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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喜劇》前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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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作品的創作,已經著手快十三年了;現在給它加上《人間喜劇》的題名,自然應當趁此機會剖明它的思想,追溯它的來由,概述它的綱目。在談論的過程中還應當努力表現得超然物外。讀者或許以為這很難做到,其實並不儘然。在創作上略有所獲容易令人自命不凡;而辛勤勞作則會促使人們虛懷若谷。這個觀點反映了當年高乃依、莫裡哀等偉大作家看待自己作品的態度。在精妙的構思方面我們是不可能與他們同日而語的,但這樣的情懷我們卻應當努力效法。 寫一套《人間喜劇》的最早念頭,于我原像是一場好夢,又像是一再憧憬過、卻又無法實現的一種設想,只好任它煙消雲散;更象一位笑容可掬但卻虛無縹緲的仙女,一展她那處子的嬌容,就振翅撲回了神奇的天國。不過這場幻夢也象許多別的幻夢一樣,正在演變成為現實。它頤指氣使,令到必行,人們對它只好遵奉惟謹。 這個念頭來自人類和動物界之間進行的一番比較。 近來,居維埃①同若夫華·聖伊萊爾②展開了一場大辯論;要是以為這辯論的依據是科學上的一種新發明,那就大錯特錯了。上兩個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們,早已用不同的措辭涉及了「統一圖案」說。斯威登堡③、聖馬丁④等神秘派作家也探索過科學同無限宇宙的關係;重溫他們那些不平凡的作品,以及自然史方面最優秀的人才如萊布尼茨⑤、布豐⑥、夏爾·博內⑦等的論著,人們就可以從萊布尼茨的單子、布豐的有機分子、尼德漢姆⑧的營養力說以及博內的孕藏學說⑨裡發現(我強調是發現):「適應環境以求生存」這條絕妙規律的初步概念已經形成;「統一圖案」說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早在一七六〇年,夏爾·博內就很有膽識地寫道:「動物的生長與植物類似。」世上只有一種動物。造物主只採用了唯一的一種模式來創造一切有機生物。動物是一種本原,只為適應它所處的生長環境而採取自己的外在形式,或更確切地說,各自不同的外在形式。動物學的種類就從這千差萬別中產生。宣佈並堅持這個體系(它同筆者關於神權的思想也是一致的),那將是若夫華·聖伊萊爾萬古長青的榮譽;他在高等科學的這一命題上擊敗了居維埃,贏得了偉大的歌德在其一生最後的篇章中所歌頌的輝煌勝利。 ①居維埃(1769—1832),法國生物學家,自然史教授,比較解剖學的創立者,著有《地球表面的生物進化》、《比較解剖學教程》、《動物學要論》。 ②若夫華·聖伊萊爾(1772—1844),法國博物學家,於一八三〇年同居維埃公開論戰;他堅持動物的有機構成只有一種基本形態,即一種「統一圖案」,而居維埃則認為此種「圖案」多至四種。 ③斯威登堡(1688—1772),瑞典「通靈論」者,當時在歐、美有許多信徒。 ④聖馬丁(1743—1803),法國作家,哲學家,「神秘論」者。 ⑤萊布尼茨(1646—1716),德國自然科學家,唯心主義哲學家,同牛頓並稱為微積分的創始人,數理邏輯的前驅。早年曾同情機械唯物主義,後建立自己的客觀唯心主義的「單子論」和「神正論」。「單子論」認為構成一切存在的基礎是不可分的、不占地位的、能自由運動的獨立精神實體,即「單子」。 ⑥布豐(1707—1788),法國博物學家,作家,進化論思想的先驅,著有《自然史》三十六卷,曾在《風格論》中提出「風格即人」的著名論斷。 ⑦夏爾·博內(1720—1793),瑞士博物學家,著有《關於有機體的見解》。 ⑧尼德漢姆(1713—1781),英國神甫兼物理學家,著有《電氣原理》及《關於自然和宗教的物理及形而上學的研究》,後者曾引起同伏爾泰的論戰。 ⑨博內認為動物器官配合極為協調,故其胚胎在母體中已是完整的;同一母體的眾多後代,其胚胎亦早已「孕藏」於母體。此說曾獲得居維埃的贊同,但為後來的胚胎學所推翻。 遠在隨後發生的種種爭論之前,筆者就早已心悅誠服地接受了這個體系,發現就這方面來說,社會同自然界是相似的。社會不也是根據人類進行活動的不同環境,將人類劃分成各種各樣的人,就象動物學把動物劃分成許許多多類別一樣麼?士兵、工人、官員、律師、遊民、學者、政治家、商人、水手、詩人、窮漢、神甫彼此大不相同,一如狼、獅、驢、烏鴉、鯊魚、海豹、綿羊等等各異其趣,雖說前者相互間的區分更難掌握。如同動物有種類的劃分,社會過去存在著、將來還永遠會存在千殊萬類。既然布豐竭力通過一部書來表現動物界的全貌,並為此寫成了極為出色的作品,那麼不是也應當給社會完成一部類似的著作嗎?不過,大自然為動物的不同種類劃分了界線,社會卻不應當拘泥於這樣的劃分。當布豐描寫雄獅的時候,他用簡短的幾句話就將母獅一筆帶過。可是在社會中,女人並不總是男人的雌屬。一戶人家的兩口子,或許會很不一樣。商販的妻子,或有不亞于王后的風韻,而王妃的品貌,也常常遠遜于藝術家的愛侶。社會情境有一些巧合,是自然界所不會有的;因為社會情境是自然界加社會。僅就兩性來說,描繪社會類屬所費的工夫,至少相當於描繪動物的兩倍。總之,動物之間相處,很少有慘劇發生,其中也不至於有什麼錯綜複雜的情節,它們你追我逐,如此而已。人與人之間也互相角逐,但他們多少有一些智謀,這就使鬥爭格外複雜起來。雖說某些學者不承認生活的洪流將獸性轉移到了人性當中,可是雜貨商確實當上了法蘭西貴族院議員,貴族有時卻淪落到社會的底層。還有,布豐筆下的各種動物,生活都是極其簡單的。動物沒有什麼動產,它們跟藝術、科學毫無緣分;但人類卻由於一種有待探索的法則,傾向於借一切符合自身需要的事物,來表現自己的習俗、思想和生活。列文虎克①、斯瓦梅丹②、斯巴朗紮尼③、雷奧姆爾④、夏爾·博內、繆勒⑤、哈勒⑥等動物志學者,他們雖然已經不厭其詳地證明:各種動物的習性都是饒有興味的,但就每種動物的習慣來說,那就不免總是雷同近似,至少在我們看來是這樣。但王公、銀行家、藝術家、市民、神甫和窮漢的積習、衣著、言談、住所,其相互間的差異卻很大,並且隨著文明的發展而加劇。 ①列文虎克(1632—1723),荷蘭解剖學家,顯微鏡的發明者之一。 ②斯瓦梅丹(1637—1680),荷蘭博物學家。 ③斯巴朗紮尼(1729—1799),意大利生物學家,因發現血球的繁殖及功能而聞名。 ④雷奧姆爾(1683—1757),法國物理學家,曾發明溫度計,並創立金相學。 ⑤繆勒(1730—1784),丹麥博物學家,現代生理學創始人之一。 ⑥哈勒(1708—1777),瑞士植物學家,生物學家,在生殖問題上有重大發現,寫過《人體生理要素》等二百餘種學術著作。 因此,這套有待完成的作品應當表現三種形態:男人、女人和事物,也就是寫人,寫其思想的物質表現;總之,是要寫人與生活。 讀一讀所謂歷史,也就是讀讀那一大堆枯燥討厭的史實羅列,誰能不發現:古往今來(埃及、波斯、希臘、羅馬,概莫能外)的作家,統統忘記了將風俗史傳諸後世!佩特羅尼烏斯①寫羅馬人私生活的段落,與其說令我們的好奇心感到饜足,倒不如說是把它刺激得更加興奮。巴特萊米神甫觀察到史學界的這一大片空白,於是傾注了畢生的精力,通過《小亞納卡爾西斯漫遊希臘記》②來再現希臘的風土人情。 然而一台角色多達三、四千人的社會戲劇,怎樣才能使它興味盎然呢?怎樣才能既令詩人與賢哲感到愉悅,而同時又博得廣大群眾的青睞呢?要知道群眾所要求的,是詩意和融化成生動形象的哲理。筆者雖然體會到這部人類心靈史的重要性及其所蘊含的詩情畫意,卻感到不知怎樣去寫才好。因為到現在為止,極負盛名的小說家,也不過是用他們的才藝去塑造一、兩個典型人物,描寫生活的一個側面。我懷著這樣的思緒,研讀了瓦爾特·司各特③的許多作品。這位當代的發現者兼現代行吟詩人,他將浩瀚宏大的氣勢灌注給了一種文體,而這種文體卻被冤枉地叫做「二流貨色」。