螢_村上春樹_學達書庫

螢

　　很久、很久以前。雖這麼說也不過十四、五年前的事，我曾住在一個校外的宿舍。那時我才十八歲，剛進大學，對東京完全不熟，加上我沒有一人在外住餅，家裡擔心便幫我找了宿舍。當然，費用也有關係，宿舍比一個人住便宜多了。我當然希望一個人租房子住來得清爽。但想到註冊費、學費，及家裡按月寄來的生活費，還是不好固執己見。

　　校外宿舍位於視野良好的文京區高臺地，占地廣闊，四周圍著高大的水泥牆。大門外，迎面即是一株高大聳立的櫻樹，樹齡一百五十歲，或者更多。站在樹根處往上望，綠色枝葉幾乎隱蔽了天空。

　　道路繞過巨木，筆直伸入宿舍中庭。中庭的兩旁是兩棟平行三層綱筋建築。很高大的宿舍。可以聽到從打開的窗口傳出電臺音樂。一律乳白色窗簾，褪了色也不顯目的顏色。

　　道路正面是兩層宿舍本棟。一樓餐廳和大浴室，二樓講堂、集會室，和貴賓室。一棟三層的第三宿舍和本棟並行。中庭寬闊，草坪裝有灑水器迎著陽光不停旋轉。本棟內側還有棒球足球兼用的操場，六座網球場，設備齊全。

　　這個宿舍的唯一問題(算不算問題依角度而定)，在於它是由幾位不明右翼財團所經營。從宿舍簡介及住宿規則即可明白大概：「深入教育根本，培養國家人才。」這便是本宿舍的創設精神，而由認同此精神之多位財經人士戮力捐輸所支持這是表面說法，裡頭到底在搞什麼名堂，則相當曖昧模糊，沒有一個確切的說法。有說是投機逃稅，有說是藉設立宿舍的名目炒地皮，也有說只是純粹牟取聲名罷了。不管怎樣，一九六七年春到翌年的秋，我住在這個宿舍。右翼也好、左翼也好，偽善也好、偽惡也好，從日常生活水準來看，大致沒什麼差別。

　　宿舍每日升起飄揚的國旗，作為一天的開始。當然配合國歌，國歌和國旗的關係形影不離，就像播報體育新聞時必定會播放進行曲一樣。升旗台位於中庭，從每一間窗口都看得到。

　　升旗工作由我住的東棟宿舍舍監負責。舍監是五十歲前後、體格魁梧目光銳利的斟梧男子;幹硬發梢混了幾根白髮，曬黑的臉上有一道細長疤痕。據說出身中野陸軍學校。其旁站著一個學生擔任升旗助手。此人剃光頭，永遠穿學生制服，真正身分不為人知。沒人知道他的名字、住哪一棟，也沒有人在餐廳或浴室碰過他。到底他是不是學生，都沒人知道。只不過從穿著制服看來像個學生而已。他個子矮小又白皙，和中野陸軍學校男子正好相反。每天清晨六點整，就這麼兩人站在宿舍中庭，升起太陽旗。

　　搬入宿舍初期，我經常從窗子眺望升旗的光景。每天清晨六點整，兩人準時出現於中庭。穿學生服的抱著一個恫木箱。中野陸軍學校男子提著一台soNY手提錄音機。中舒陸軍學校男子把音響置於升旗台下;穿學生服的打開桐木箱，箱裡擺著疊得整整齊齊的國旗。穿學生服的將國旗交給中舒陸軍學校男子。中野陸軍學校男子將國旗系於旗杆繩，穿學生服的按下音響開關。

　　(國歌)「君之代…」

　　然後，國旗緩緩升上旗杆。

　　「……細石般」，國旗升到旗杆半途，「之於……」，國旗終於升至頂端。此時兩人抬起頭凝視國旗，挺胸立正。在天氣晴朗大風飛揚的日子，算是雄壯的一幕。

　　黃昏的儀式大致和清晨相同，不過順序倒過來。國旗緩緩從旗杆下降，收進桐木箱，國旗在夜裡不飄揚。

　　我不清楚國旗為何不在夜裡飄揚？夜裡，國家還是存在。許多人仍在工作，這許多人沒有受到國旗的庇護，是不是有點不公平？或許沒什麼大不了，或許根本沒人注意，只除了我-而我也不過是一瞬的想法，沒什麼深刻意味。

