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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在我們心目中的形象總是有點時代錯亂。咖啡館退化成了酒吧;本來通向院子,可以瞥見葡萄架的門廳現在成了盡頭有電梯的幽暗的走廊。多少年來我一直記得塔爾卡瓦諾街附近是布宜諾斯艾利斯書店;一天上午我發現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古玩店,並且聽說書店老闆堂聖地亞哥·菲施拜恩已經去世。菲施拜恩是個胖子;我記不太清他的長相,卻記得我們長時間的聊天。他鎮定自若,常常譴責猶太複國主義,說它使猶太人成了普普通通的人,像所有別的人那樣給捆綁在一個單一的傳統、單一的國家上,不再具有目前那種豐富多彩的複雜性和分歧。他還告訴我,當時在編纂一部龐大的巴魯克·斯賓諾莎作品選集,刪去了那些妨礙閱讀的歐幾裡德幾何學的繁蕪,給那異想天開的理論增添了虛幻的嚴謹。他給我看羅森羅思的《猶太神秘主義發凡》的善本,但又不肯賣給我,不過我藏書中有些金斯伯格和韋特的書卻是在他店裡買的。 一天下午只有我們兩個人,他告訴了我他生活中一個插曲,今天我可以公之於眾。當然,有些細節要作些改動。 「我要講一件從未告訴過別人的事。我的妻子安娜不知道,我最好的朋友也都不知道。那是多年以前的事,現在已恍如隔世。也許可供你作為一篇小說的素材,你當然會加以剪裁。不知道我有沒有對你說過,我是恩特雷裡奧斯人。我們說不上是猶太高喬;從來就沒有猶太高喬。我們是商人和小莊園主。我生在烏爾第納蘭,對那個地方已毫無印象;我父母來布宜諾斯艾利斯開店時,我年紀很小。我們家過去幾個街區就是馬爾多納多河,再過去是荒地。 「卡萊爾說過,人們需要英雄。格羅索寫的傳記使我崇拜聖馬丁①,但是我發現他只是一個在智利打過仗的軍人,如今成了一座青銅雕像和一個廣場的名字。一個偶然的機會讓我遇到一個截然不同的英雄:弗朗西斯科·費拉裡,對我們兩人都不幸。那是我第一次聽到他的名字。 ①聖馬丁(1778—1850),阿根廷將軍、政治家,早年曾參加對拿破崙作戰,1814年建立著名的安第斯軍,與西班牙殖民軍作戰,於1818及1821年分別解放了智利和秘魯,接受了秘魯保護者的稱號。之後他功成身退,僑居法國。 一據說我們那個區不像科拉雷斯和巴霍那麼野,不過每一家雜貨鋪裡都有一幫愛尋釁鬧事的閒人。費拉裡老是泡在三執政—泰晤士雜貨鋪。促使我成為他的崇拜者的一件事就發生在那裡。我去買一誇特馬黛茶。一個留著長頭髮和鬍子的陌生人跑來要了一杯杜松子酒。費拉裡和顏悅色地對他說: 「『喂,咱們前晚不是在胡利亞娜舞場見過面嗎?你是哪裡來的?』 「『聖克裡斯多巴爾,』對方說。 「『我有話奉勸,』費拉裡暗示說,『你以後別來啦。這兒有些蠻不講理的人也許會讓你不痛快。』 「聖克裡斯多巴爾來的人一甩鬍子走了。或許他並不比對方差勁,但他知道強龍鬥不過地頭蛇。 「從那天下午開始,弗朗西斯科·費拉裡成了我十五歲時的嚮往的英雄。他身體壯實、相當高大、儀錶堂堂,算是時髦的。他老是穿黑顏色的衣服。不久,我們又遇到第二件事。我和母親、姨媽在一起;我們碰上幾個大小夥子,其中一個粗聲粗氣地對其餘的人說: 「『放她們過去。老婆娘。』 「我不知所措。這時費拉裡正好從家裡出來,他插手了。他面對那個挑釁的人說: 「『你既然想找事,幹嗎不找我?』 「他挨著個兒慢慢地瞅著他們,誰都不吭聲。他們知道費拉裡。 「他聳聳肩膀,向我們打了招呼走了。在離開前,他對我說: 「『你如果沒事,待會兒去酒店坐坐。」 「我目瞪口呆。我的姨媽莎拉說: 「『一位紳士,他讓夫人們得到尊敬。』 「我母親怕我下不了臺,評論說: 「『我看是一個容不得別人拿大的光棍。』 「有些事情我不知該怎麼向你解釋。如今我混得有些模樣,我有了這家我喜歡的書店,我看看這裡的書,我有像你這樣的朋友,我有妻子兒女,我加入了社會黨,我是個阿根廷好公民,是個好猶太人。我是個受到尊敬的人。現在你看我的頭髮幾乎脫光了;當時我卻是個窮苦的俄羅斯小夥子,紅頭髮,住在郊區。人們瞧不起我。