達夫尼和赫洛亞、羅蘭、亞瑪迪、巴汝奇、堂吉訶德、曼儂·萊斯戈、克拉麗莎、洛弗拉斯、魯濱孫·克羅索、吉爾·布拉斯、莪相、朱麗·德·埃棠芝、托比大叔、維特、勒內、柯麗娜、阿道爾夫、保爾和維吉妮、珍妮·迪恩斯、克拉弗豪士、艾凡赫、曼弗雷德、迷娘①,塑造這樣一些形象,來同社會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媲美,較之羅列各民族彼此近似的史實,研究業已廢除的法律的要旨,編造愚弄百姓的怪論,或如某些玄學家那樣給各種事物下定義,這件事豈不是要困難得多嗎?首先,幾乎所有上述人物的存在,都要以構成當代的偉大形象為前提,他們的生命也就比從中產生了他們的那幾代人更經久不衰,更真實可靠。他們孕育在時代的胎腹中;在他們的軀體裡悸動著整個人類的心靈,蘊蓄著整套的哲理。這樣,瓦爾特·司各特就將小說提高到了歷史哲學的水平。這種作品世世代代在藝文之邦詩的桂冠上,一枚又一枚地增添著永放光華的鑽石。他給小說注入了古樸之風;他使戲劇情節、對話、肖像、風景和描寫渾然熔於一爐;他兼收並蓄了神奇與真實這史詩的兩大要素;他讓高雅的詩意與粗俗的俚語輝映成趣。但是,他沒有構想出一套體系,而多半是靠著火熱的工作或工作的必然發展,從中找到了自己的蹊徑。他沒有想到要將他的全部作品聯繫起來,構成一部包羅萬象的歷史,其中每一章都是一篇小說,每篇小說都標誌著一個時代。這點不足當然無損於這位蘇格蘭人的偉大;而我在察覺到這個銜接不緊的缺陷時,同時也就發現了有助於編撰我的作品的體系,以及實施這套體系的可能性。瓦爾特·司各特始終保持自己的風格,而又總能做到匠心獨運。可以說,對他驚人的多產我早已佩服得五體投地;但我也並不自暴自棄,因為我發現,他那才華的源泉,正在於人性的千變萬化。 ①佩特羅尼烏斯(?—66),拉丁文作家兼詩人,在暴君尼祿的宮廷中生活,他的半散文、半韻文的諷刺作品《薩蒂利孔》,以寫實手法描繪了古羅馬人的社會風習。 ②巴特萊米神甫(1716—1795),法國學者,法蘭西學院院士,一七八八年作《小亞納卡爾西斯漫遊希臘記》,描寫了公元前四世紀希臘的社會生活和私人生活風貌。 ③瓦爾特·司各特(1771—1832),英國詩人,歷史小說家,生於蘇格蘭貴族家庭。著有長詩《瑪米恩》和小說《羅伯·羅伊》、《艾凡赫》、《皇家獵宮》、《昆廷·杜沃德》等,對包括法國在內的歐洲小說創作的發展很有影響。 ①達夫尼和赫洛亞,四世紀希臘作家朗古斯田園小說中的人物。羅蘭,法國中世紀長篇敘事詩《羅蘭之歌》的主角。亞瑪迪,十六世紀西班牙騎士小說的主人公,是忠實謙卑的情人的形象。巴汝奇,法國作家拉伯雷名著《巨人傳》中的人物,是巨人國王龐大固埃的夥伴。曼儂·萊斯戈,十八世紀法國作家普雷沃神甫同名小說的女主人公。克拉麗莎、洛弗拉斯,英國小說家理查遜的作品《克拉麗莎·哈洛》中的人物。吉爾·布拉斯,十八世紀法國作家勒薩日同名小說的主人公。莪相,三世紀蘇格蘭傳說中的行吟詩人;十八世紀時,蘇格蘭作家麥克菲森曾假託其名發表情調憂鬱的詩集。朱麗·德·埃棠芝,盧梭的書信體小說《新愛洛伊絲》的主人公。托比大叔,英國作家斯特恩的幽默作品《項狄傳》的主人公。勒內,十九世紀法國作家夏多布裡昂同名小說的主人公。柯麗娜,法國作家斯塔爾夫人同名小說的主人公。阿道爾夫,十九世紀法國作家貢斯當的同名小說的主人公。保爾和維吉妮,法國作家貝爾納丹·聖皮埃爾的同名小說的男女主人公。珍妮·迪恩斯,司各特小說《中洛辛郡的心臟》裡的人物。克拉弗豪士,蘇格蘭將領,司各特《修墓老人》的主要人物。曼弗雷德,拜倫同名長詩的主人公。迷娘,歌德小說《威廉·邁斯特》中天真活潑的少女的形象。以上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在西方都是膾炙人口,也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的。 偶然是世上最偉大的小說家:如果想取得豐碩的成果,就必須將它仔細研究。法國社會將成為歷史家,我只應該充當它的秘書。編制惡習與美德的清單,搜集激情的主要表現,刻畫性格,選取社會上的重要事件,就若干同質的性格特徵博采約取,從中糅合出一些典型;做到了這些,筆者或許就能夠寫出一部許多歷史家所忽略了的那種歷史,也就是風俗史。