　　原則上宿舍房間分配，一、二年級生兩人一間，三、四年級生一人一間。

　　兩人一間的是有鋁門窗、縱深約六張榻榻米的長方形房間。擺設簡潔，兩張書桌椅、兩個兩段儲物櫃、兩個現成架子。架上多半擺著晶體管收音機、吹風機、沖泡咖啡或方便面的碗盆湯匙。灰泥牆有大頭釘貼著花花公子的夾頁海報，書桌擺著幾本教科書及流行小說。

　　男宿舍大抵很髒亂。垃圾桶有長黴的橘子皮、代替煙灰缸的空罐上積了十公分厚煙灰、杯子留著洗不乾淨的咖啡漬。地板上散置著方便面的薄紙、啤酒空罐。風一吹，地板便揚起灰塵。床底下塞著味道難忍的待洗衣物;定期曬被的人可說絕無僅有，每張被子都吸飽汗水和體臭。

　　相較之下，我的房間相當清潔。地板光可鑒人，煙灰缸經常清洗，每週曬一次棉被，鉛筆整齊擺在筆座裡。牆壁上張貼著阿姆斯特丹運河的照片而非雜誌夾頁：我的室友有潔癖，他負責整個房間的掃除工作，連我的洗濯都代勞了，我不用動一根手指頭。只要喝完啤酒把空罐放在桌上不久之後，它就會自動消失於垃圾桶。

　　我的室友主修地理學。

　　「我研究地、地、地圖。」最初他這麼告訴我。

　　「喜歡地圖？」我問。

　　「嗯，將來想到國土地理院就職，製造地、地、地圖。」

　　世上真是有各色各樣的人。到底是哪些人、為了什麼動機製造地圖，我連想都沒想過。而且連說「地圖」兩字都結結巴巴的人，卻一心想進國土地理院就職，也頗為奇妙。他有時說話結巴，有時不會。然而，只要一提到「地圖」，保證結巴。

　　「你主修什麼？」他問我。

　　「演劇。」我說。

　　「演劇就是演話劇吧？」

　　「不一樣。只是閱讀和研究戲曲。魯西尼、伊奧涅斯科、莎士比亞等等。」

　　「我只聽過莎士比亞，」他說，「其它都沒聽過。」

　　其實我也幾乎沒聽過，只是課程裡有罷了。

　　「因為喜歡才修的吧？」他說。

　　「說不上喜歡。」我說。

　　困惑的表情浮上他的臉，愈來愈深刻。我才知道好象我做了什麼錯事。

　　「我什麼都可以讀的，」我向他說明，「印度哲學也好，東洋史也好，都可以。不過偶然選了演劇，如此而已。」

　　「不瞭解，」他說，「像我、我、我是很喜歡地、地、地圖，才選擇研讀地、地圖學。也因此才向雙親說明，要了錢，千辛萬苦來到東京，但你好象不是。」

　　他立場正確，我放棄向他說明。然後我們抽籤，決定上下鋪的床位，他抽到上鋪。

　　他永遠穿著白色襯衫及黑色的西裝褲。他身材高大、剃光頭、顴骨高聳，上學一定穿制服，鞋子和書包都是黑色的，一眼看去就是標準右翼學生打扮，大家也這麼認為。其實不然，他對政治可說完全不關心，因為選衣服麻煩所以才穿同色衣服。除了海岸線變化，或新鑿鐵路隧道以外的事，他一律不關心。而只要提到這方面的話題，他會花上一、兩小時講個不停，直到我不停打呵欠為止。

　　他每天六點準時起床，《君之代》國歌就是他的鬧鐘(可見升旗並非完全無用之舉)。穿上衣服，走到浴室洗臉。他盥洗要花上極為漫長的時間，讓人懷疑是不是把牙齒一顆一顆取下來刷。回到房間後，拉整毛巾縐紋，筆直掛在衣架上，將牙刷和肥皂放回櫥櫃。然後按下收音機開關，開始進行收音機體操。

　　我屬晚睡且熟睡型，就算體操音樂響起我也可以睡。但只要他一開始跳躍，我就會從床上跳起來。怎麼說呢，他每一跳躍(他實在是很會跳躍)，我的頭必定在枕頭上下震個不停，根本無法入睡。

