日本這個國家洗心革面的良機。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儘管我們面臨這千載良機,手裡卻沒有堪可用作清洗指標的『共同Principle』我們有可能在致命的Paradox面前茫然佇立---由於我們注意到這樣一個簡單事實即造成迫切需要『共同Principle』這一狀況的,乃是『共同Principle』的喪失本身。」 論文相當冗長,扼要歸納起來大致如此。 「但是,現實中人的行動不可能沒有任何指標。」綿穀升說道,「至少需要暫時的、假設的Principle模式。而日本這個國家現階段所能提供的模式恐不外乎『效率』。如果長期以來不斷給予共產主義體制以攔腰一擊並導致其崩潰的是『經濟效率』,則我們在混亂時期將其視為實物性規範而敷衍於整體未必沒有道理。試想,除了如何才能提高效率以外,我們日本人在整個戰後難道創造穀其他哲學或類似哲學的東西嗎?誠然,效率性在方向性明確的時候是立竿見影的,而一旦方向性的明確度失去,效率性刹那間即會變得軟弱無力,如何在大海正中遇險失去方向之時任憑有多少熟練得力的划船手也毫無意義一樣。高效率地朝錯誤方向前進,比原地踏步還要糟糕。而規定正確的方向性的,只能是擁有高度職能的Principle。可惜我們現在厥如,無可救藥的厥如。」 綿穀升鋪展的邏輯有一定的舒服力和洞察力,對此我也不能不承認。問題是讀了好幾遍我還是弄不清楚綿谷升作為個人或作為政治家到底尋求什麼--措施何在? 綿穀升還在另一篇文章中談及「滿洲國」,這個我倒讀得津津有味。文章說,帝國陸軍在昭和初期便為設想中的對蘇全面作戰探討過大量征調防寒軍服的可能性。那以前陸軍未曾經歷過西伯利亞那樣極端寒冷地帶裡的實際戰鬥,所以冬季防寒措施乃是亟待完善的一個方面。可以說部隊幾乎沒有任何冬季作戰準備以應付可能的邊境糾紛引起的突發性大規模對蘇戰爭(這並非沒有可能)。為此,參謀本部設置了對蘇戰爭可能性研究班,在兵戰部門就嚴寒地帶專用被服進行實質性研究。為了把握真正的嚴寒是怎麼一種程度,他們實際跑到時值隆冬的薩哈林島,在酷寒中使用實戰部隊試穿防寒靴、大衣和內衣,對於蘇軍現有裝備以及拿破崙軍隊用於對俄作戰的衣服進行了徹底研究,從而得出結論說:「陸軍現有防寒裝備不可能度過西伯利亞的冬季。」他們預計前線士兵將有大約三分之二因患有凍傷而失去戰鬥力。陸軍防寒被服的設想條件是多少溫和些的中國北方的冬季,且絕對數量也不足。研究班暫且試算出有效裝備十個師防寒被服所需綿羊的只數(班上流行的玩笑是算羊只數算得睡覺工夫都沒有了)及其加工所需設備的規模,提出了研究報告。 報告書這說,日本國內飼養的綿羊只數顯然無法保證日本在受到經濟制裁或實質性封鎖的情況下在北方打贏一場長期對蘇戰爭。這樣,滿蒙地區穩定的羊毛(以及兔毛皮等)供給及其加工設備的確保便是必不可少的。為視察情況而於一九三二年前往成立不久的「滿洲國」的,即是綿谷升的伯父。他的任務是估算「滿洲國」內需多長時間才能實際保障如此數量的供給。他畢業于陸軍大學,是專門搞logistics(兵站學)的年輕技術官僚,這項任務是他接受的第一個重頭任務。他將防寒被服問題看作現代兵站一個典型事例而詳盡地做了數字分析。 綿谷升的伯父經熟人介紹在奉天見到了石原莞爾(日本陸軍中將1889-1949。策劃九一八事變,在偽「滿洲國」的成立過程中起重要作用。),兩人對飲了個通宵。石原極力主張避免為了中國大陸而同蘇聯全面開戰,認為打贏戰爭的關鍵在於兵站的強化,即在於新生滿洲的迅速工業化和確立自給自足經濟。石原說得條理清晰而又熱切感人。此外還說到日本農業移民在農牧畜業的組織化效率化方面的重要性。石原原本主張不應該將「滿洲國」弄成如朝鮮和臺灣那樣的赤裸裸的日本殖民地,而應使其成為亞洲國家的新樣板,但在認為「滿洲國」終歸乃是日本對蘇以至對英美作戰的兵站基地這點上卻是十足的實用主義。他相信:現階段擁有實施對西歐戰爭(即他所說的「最終戰爭」)的能力的國家亞洲唯獨日本,因此日本有義務協助其他各國從西歐諸國統治下獲得解放。不管怎麼說,在當時帝國陸軍將校中石原是最為關心兵站問題且深有造詣的人物。一般軍人總以為兵站本身是「女人氣的」,而認為縱使裝備不足也捨身勇敢作戰才是陛下的軍人之道,以可憐的裝備和少量人員撲向強有力的對手並取得戰果方是真正的武功,「以兵站跟隨不上的快速」驅敵前進被視為一種榮譽。這在身為優秀技術官僚的綿谷升伯父看來純屬荒唐至極。沒有兵站作後盾即開始持久戰爭無異于自殺行為。蘇聯由於斯大林的集約性經濟五年計劃而使軍備得到飛躍發展進入現代化。長達五年的充滿血腥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得舊世界的價值觀一敗塗地,機械化戰爭使歐洲各國的戰略和後勤概念為之一變。作為駐外武官在柏林生活過兩年的綿谷升伯父對此感同身受,然而大多數日本軍人的認識水平,仍停留在陶醉於日俄戰爭勝利的當時。 綿谷升伯父在石原明晰的邏輯和世界觀以至超凡的魅力面前大為折服。兩人的親密交往在伯父返回日本後仍未間斷。後來石原從滿洲回來轉任舞鶴要塞司令,綿谷升伯父還去見了他好幾次。他關於「滿洲國」內綿羊飼養與加工設備情況的詳細而中肯的報告,回國不久即提交給本部而受到高度評價,但不久由於一九三九年諾門坎事件中的慘敗以及英美加強經濟制裁,軍部的目光逐漸轉向南洋,對蘇作戰可能性研究班的活動於是不了了之。不過,諾門坎事件之所以球初早早結束而沒有發展成為大規模戰爭,研究班那份斷言「以現在裝備無法實施冬季對蘇戰鬥」的報告是起了一定作用的。球風吹起之後,注重面子的日軍居然痛痛快快退出了戰鬥,通過外交談判將不是很好的呼倫貝爾草原的一角讓給了外蒙和蘇軍。 綿谷升講述這段從伯父口裡聽來的逸聞之後,隨即以兵站思想為依據從地勢學角度就地域經濟展開了論述。但我感興趣的是綿谷升伯父曾是在陸軍參謀本部工作過的技術官僚,曾與「滿洲國」和諾門坎戰役有過關係這一事實。停戰後綿谷升被麥克阿瑟佔領軍開除公職,在老家新瀣度過一段隱居生活,不久開除令取消,他乘機步露政界,作為保守黨人出任過兩期參議院議員,之後轉入眾議院,其事務所牆上掛有石原莞爾寫的字幅。至於綿谷升伯父是怎樣一個議員以及作為政治家做過什麼我自是不曉。當過一次大臣,在地方上似有很大的影響力,但終究未能成為國政一級的領導人。而如今,其政治地盤由綿穀升承襲下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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