我將不厭其煩,不畏其難,來努力完成這套關於十九世紀法國的著作;我們大家都為迄今沒有這類作品而深感遺憾,羅馬、雅典、推羅①、孟菲斯②、波斯、印度等,可惜都沒有這類記載各自的文明的著作傳諸後世;勇敢、耐心的蒙泰伊③雖然曾經仿效巴特萊米神甫,以中世紀的習俗為題而毅然試筆,只是他的文體不那麼富於吸引力。 ①推羅,古腓尼基奴隸制城邦,良港和工商業中心,即今黎巴嫩的蘇爾,約建於公元前兩千年。 ②孟菲斯,古埃及城市,在尼羅河三角洲南端,相傳建於公元前二千年。 ③蒙泰伊(1769—1850),法國歷史學家,著有《近五百年各種等級法國人的歷史》,共十卷,詳述法國風土人情,資料豐富,但文筆平直。 這件工作還不算什麼。一位作家只要刻意從事這類謹嚴的再現,就可以成為繪製人類典型的一名畫師,或多或少忠實的、成功的、耐心的或大膽的畫師;成為私生活戲劇場面的敘事人,社會動產的考證家,各種行話的搜集家,以及善行劣跡的記錄員。但是,如果想要得到一切藝術家所渴求的激賞,不是還應當研究一下產生這類社會效果的多種原因或一種原因,把握住眾多的人物、激情和事件的內在意義麼?此外,在努力尋找(且不提「找到」)這種原因、這種社會動力之後,不是還應當思索一下自然法則,推敲一下各類社會對永恆的準則、對真和美有哪些背離,又有哪些接近的地方?這些前提牽涉範圍很廣,足以單獨寫成專著;雖然如此,作品為達到完整起見,還是應當有一個結論。這樣描繪出來的社會,自身就應當包含著它運動的原因。 作家的信條,作家之所以成為作家,之所以不亞於、甚至還優勝於(恕我不揣冒昧地指出)政治家,就在於他對人間百事的某種決斷,對某些原則的忠貞不貳。馬基雅弗利①、霍布斯②、博敘埃③、萊布尼茨、康德、孟德斯鳩便代表了政治家們加以運用的學說。波納爾④指出:「作家在道德上、政治上應有定見,他應該充當誨人不倦的教師;而人們是不需要向老師學習懷疑的。」我早已將這段名言奉為圭臬,它是保王派和民主派作家共同的金科玉律。所以,有人想使我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無非是因為他誤會了我的某句含譏帶諷的話,或者顛三倒四地拿我筆底人物的談吐,來對我展開回擊,而這本來是誹謗者特有的伎倆。至於這套作品的內蘊、它的靈魂,則有以下幾項原則作為根據。 ①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歷史學家,主張只要達到目的,便可不擇手段,即所謂「馬基雅弗利主義」。 ②霍布斯(1588—1679),英國唯物主義哲學家,著有《論物體》、《論人》、《論社會》。 ③博敘埃(1627—1704),法國作家,著名的宣道家,曾任主教和太子的太傅。 ④波納爾(1754—1840),法國保王派政論家,頑固維護君主制和天主教。 人類既不善,也不惡。同它與生俱來的,既有某些本能,又有若干才能。盧梭斷言社會使它墮落;其實不然,社會正在使人類變得更好、更完善。不過,利欲也在助長人類的不良傾向。我在《鄉村醫生》裡說過: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是遏制人類墮落傾向的一套完整制度,所以也是維護社會秩序最重要的因素。 仔細觀看一下社會的圖畫(可以說,那是按照社會全部善惡的原貌如實複製的一幅社會圖畫),就可以得出這樣的教訓:即思想,或者說激情(它是思想和感情的匯合),固然是構成社會的因素,卻也是摧毀社會的因素。在這方面,社會的生命與人的生命相似。只有減緩各民族的生命活動,他們才能獲得健康長壽。因此,由宗教團體來訓誨,或更正確地說,來施行教育,是各民族維持生存的要旨,也是任何社會減少惡行、增加善舉的唯一辦法。思想是善惡之本,只有宗教才能培植、駕馭、指導思想。唯一可能的宗教是基督教(見《路易·朗貝爾》,其中提及一封從巴黎寄發的函件。那位青年神秘派哲學家在信裡談及斯威登堡的學說,闡述為什麼自創世之日起,就只存在過一種宗教)。基督教造就了現代各民族,並將保護它們繼續生存。或許正因為如此,君主制的原則才成為必要。天主教和王權是一對孿生的原則。至於國家體制應當怎樣來限制這兩項原則,以避免它們朝絕對化的方向發展,想必大家都能理解,象本文這樣理應寫得簡明扼要的小序,不宜變成一篇政治性的專論。