　　「不好意思，」第四天，我開口了，「你何不到屋頂做收音機體操呢？你把我吵醒了。」

　　「不行，」他說，「到屋頂上作體操，會被三樓的人抗議。這裡是一樓，才不會吵到別人。」

　　「那去中庭如何？」

　　「也不行。沒有收音機就聽不到音樂，聽不到音樂，體操做不好。」

　　他的收音機是要插電的，而我的收音機雖有電池卻只能聽調頻台。

　　「那麼，音樂開小一點，不要跳躍行不行？很吵呢，不好意思。」

　　「跳躍？」他一副吃驚表情，「什麼跳、跳躍？」

　　「就是上下蹦蹦地跳。」

　　「體操哪有這一部分？」

　　我的頭開始痛起來，很想算了。可是一旦說出口不能就此打住。我只好一面哼著NHK第一電臺的收音機體操旋律，一面在地上跳上跳下給他看。

　　「看，就是這個，難道不是嗎？」我說。

　　「是……是吧？確實有這一部分，我都沒注意。」

　　「所以，」我說，「這部分能不能省略？其它部分我還能忍受。」

　　「不行，」他拒絕得乾脆，「哪有省略一部分的？我已經做十年體操了，一做就會無意識地做到全部做完為止。省略其中一部分就接不下去了。」

　　「那全部不要做好了。」

　　「這不好吧，對人下命令的。」

　　「嘿，我可沒下什麼命令。只想至少能睡到八點。就算早起，也希望是自然醒來，而不是被震動轟醒，瞭解嗎？」

　　「瞭解。」他說。

　　「那怎麼說？」

　　「我們同時起床，一起做體操，不就好啦。」

　　我放棄了，翻身蒙頭大睡。他一日不缺，持續著收音機體操。

　　每次提到室友和他的收音機體操，她就噗哧一笑。雖然我原意不是為了說笑話，結果自己也笑了。

　　見到她的笑容，雖然只有一瞬。也久違了。

　　我和她在四穀站下電車，沿著電車線路的士堤，往市穀方向散步。五月的周日午後，清晨的雨在午前就幹了，低垂陰鬱的灰色雲朵被南風吹得消失無蹤。輪廓分明的櫻樹綠葉在風裡閃閃爍爍，陽光帶來初夏的熱意，人們脫掉上衣或毛線衣披在肩上。網球場上，只穿短褲的年輕男子揮擊著球拍，球拍的金屬框在午後太陽照射下閃閃發光。

　　只有並生長凳的兩位穿黑色長袍的修女在愉快地講話，看著她們，才知其實夏季還早。

　　走十五分鐘就汗流浹背了。我脫掉厚棉襯衫，只穿一件T恤。她把淡灰的運動衣長袖卷到手肘部位，一件洗褪色的舊運動衣。似乎很早就看她穿著這件，不過也可能只是錯覺。我常常有錯覺，把什麼都當成以前發生的事。

　　「你喜歡和人同住嗎？」她問。

　　「不知道，還沒很長的經驗。」

　　她停在飲水機前喝一小口水。從褲袋取出手帕擦嘴，蹲下來綁鞋帶。

　　「我看來像會喜歡嗎？」她問。

　　「和人同住？」

　　「是的。」她說。

　　「很多事會比想像來得繁瑣，密密麻麻的規則和收音機體操等。」我說。

　　「是。」她說，似乎在想什麼，凝視著我。她的眼球不尋常地清澈。我不曾注意牠的眼球如此清澈，一種不可思議的透明感，像眺望著天空。

　　「不過我覺得這樣也不好，也就是……」她說著，眼神覷著我，咬咬嘴唇，垂下眼皮，「不知道，隨便。」

　　交談終止，她打開腳步繼續走。

　　再遇見她，是半年後了。半年之間，她清瘦得快認不出來。原本是特徵的圓圓臉頰變細長，印象裡，她沒有這麼瘦骨嶙峋的，她比以往更加清瘦而綺麗。這點我想說些什麼，但又不知該說什麼。

　　我和她並非有什麼事來四穀。我和她在中央線電車偶然相遇，正好她和我都沒特別什麼事。「下車吧，」她說。我們在四穀站一起下電車。只剩兩人時，我們卻沒什麼話說。她為何邀我下電車，我也不知道，我們從一開始就沒什麼話說。

　　下電車後，她一語不發，腳步沙沙地快步前行。我追趕似地加快腳步，和她保持約一公尺的距離。我跟著她的背影走著，她時時轉回頭，朝著我說話。有些我答了，有些不知怎麼答，也有些她根本聽不到，也不在乎。她說了自己想要說的話之後，只管默默前行。

　　我們在飯田橋右轉，從皇后崛道走出來，通過神保町十字路口、禦茶之水斜坡，繞過本鄉，沿著東京陸上電車線道走到駒迅。頗有一段路程。走到駒迅時，已接近黃昏。

　　「這是哪裡？」她問我。

　　「駒迅。」我說，「兜了一圈。」

　　「怎麼走到這裡？」

　　「妳走的，我只在後面跟著。」

　　我們走到車站附近的蕎麥面店，點了定食。從點餐到吃完，都沒有說話。我走得渾身疲累，她一語不發，陷入思索。

　　「妳體力不錯。」吃過面後，我說。

　　「意外嗎？」

　　「嗯。」

　　「我中學還是長跑選手。而且我父親喜好爬山，從小每逢周日都登山，所以腳勁還不錯。」

　　「看不出來。」

　　她笑了。

　　「送妳回家。」我說。

　　「謝了，」她說，「我回去沒問題，不必介意。」

　　「我沒關係的。」

　　「真的不用，我習慣一個人回去。」

　　其實她一說，我倒松了口氣。電車到她住處要花上一個鐘頭，這期間，兩人並肩默然坐著可不好受。最後她一人回去了，我代以付了飯錢。

　　「哦，也許我們，不麻煩的話還能見個面？當然並沒有特別非如此不可的理由。」道別的時候。她說。

　　「完全不需要理由呀。」我吃驚地說。

　　看到我吃驚的表情，她稍微臉紅。

　　「我不會講，」她吃力地，把運動服的袖子推到手肘又拉下來，手上的汗毛映在電燈下染成金黃色，「沒有存心要講什麼理由不理由的，原本意思不是這樣。」

　　她手靠在桌上，閉上雙眼，思索更好的說法。然而並沒有更好的說法。

　　「我不介意。」我說。

　　「我怎麼都講不好，」她說，「都是這樣的，真的是講不好。每當想說什麼的時候，一直都是不同的意思沖出喉嚨。或者不同意思，或者完全相反。為了要修正前面說的話，又常讓場面更加混亂。好象自己身體分成兩部分，圍著一根柱子互相追趕，正確的意思總在另一部分，而這一部分的我，永遠追趕不上。」

　　她兩手放在桌上，凝視我的眼睛。

　　「我說的，你明白嗎？」

　　「誰多少都有這種時候吧，」我說，「誰都有沒把握正確表達，而感到不安的時候。」聽我說完，她露出失望的表情。

　　「根本不是這樣。」她說，再也沒說什麼。

　　「我不介意再見面。」我說，「反正我一直有空。一人轉來轉去，還不如像這樣健行來得有益身體。」

　　我們默默分開。我說再見，她說再見。

　　初次認識她，是在高二的時候。她和我同樣年紀，念有名的教會中學。我們認識起因于我的好友-她是他的女朋友。他們從小學就認識，兩人的家距離不過兩百公尺。

　　就像大多的青梅竹馬，他們對彼此之間的交往絲毫不覺該有隱密性，經常到對方家裡玩，和對方家人吃飯。我和我當時的女友曾和他倆一起玩，結果往往變成只剩下我和他和她三人，而我的女友則消失無蹤。後來我們發現其實這樣才好，從立場看來，我是來賓，他是主持人，而她是他的體面助手兼女主角，就這麼回事。

　　他社交最在行，表面一副瀟灑嘻笑，內在卻十分誠懇。他是個能夠洞徹時機，適時切入笑語的聊天高手。他倆常聊些輕鬆的笑話熱絡場面，每當他或她有一方沉默，另一人就立刻接上話，他可以在不怎麼有趣的對手的話中，迅速找出好幾個有趣部分。和他聊天時，我時常沉浸在自己原來是一個很有趣的人的錯覺。

　　但是一旦他暫時離席，我和她馬上陷入冷場，兩人都不知該說些什麼。事實上，我和她完全沒有共同的話題。我們大抵什麼也沒說，不是把煙頭往桌上煙灰缸按熄，就是靜靜喝一口水，等待著他回座。而只要他一回座，有趣的話題就馬上就恢復。

　　在他的葬禮三個月後，我只和她見過一次。剛好有事，所以約在咖啡館，事情講完就沒話說了。我試著找話題，卻半途而廢，加上她談話方式十怪異-她常在連我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的時候，突然生我的氣。然後我和她分開。

　　或許她會生氣是因為，最後一次見到他的人，不是她，而是我的緣故吧。雖然這種說法可能不恰當，但我可以瞭解她的感受。如果可能，我會很希望為她改變當時的情況，但那是不可能的。一旦發生了，無論怎樣努力，都沒有辦法改變。