因此,我不應當捲入當前的宗教論爭和政治論爭。我是在兩種永恆的真理,即宗教與王權的照耀之下從事寫作的;當今發生的種種事件,都表明了這兩者的必要性,一切有理性的作家,都應當努力把法國引導到這兩者所體現的必然方向。我並不反對選舉,它是用來建立法律的極好原則;但是我不能接受被奉為唯一社會手段的那種選舉,尤其是象今天這種組織得亂七八糟的選舉。它不能代表一些很有勢力的少數派,而君主政府卻一定會顧及這些派別的思想與利益。假如事事都靠選舉,那就會產生一個由烏合之眾掌權的政府,也就是那種絕無僅有的、毫不負責的政府,它的專制暴政將會變得無邊無際,因為這種暴政是打著法律的招牌。所以我認為家庭,而不是個人,才真正是社會的要素。就這一點來說,我寧願冒著被看作反潮流分子的風險,站在博敘埃和波納爾一邊,而決不附和現代革新家們。由於選舉已變成唯一的社會手段,所以我自己雖也一度借重它,①卻不應當由此推論,說我的思想與行動之間有什麼矛盾。某工程師宣佈一座橋樑行將崩塌,誰走過都會發生危險;但是,假如那是進城的唯一通道,那麼宣佈者本人也會照走不誤。拿破崙使選舉適應法國的天性,做得十分出色。他那立法團②中的微不足道之輩,到了王政復辟時期的議會,卻都變成了名重一時的雄辯家。如果以個人對個人來較量,那麼任何議會都比立法團遠為遜色。所以帝政時代的選舉制度無疑是最好的制度。 ①巴爾札克曾試圖參加議會競選,一八三一年他要求在伏傑爾區充當候選人,並發表一篇《關於兩個部的政策的調查報告》,作為競選中的一項活動。 ②法國歷史上第一個「立法團」成立於一八〇〇年(共和八年)拿破崙任執政時。它大致相當於下議院,由三百人組成,有權通過或否決法案,但無權討論。議員任期五年,每年改選五分之一。這個「立法團」於一八一四年取消。後來在一八五二年出現過一個同名機構。拿破崙的「立法團」又被稱為「啞人議會」,歷史上對它的評價不一。 某些人或許會覺得,以上聲明未免有點自命不凡。一名小說作者竟然妄想充當歷史學家,於是有人對他滋擾尋釁,質問他這一套方案到底有什麼道理。「這是在盡一種義務,」就是我的全部回答。筆者已經著手的作品,篇幅相當於一部歷史;我應當解說它那還隱蔽著的道理,闡明它的原則與教訓。 有幾篇序言,當時發表是為了回答那些大都出於偶然的批評,現在只好捨棄了。不過我還要保留那些序言中的一點看法。 抱有既定目標的作家,即使僅僅為了恢復那些永恆的、歷史上早已有之的原則,也不得不自己來掃清道路。不過在思想方面,誰要是敢投以磚石,指出弊病,展示惡行以便將它消除,那麼他就一定會被目為不道德。「不道德」的非難,勇敢的作家素來無法倖免,而且這也是人們對一個無懈可擊的詩人所能提出的唯一指責。假如你筆下的畫卷惟妙惟肖,假如你晝以繼夜地辛勤勞作,終於能得心應手地運用世上最難駕馭的文字,那麼迎面送來的,便是「不道德」的雅號。蘇格拉底不道德,耶穌基督不道德;對他們的迫害是以維護社會(也就是他們要推翻或改革的那個社會)為名。要扼殺某某,就給他加上「不道德」的罪名。這套黨爭的慣技,實在是一切使用者的恥辱。路德①和加爾文②善於用犧牲物質利益的辦法保護自己,才得以享盡天年! ①馬丁·路德(1483—1546),十六世紀德國宗教改革家,基督教路德派創始人。 ②加爾文(1509—1564),十六世紀歐洲宗教改革家,基督教加爾文派創始人,著有《基督教原理》。 既然是描摹整個社會,是從大動盪中來捕捉社會,那麼就會出現、也必然會出現在某一篇作品中惡多善寡的情形,就會在畫卷的某個局部裡冒出一幫有罪的人:於是批評界便驚呼「不道德」,而對其他部分的道德寓意絕口不提;殊不知這後一部分的用意,正是為了構成一種完整的對照。批評界不諳作者的通盤設計,我可以表示諒解,何況我們也不能阻止批評的開展,正如不能阻礙視覺、語言和判斷的運用。其次,對我來說,持論平正的時刻尚未來到。而且,假如作家沒有決心承受批評的火力,就決不應當提筆;猶如行商旅客,若一味指靠天高雲淡,那就萬萬不可踏上行程。說到這裡,我還要指出:最嚴肅的倫理學家也不免懷疑,社會哪裡能產生數量恰恰相等的善行與劣跡!在我所描繪的社會圖景中,潛修德行的人物仍多於應受責罰的歹徒。