　　五月某個午後，我和他在放學途中(正確的說法是逃課途中)，到彈子房打了四周彈子。我贏了最初一周，後面三局他贏了，按規矩我付了撞球錢。

　　當夜他死在車庫裡。日產三六O跑車的排氣孔，接上橡皮管塞進車內，車窗間隙用膠布牢牢貼緊，然後打開引擎。我不知道直到他死亡，會花上多少時間。反正等到去親戚家探病的雙親返家時，他已死了。車上收音機開著，雨刷上還夾著加油站的收據。

　　沒有遺書，也想不出自殺動機。由於我是最後看到他的人，我被警察叫去做筆錄。「他沒有特別奇怪的舉止，和平常完全一樣。」我說。大抵準備自殺的人，不會連續打勝三局彈子吧，警察因此對他和我都沒有好印象。他們也不認為逃課去打彈子的高中生落得自殺下場是很稀奇的事。報紙登了一小段記載，不久，事件了結。紅色日產三六O跑車被賣掉了。有一陣子，教室裡他的座位上，經常擺著一束白花。

　　斑中畢業來到東京，我想做的，就是什麼都不要想太多。綠絨面彈子台、日產N三六O紅色跑車、教室座椅上的白花，全都從我的腦海裡消失了。火葬場斑聳煙囪冒出的煙霧、派出所筆錄室裡的巨大文鎮，全都摒棄腦後。最初我忘得很好，忘得很乾淨。然而，我的內心卻有一種殘留，隨著時光流逝，這空氣般的殘留隱然成形，成為一種具體而單純的東西。如果我把它換成言語，是像這樣的話：

　　死並不是生的相反，而是其中一部分。

　　換成言語後，竟成為一種可厭、平凡、老套的說法。但我那時並無法以語言表達，而只是感到死亡像空氣般存在體內，存在那塊文鎮裡。存在彈子臺上那並排的四粒彈珠裡。我把這種叫做死亡的東西，像灰塵般吸入肺裡存活著。

　　在那之前，我一直以為，死是一種獨立的存在。也就是「死亡確實會在某種時候逮住我，但反過來說，在死之前的日子，我可也未曾被死逮過。」這是邏輯上的推理-生在此側，死在彼端。

　　自從友人死去那晚，我已無法再同意，死只是單純在該死之時而來。死並非生的相反，死早已存在於我體內，成為無法從腦海消去的一部分。在某個五月的夜裡，把我的十七歲友人遠去的死神也在同一夜找上了我。

　　我現在很清楚了。在弄清楚的同時，我曾苦思過，而苦思是很困難的作業，至少對當時十八歲的我而言，經由苦思找出可以妥協的觀點，是十分艱難的。

　　從那時以來我每月一次或兩次和她約會。大概可以稱約會吧，想不出更好的說法。

　　她上東京郊外一所小而整潔、名聲良好的女子大學。她的住處離學校走路不超過十分鐘，沿著路邊有清涼的水溝。她好象沒交什麼朋友，除了斷斷續續的話語以外，很少開口。因為她沒有特別說什麼，我也幾乎沒話講。見面時，我們只是隨便走走。

　　但也並非沒有一點進展。暑假過完時，她已十分自然地靠著我走路。我們並肩走著，上坡、下坡、過橋、過馬路。我們不停地走，沒有特別要去的地方，也沒有特別要做的事。走了一陣子，進入吃茶店喝咖啡，喝完咖啡後再繼續走。宛如一張一張幻燈片，一個又一個季節過去了。秋季來到，宿舍中庭的山毛櫸枯葉鋪蓋了一地，穿上毛線衣可以聞到新季節的氣息，我買了一雙新鞋。

　　秋季終了，冷風吹起的時候，她的身體已習慣靠著我的手腕。隔著厚厚的外套，我可以感覺她的氣息。但也只有如此，我雙手老插進外套口袋，一成不變地走著。我們的鞋底聽不到腳步聲，只有踩在懸鈴木的枯葉時，才發出乾燥的聲響。她要的，並非抓著我的手腕，而是誰的手腕。她要的，並非我身上的溫熱，而是誰身上的溫熱，至少我是這麼想。

　　我感到她的眼睛比以前更透明，一種無處可去的透明感。她時時沒來由地凝視著我。這時，我感到一層悲哀。

　　每當她打電話來，或周日一早我出門約會時，常被宿舍同伴嘲弄，同伴都當我在談戀愛。我沒想說明，也沒說明的理由，閑言任它去。我每次約會回來，一定有人提，到底上床了沒啦。嗯，嗯，我一直這麼響應。

　　我如此度過我的十八歲。太陽上升、夕陽落下、國旗上升、國旗落下。在周口裡，我和亡友的愛人約會。到底自己在做什麼，此後如何，我完全不知道。我研讀戲劇課程裡的克羅德、拉賽爾、艾傑修汀，他們都在書裡。也另存在於書裡。我幾乎沒有朋友，宿舍裡認識的也只是幾個。我一直在研讀，大家都以為我想成為小說家，而我一點都沒有想當小說家的意思，我什麼都不想。

　　好幾次，我和她談到這種心情，她似乎懂得我想要表達的。但我並不很會講，如前所述，我經常在思索正確字眼，而正確的字眼卻停留于完全無法觸及的闇黑裡。

　　每到週末夜，我便坐在宿舍大廳等她的電話。有時她三個禮拜沒來電話，有時連續兩周來電。而我總是在週末夜，固定坐在大廳椅子上等待她的電話。週末夜學生多半去玩了，大廳幾乎空無一人。我總是坐在沉默的空間裡，凝視著空氣中漂浮的光粒子，掙扎著想看清自己。每個人都在追逐人或者物體，我卻不知道未來如何，我伸出手去，只摸到一片茫然的空氣之牆。

　　那個冬季我在新宿一家小唱片行打工。聖誕節我送她喜歡的亨利．曼西尼《dearheart》唱片當禮物。我以聖誕專用的聖誕樹圖案包裝紙和粉紅色絲帶包好禮物。她為我打了一雙毛線手套，指頭稍短了點，不過還暖和。

　　她聖誕節沒有返家，新年期間，我到她住處吃飯。

　　那年冬天發生了許多事情。

　　一月底，室友發高燒四十度，昏睡了兩天，我和她的約會因此泡湯。他一副快死的模樣，我可不能放著不管。除了我，好象也沒有其它人照顧他。我買冰塊，放進塑料袋裡做冰枕，用冰毛巾為他擦汗，每隔一小時測一次體溫。他發燒一整天，第二天一早，卻完全沒事般地霍然起床，體溫下降到三十六點二度。

　　「奇怪，」他說：「我這輩子從沒有發過燒。」

　　「你還是發燒了。」我說著，拿出我那兩張沒有去的音樂會招待券給他瞧。

　　「還好，只是招待券。」他說。

　　二月，下了幾次雪。

　　二月底，我為一點小事和宿舍高年生吵架。對方的頭撞到水泥牆，還好沒造成很大傷口。我被叫到舍監室聽訓，因此之故，住宿舍的感覺越來越壞。

　　我十九歲，升大二。當了幾科，成績幾乎是C或D，只有很少的B。她則全科通過，順利升上二年級。季節又循環了一回。

　　六月，她二十歲了。她完全無法理解，自己已二十歲。對我，對她，我們的年紀總在十八和十九歲之間。十八再來是十九，十九再來是十八-這才是可理解的。然而她確實已二十，接下來的冬天，我也二十歲了。只有死去的那人才永遠十七歲。

　　她生日那天下了雨。我在新宿買蛋糕，搭電車到她住處。電車很擠又晃得厲害，我來到她的住處時，蛋糕已像羅馬遺跡般崩潰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插了二十根蠟燭、點了火柴、拉窗簾、關電燈，畢竟還有點生日氣氛。她開一瓶葡萄酒，吃了蛋糕，我們簡單用餐。

　　「二十歲了，有點好笑。」她說。餐畢，我們收拾餐具，坐在床上喝剩下的葡萄酒。我喝一杯的速度，她可以喝兩杯。

　　那天她難得說了許多話。小時候的事、學校裡的事、家庭的事，綿密而又異常細膩。她談著A的時候，不知何時又涵括了B。不久從B卻又談到C，不停接下去，沒有終止。我試著打岔，畢竟放棄了。我放唱片，放完之後，又放下一張，全部放過一遍，又回到最初一張。窗外雨下著不停，時間緩慢流轉，只有她一人不停說話。

　　時針指到十一點，我真的開始不安。她已連續四個小時說個不停。回家的最末班車時間也快到了，我不知道該怎辦。讓她盡情說完呢，還是伺機打斷？我有點困惑，她實在說了很多很多話。

　　「太晚了，不好意思，但也該走了，」我說，「我們再連絡吧。」

　　不知有沒有聽到，她停了一下，卻又開始說話。我只好點燃香煙，既然如此，還是讓她說個夠，再來只好看著辦。

　　但是她終於說停了。我一下警覺到停的時候，她已經說完了。話頭像被擰掉一般，飄浮在半空。正確說來，她的話並沒完，而是突然消失了。雖然她想繼續，卻突然什麼都沒有了，好像話在哪裡掉落了。她嘴唇微張，茫然凝視我，她的視線彷佛隔著不透明薄膜，我警覺自己像做錯了什麼事。