其中的不當行為、錯誤和罪惡,從小小的失檢到滔天大愆,總還是受到天討人伐、明懲暗誅的。同歷史學家相比,我在這方面做得還略勝一籌,因為我更自由。在我們人世間,除了思想家的口誅筆伐之外,克倫威爾①並未受到任何別的制裁,各黨派之間對此還爭論不休,連博敘埃對這個弑君元兇也相當寬大。篡位者奧蘭治的威廉②,以及另一個篡位者於格·卡佩③,都是壽終正寢的,他們內心的疑懼,也並沒有超過亨利四世④或查理一世⑤。 ①克倫威爾(1599—1658),十七世紀英國革命中資產階級-新貴族集團的代表人物。一六四九年,他下令處死國王查理一世;一六五三年自任「護國主」。 ②威廉(1650—1702),全稱「奧蘭治的親王、拿騷的威廉三世」,荷蘭總督,推翻英王傑克二世後,於一六八九年自立為英王。 ③於格·卡佩(約941—996),法國國王,卡佩王朝建立者。 ④享利四世(1553—1610),法國國王,波旁王朝的建立者,後被暗殺。 ⑤查理一世(1600—1649),英國專制暴君,對抗國會,壓迫清教徒,一六四二年發動內戰,失敗後被克倫威爾處死。 相對地講,以個人品德論,葉卡捷琳娜二世①的生平和路易十六②的生平會使人們鄙薄任何類型的道德。就象拿破崙說過的那樣,對於帝王、政治家來說,有大德與小德之分。「政治生活場景」恰是建立在這一精闢見解的基礎上。歷史與小說不同,它的信條並不在於走向理想的美。歷史是或者應該是當時的實錄;而「小說則應該是那個更為美好的世界」,這是上個世紀最傑出的思想家之一內克夫人③的名言。但在這個莊嚴的謊言中,小說如果在細節上不真實,那它就沒有任何價值。瓦爾特·司各特不得不遷就一個就其本質來說是偽善的國度的思想;他在描寫女人時,在人性方面是失真的,因為他所描摹的垘本是教會分裂分子④。信奉新教的婦女沒有理想,她可能端莊貞潔、溫良單純、品高德懿,但她那含而不露的愛情總是平靜的、規規矩矩的,好象是在完成一項職責。聖母馬利亞似乎使假道學們大為寒心,他們將她和她那些體現慈悲的聖物一起逐出了天國。 ①葉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俄國女皇,一七六二年參與宮廷政變,廢其夫而自立為皇。 ②路易十六(1754—1793),法國國王,一七八九年被推翻,一七九三年被處死,其宮廷以窮奢極侈聞名。 ③內克夫人(1739—1794),法國名作家斯塔爾夫人之母,所主持的沙龍為各界要人聚會之地。 ④指新教徒。 在新教中,女子一旦失節就不復有任何出路。而在天主教裡,由於有希望得到寬恕,倒會使她變得崇高聖潔起來。所以在新教作家的心目中,女人只有唯一的一種;而天主教作家隨著時變境遷,總能發現新的女性。假如瓦爾特·司各特當年信奉天主教,假如他把如實描繪蘇格蘭歷史上的各種社會當作自己的任務,這位塑造了艾菲和愛麗絲①(他本人在晚年卻懊悔寫下了這兩個人物)的畫師,或許也會容納情欲,包括它帶來的過失及懲罰,也包括懺悔啟迪下所產生的淑德懿行。情欲就是全人類。沒有情欲,宗教、歷史、小說、藝術也就沒有什麼用處了。 看見我搜羅了這麼多的事例,如實地加以描繪,又見我把情欲當做要素,某些人就荒唐地想像我必定隸屬於感官派或實利派,反正是隸屬於泛神論的這兩個旁支之一。但他們也許會,或想必是弄錯了。關於人類社會,我不同意籠統地說它一直在進步;我相信人類在自我改善之中得以前進。所以,要想從我身上看出把人類當成盡善盡美的造物的意圖,簡直是太荒乎其唐了。《塞拉菲塔》②這本書是基督教佛陀的行動學說。我覺得,對於上述這一相當輕率的責難,它就是一份圓滿的答覆。 ①艾菲是司各特的小說《中洛辛郡的心臟》的女主人公之一。愛麗絲是司各特的長詩《湖上夫人》中的人物,詩中敘述一個騎士被矮人國國王變成了侏儒,又被愛麗絲變回為騎士。在詩的結尾,女主人公發現,這位騎士原來就是她失散了的兄弟。 ②《塞拉菲塔》(1835),《人間喜劇》「哲學研究」部分的一篇小說,較集中地反映了斯威登堡的「通靈論」對巴爾札克的影響。 在這套長篇小說的一些片段中,我力圖傳播某些驚人的事實,可以說,這是在人身上轉化成一種無法估量的威力的電的奇跡;大腦和神經的種種現象證明存在著一個新的精神世界,可是這些現象從哪方面擾亂了人類與上帝之間既定的、必要的關係呢?