　　「我不是存心想打斷，」我小心地，「但時間也遲了，而且……」

　　她眼眶溢出了眼淚，不到一秒便滾下臉頰，掉落在唱片封套上。淚水一決堤，就無法停止，她兩手靠在床上，嘔吐般哭泣。我伸出手，輕觸她的肩。她身體微弱地顫抖，我幾乎直覺地抱緊她，她靠著我，無聲地哭泣，呼出的熱氣和著眼淚濡濕了我的襯衫。她的食指像找尋什麼般，在我的背上彷徨地摸索。我左手支撐她的身體，右手輕撫她的細發。很長的一段時間，保持著同樣的姿勢，等待她停止哭泣。她始終沒有停止哭泣。

　　這晚，我和她上床了。我不知道這樣做對不對，但除了這樣，還能怎樣？

　　真的很久沒有和女孩上床了。而她是第一次和人上床。我試著問，為何沒有和他上床……這問題實在是不妥，她沒有回答。她的手離開我的身體，背對我，眺望窗外的雨。我看著天花板。吸著煙。

　　天亮時，雨已停。她背對我睡著了，或許她一直都醒著，然而對我而言，都是一樣的。如同以往，沉默將她完全包覆。我一動也不動望著她白皙的背，最後放棄，我從床上起來。

　　宛如時間突然停止。地板上散置著昨夜的唱片封套，桌上剩下一半崩潰的蛋糕，書桌上放著辭典和法語動詞表，牆壁上貼著月曆-沒有攝影或繪畫，只有數字的月曆。月曆是空白的，沒有寫字，也沒有標示任何記號。我撿起落到床下的衣服。襯衫的胸口還冷冷濕濕的，湊近臉聞，仍可以嗅到她的頭髮氣味。

　　我在書桌上的紙條本上寫了「希望最近打電話連絡」的字條。走出房間，悄悄關上門。

　　一個禮拜沒有任何電話打來。由於她的住處不幫人接電話，我寫了很長的信。我盡可能照實表達自己的感覺。「……我不知道很多事。雖然努力想弄清楚，卻徒費時間。隨著時間經過，到底自己身處何方也沒搞懂。但我盡可能不讓自己去想太深刻的問題。想得太深刻時，世界變得很不真實。而結局多半只是把周遭的人推向某處，而我一點都不想把別人逼到角落。很想見妳，但是如同前述，到底是對不對，我也不知道……」像這樣內容的信。

　　七月，回信來了。很短的信。

　　……我決定休學一年。暫時是這樣，便我不認為會再回學校了。所謂休學，不過是手續的問題。明天就要搬家了，好象很匆促，其實是很久以來一直想做的事。雖然幾次想找你談談，還是做不到。和人說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發生了很多事，請不要介意。無論發生了什麼，或者沒發生什麼，結局應該都是如此。或許我這麼說會讓你受傷，如果是這樣，很抱歉。我想說的只是，不要為了我而責怪自己，或責怪其它的某人，這些我都應當自己全部承擔的。我曾讓你感到困惑，不過這也是……這也是極限了。

　　聽說京都山中有不錯的療養院，並不是醫院，而是可以讓人自由行動的設施。總之，想先到那裡安靜下來。瑣碎的餘事，容或有機會再寫。這封信寫得不好，雖然我已重寫十遍。這一年，有你相伴，我真的是……真的是說不出的感謝。請務必相信……我無法再說什麼了。你送我的唱片，一直細心聽著。說不定還能，在這不確實的世界裡，我們說不定還有相遇的時候。到那個時候，再談。

　　再見

　　她的信我反復讀了不下上百遍。每一次重讀，總有禁不住的悲傷襲上心頭。一如被她凝視時，所感覺的那種哀愁。我無法把這樣的感覺帶到任何地方，或者把它結束。那是如風一般，毫無輪廓，也無重量可言的感覺，我甚至無法將之保留在自己身上。風景在我眼前緩緩倒退，周遭人們的談話，根本無法到達我的耳際。

　　週末夜裡，我不變地坐在大廳的椅子上，聽任時間流過。沒人打電話給我，我也沒想打電話給任何人。除了在那裡坐著，我不知道還能做什麼。我總是打開電視，假裝看著棒球轉播，凝視自己和電視之間的一層恍惚的空間，我把那空間分成兩部分，把分開的部分再分成兩部分，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這個動作。最後我做成一個可以存放在掌心的，極小的空間。到了十點，我關閉電視回到房間，上床睡覺。

　　月底，室友送我一個即溶咖啡的空瓶。瓶裡放著一隻螢火蟲、一片草葉、和一點點水，瓶蓋穿了幾個流通空氣的洞。很久沒有靠近瞧螢火蟲了，當周圍明亮時，牠看起來只像水邊的小黑蟲罷了，但仔細瞧，確實是一隻螢火蟲。每當螢火蟲嘗試攀上光滑的坡璃瓶壁，就不斷跌下來。

　　「在院子抓的，大概是從附近大飯店的庭園不小心飛到我們這裡。」他一邊將衣服和筆記本塞進背袋一邊說著。暑假已放了好幾周，留在宿舍裡的大概只有我們兩個。我不想回家，他則是有實習科目，不過實習一完，他也要回家了。

　　「送給女孩子不錯，一定會恨高興。」他說。

　　「謝了。」我說。

　　黃昏的宿舍悄然無聲，國旗從旗杆降下。餐廳開了燈，因為學生人數減少，餐廳只開半邊的燈。關掉右半邊，只開左半邊，空氣裡傳來晚餐的氣味，奶油湯的味道。

　　我拿著裝螢火蟲的空瓶，來到屋頂。屋頂沒有人影，曬衣繩掛著一件忘了收的白襯衫，像蛇的蛻皮般在晚風中飄搖著。我走到角落生繡的鐵梯，爬上蓄水塔。圓形的蓄水塔，白天裡吸飽了太陽的熱量，現在還溫溫的。我靠著狹小的欄杆坐下，眺望天際，缺了一角的明月浮現眼前，右手邊是新宿的街道，左手邊是池袋街道。汽車行列的頭燈，宛如鮮亮的河流巡行一條又一條街道。城市的聲音柔和地混合，雲朵般飄浮在街道的上空。

　　瓶底的螢火蟲發出微光。但那光芒太過微弱，顏色十分淺淡。記憶裡，螢火蟲光芒似乎應更加明亮，在夏夜的黯異中晶亮地飛舞才對。

　　也許螢火蟲已奄奄一息吧。我抓著瓶口稍稍搖晃，螢火蟲被瓶壁碰撞幾下之後飛了起來。然而光芒還是一樣微弱。也許只是我記憶的緣故，只是我自己一廂情願，而螢火蟲實際上並沒有那麼光亮也許在我記憶裡，四周應更加黑暗才是。究竟，最後一次看到螢火蟲是在何時？在我記憶裡，只有暗夜裡的水聲。磚瓦築成的水閘。以輪子旋轉開閉的那種水閘。岸邊濃密的牧草覆蓋了河流，周遭十分黑暗，在水閘的水溜處，有上百隻的螢火蟲飛舞。點點彙聚的黃色光芒，宛如燃燒的火藥般映照水面。到底是何時的事？還有，在哪裡？想不起來。眼前、過去，時間前後混亂。我閉上眼，深呼吸，整理自己思緒。我初次在日落以後攀上這座水塔。風的聲音清晰可聞，輕吹的風，卻在我的身上留下強烈的痕跡。我緊閉雙眼，一如記憶裡的當時，溶入夏夜的黑暗之中。時間緩緩經過，夜色終於包覆了大地。都市之光再怎麼強調其存在，夜色仍將全部帶走。我打開瓶蓋，放在蓄水塔邊緣，等待螢火蟲逸出。螢火蟲彷佛沒有把握置身何處，踉踉蹌蹌在瓶身繞一圈，稍停在牆上剝落的油漆上。一下往右摸索前進，一下往左轉，像要確定什麼似的，螢火蟲花了好長的時間爬上釘帽，靜靜蹲踞著，彷佛停止氣息般，動也不動。我靠著欄杆坐著，靜靜凝視著螢火蟲。很長的時間，我們靜止不動。只有風在我倆之間，河流般地穿梭而過。櫸木葉子在黑暗裡互相摩挲。

　　我一直等待。

　　過了許久，螢火蟲起飛，忽然想到什麼似的開始展翅。像找回失去的時間一般，在蓄水塔邊緣描出一道弧形，稍事停留在風微弱處，一瞬間，穿過欄杆，漂浮於夜色的闇黑，朝東飛去。螢火蟲飛走之後，那光線的軌跡在我的心中長期留存。閉上眼睛，厚密的黑暗之中，微微的光芒宛如無處可去的遊魂，徘徊不已。黑暗中，我幾度嘗試伸出手指，卻什麼也接觸不到。一絲微弱的光芒，永遠停在指尖的稍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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