天主教的教義又從何發生動搖呢?如果有一天, 根據可靠的事實,將思想列為一種流質,這種流質完全要靠它所產生的效果才能顯現;而它的實體卻是人類的感官——雖然是已用許多機械的方法加以擴大了的感官——所覺察不到的,那麼,這件事也就同哥倫布發現地球是圓形、伽利略證明地球在轉動一樣確鑿了。我們的前途也會是這樣的。動物磁性說①(我自一八二〇年以來即熟知它的種種奇跡)、拉瓦特②的後繼者加爾③所進行的出色研究,以及五十年來象光學家琢磨光一樣深入鑽研思想(光與思想幾乎是完全類似的東西)的一切人士,都得出了一致的結論:即既贊同信奉使徒聖約翰的那些神秘論者,也肯定了建立起精神世界的一切偉大的思想家;而人與上帝的關係,就是在精神世界裡表現出來的。 ①動物磁性說,指一個人對另一人做某些特定的動作,便會影響對方的行動,如令其入睡等,故也有譯為「催眠術」的。 ②拉瓦特(1741—1801),瑞士哲學家,神學家兼詩人,「面相術」的發明者。 ③加爾(1758—1828),德國醫生,「骨相學」的創始人,著作很多。 一旦把握住了這套作品的意義,人們就一定會承認:我對每日可見的、或明或暗的事實,對個人生活的行為,對這類行為的原因和準則,都是十分重視的,甚至不亞於歷史家們迄今對各民族公共生活事件的重視。在安德爾省的一片幽谷中,德·莫爾索夫人同熱烈的戀情展開了不見經傳的酣戰,這場酣戰或許同赫然載入史冊的戰役一樣偉大(《幽谷百合》)。後一類戰役關係著沙場將帥的榮辱;前一種酣戰涉及能否踏入天國之門。做神甫和花粉商的皮羅托兄弟的不幸,在我的心目中就是全人類的不幸。福瑟絲(《鄉村醫生》)和格拉斯蘭太太(《鄉村教士》)可以說代表著一切女性。所以我們每天都在受苦受難。理查遜只做了一次的事情①,我得去做一百次。洛弗拉斯具有一千種形態,因為社會的腐敗蔓延到哪個階層,就會染上那個階層的色彩。與此相反,克拉麗莎這滿腔熱誠的德行的化身,其純潔的面貌卻令人歎為觀止。要想畫出多種多樣的聖母像,就得有拉斐爾②的本領。在這方面,文學或許不如繪畫。因此,請允許我聲明:在這套作品已發表的篇章中,(就品德來說)無可指責的人物比比皆是,如比哀蘭特·洛蘭、於絮爾·彌羅埃、康斯坦斯·皮羅托、福瑟絲、歐也妮·葛朗台、瑪格麗特·克拉埃、波利娜·維爾諾阿、于勒太太、尚特裡夫人、夏娃·沙爾東、德·埃斯格裡尼翁小姐、菲爾米亞尼夫人、阿伽特·魯傑、勒內·德·莫孔伯。此外,還有許多次要人物,雖然沒有前面這些人物那麼突出,卻可以讓讀者看到家庭道德的實踐。約瑟夫·勒巴、熱奈斯塔、貝納西、博內教士、米諾雷醫生、皮勒羅、大衛·賽夏、皮羅托兄弟、夏勃隆教士、包比諾法官、布爾雅、索維亞一家、塔士隆一家,還有許多其他人物,不是解決了文學創作上的一大難題,即怎樣把品行端正的人寫得饒有興味嗎? ①指理查遜(1689—1761)的小說《克拉麗莎·哈洛》,其中敘述一位純潔的少女克拉麗莎如何被偽君子洛弗拉斯誘騙的故事,本書當時曾獲狄德羅、盧梭、萊辛等人的好評。 ②拉斐爾(1483—1520),意大利畫家,雕刻家兼建築家。 刻畫一個時代的兩三千名出色人物的形象,這決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工作。因為說到底,這就是一代人所湧現的典型,也是《人間喜劇》典型人物的總和。這樣一批形象、性格,這麼多的生命,就要求有一些畫框,或者叫做畫廊吧(請原諒我不講究措辭)。因此,象大家已經知道的那樣,我的這套作品就很自然地劃分為「私人生活場景」,「外省生活場景」、「巴黎生活場景」、「政治生活場景」、「軍事生活場景」和「鄉村生活場景」。構成社會通史的全部「風俗研究」便可歸類納入這六個部分之中。若是讓我們的祖先來命名,就會把它叫做《社會豐功偉績的總匯》。這六個部分又同某些一般性的概念相呼應。每個部分都有它自己的旨趣與含義,總結著人類生活的一個時代。費利克斯·達文①,這位以其早逝而使文壇蒙受損失的年輕俊才,在採訪了我的寫作計劃之後,曾有所報道,現在扼要地轉述如下。「私人生活場景」表現了童年、少年及其過失;而「外省生活場景」卻表現充滿激情、盤算、利欲及野心的歲月。其後,「巴黎生活場景」展現出癖好、惡習和各種放縱無度的現象,各國大都會獨特的風俗誘發了這一切,至善與極惡便是在那裡交織在一起。這三個部分各有地方色彩:巴黎與外省,這種社會的反襯對比提供著無比豐富的創作源泉。不僅人物,而且生活裡的主要事件也都有典型的表現。有一些情境人人都經歷過,有一些發展階段十分典型,正好體現了我全力追求的那種準確性。我竭力反映我們美麗國土的四方八域。我這套作品有它的地理,也有它的譜系與家族、地點與道具、人物與事實;還有它的爵微、貴族與市民、工匠與農戶、政界人物與花花公子,還有它的千軍萬馬,總之,是一個完整的社會! ①費利克斯·達文(1807—1836),巴爾札克的朋友,曾在他授意下撰文敘述巴爾札克創作思想的形成與發展,主要見於為「哲理研究」和「風俗研究」寫的兩篇長序。 這三部分完成了對社會生活的描述之後,就要表現特殊的生活,它凝結著一些人或所有人的利益,可以說是逾越正常法度的:這樣就產生了「政治生活場景」。及至這幅廣闊的社會畫卷竣工之時,不是還應當表現一下社會最暴烈的面貌麼?為了防守或者征討的需要,這時的社會正在野外奔波馳騁。「軍事生活場景」就是由此而來的,那卻也是我的作品中迄今最不完整的部分。不過,在這一版出書的時候,我特意為它留下了空白,以便在完稿時將它收入。最後,「鄉村生活場景」可以說是這漫長白晝的晚景,如果也可以這樣來稱呼社會戲劇的話。 這一部分中有最明淨純粹的人物性格,也有關於秩序、政治、道德的重大原則的實際運用。這就是形象雲集,悲、喜劇同台串演的地基,作品的第二部分「哲學研究」就在這個基礎上崢嶸突起;其中表現了以什麼社會手段來達到各種各樣的社會效果,並通過對喜怒哀樂的一一描繪,寫盡了思想的波瀾;它的第一部《驢皮記》可以說溝通了「風俗研究」與「哲理研究」,那是一篇近乎東方情調的幻想故事,描寫生命本身同欲望(也就是一切激情的本原)之間的交鋒。淩駕其上的就是「分析研究」了;對此我暫不加以評論,因為總共只發表了《婚姻生理學》一部。今後不太長的時間裡,我當發表另外兩本屬這一類的作品。準備先發表《社會生活病理學》,其後是《教育界剖析》和《品德專論》。 看到未竟之業這樣浩繁,有人或許會象我的幾位出版商那樣,一談到我就歎道:「願上帝賜給他長壽!」我沒有別的奢望,惟願人與事都少一些磨難,不要象我投入這項苦役以來那樣對我肆虐不已。我對上帝感恩不盡,並且深覺自慰的是:當代的才高藝絕之士和堅忍不拔之輩,以及我那些披肝瀝膽的好友們(他們在私人生活中象前兩類人在公共生活中一樣偉大),紛紛前來同我握手並鞭策道:「放膽做去吧!」那麼我為什麼不可以剖明心跡呢?要知道,正是這樣的友情善意以及陌路人偶然惠予的嘉許,才支持了我的筆墨生涯,既令我反躬自省,又抗拒了無端的攻擊,回敬了幾乎同我形影相隨的流言蜚語;還防止了自己的心灰意冷,並遏制了過分的奢望(一旦這種願望溢於言表,就被看成不自量力)。我早就下了決心,要以堅忍的鎮定態度來回答攻擊謾駡。但有這麼兩次,卑鄙的詆毀卻逼得我奮起自衛。打筆墨官司我還有點能耐;那些主張對辱駡報以寬恕的人士,對我的一顯身手感到遺憾。不過也有一些基督徒認為:在我們這個時代,以沉默來表示雅量倒比較恰當。 說到這裡,我還要聲明一點:只有簽署筆者姓名的作品,我才能認可。除了《人間喜劇》以外,出自我的手筆的,只有一部《趣話》、兩個劇本,以及一些零星文章,而且全都署了名的。 我是在這裡行使不容爭辯的權利。但這一否認,即使影響到我或曾參與其事的作品,也不是出於爭面子,而是為了澄清真相。有些作品,在文學上我決不承認是我的,但確曾有人將其版權委託給我。假如別人一定要把它們安在我的名下,我就只有聽之任之:這樣做的原因,同我對流言蜚語不聞不問相似。 這項計劃規模宏大,它包括了社會的歷史、對社會的批評、對其弊端的分析,以及對社會的種種原則的探討;我認為,這就使我有權利給它加上如今的題名,即《人間喜劇》。這樣做是不自量力呢,還是恰如其分?那就等到全書告竣的時候,由廣大讀者去裁定吧。 一八四二年七月於巴黎 [丁世中/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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