像所有的年輕人一樣,我試圖同別人相似。我自己起了聖地亞哥這個名字,以回避原來的雅各布,菲施拜恩這個姓沒有動。我們大家都努力符合人們指望看到我們的模樣。我意識到人們對我的蔑視,我也蔑視自己。在那個時代,尤其在那種環境中,重要的是勇敢;但我自知是懦夫。我見了女人就膽戰心驚;我為自己畏葸的童貞感到羞愧。我沒有同齡的朋友。 「那晚我沒有去雜貨鋪。我一直不去就好了。我總覺得費拉裡的邀請帶有命令的口吻。一個星期六的晚飯後,我走進那個地方。 「費拉裡在一張桌子上座。一共六七個人,我都面熟。除了一個老頭之外,費拉裡年紀最大。老頭言語不多,說話的神情很疲憊,唯有他的名字我一直記得:堂埃利塞奧·阿馬羅。他鬆弛的寬臉有一條橫貫的刀疤。後來我聽說他吃過官司。 「費拉裡吩咐堂埃利塞奧挪個地方,讓我坐在他左邊。我受寵若驚,手腳都不知道往哪裡擱才好。我怕費拉裡提起前幾天叫我丟人的事。根本沒提;他們談的是女人、賭牌、選舉、一個該到而沒有到的歌手以及區裡的事。起初他們和我格格不入;後來接納了我,因為費拉裡要他們這樣做。儘管他們大多有意大利姓,他們各自都覺得是土生土長的,甚至是高喬,別人也有這種感覺。他們有的趕馬幫,有的是車把式,甚至是屠夫;他們經常同牲口打交道,氣質接近農民。我覺得他們最大的願望是成為胡安·莫雷拉那樣的人。他們最後叫我小羅來,不過這個綽號並沒有輕蔑的意思。我跟他們學會了抽煙和別的事。 「在胡寧街的一家妓院裡,有人問我是不是弗朗西斯科·費拉裡的朋友。我說不是;我覺得如果回答說是,未免像是吹牛。 「一晚,警察闖進來盤問我們。有的人不得不去警察局;他們沒有碰費拉裡。半個月後,重演了一次;這次費拉裡也給帶走了,他腰裡有把匕首。也許他在本區的頭頭那裡已經失寵。 「現在我覺得費拉裡是個可憐蟲,上當受騙,被人出賣;當時他在我心目中卻是一個神。 「友誼是件神秘的事,不次於愛情或者混亂紛蕪的生活的任何一方面。我有時覺得唯一不神秘的是幸福。因為幸福不以別的事物為轉移。勇敢的、強有力的弗朗西斯科·費拉裡居然對我這個不屑一顧的人懷有友情。我認為他看錯了人,我不配得到他的友誼。我試圖回避,但他不允許。我母親堅決反對我同她稱之為流氓、而我仿效的那夥人來往,更加深了我的不安。我講給你聽的故事的實質是我和費拉裡的關係,不是那些肮髒的事情,如今我並不為之感到內疚。只要內疚之感還持續,罪過就還存在。 「又回到費拉裡旁邊座位上的老頭在同他竊竊私語。他們在策劃。我在桌子另一頭聽到他們提起韋德曼的名字,韋德曼的紡織廠靠近郊區,地段偏僻。沒多久,他們不作什麼解釋,吩咐我去工廠四面轉轉,特別要注意有幾扇門,位置如何。我過了小河和鐵路時已是傍晚。我記得附近有幾幢零散的房子、一片柳樹林、幾個坑。工廠是新蓋的,但有些荒涼的況味;它紅色的磚牆在我記憶中如今和夕陽混淆起來。工廠周圍有一道鐵欄杆。除了正門之外,有兩扇朝南的後門,直通工廠房屋。 「你也許已經明白了,可是我當時遲遲沒有懂得他們的用意。我作了彙報,另一個小夥子證實了我說的情況。他的姐姐就在工廠工作。大家約好某個星期六晚上都不去雜貨鋪;費拉裡決定下星期五去搶劫。我擔任望風。在那之前,最好別讓人家看見我們在一起。我們兩人走在街上時,我問費拉裡: 「『你信得過我嗎?』 「『當然啦,』他回說。『我知道你是個男子漢。』 「那天和以後幾天晚上,我睡得很香。星期三,我對母親說,我要去市中心看新來的牛仔表演。我穿上我最體面的衣服,去莫雷諾街。電車路很長。到了警察局,他們讓我等著,最後一個姓阿爾德或者阿爾特的工作人員接待了我。我說有機密事情相告。他讓我大膽說。我向他透露了費拉裡策劃的事。使我詫異的是他竟不知道這個名字;我提起堂埃利塞奧時情況卻不同。 「『噢,』他說。『那原是東區團夥的。』 「他請來另一位管轄我那個區的警官,兩人商談了一會兒。其中一個稍帶譏刺的口氣問我: 「『你是不是認為自己是好公民才跑來舉報?』 「我覺得他太不瞭解我了,回答說: 「『是的,先生。我是個好阿根廷人。』 「他們囑咐我照舊執行我頭頭的命令,但是發現警察趕到時不要打呼哨發出約定的暗號。我告辭時,兩人中間的一個警告我說: 「『你得小心。你知道吃裡爬外的下場是什麼。』 「兩個警官說了這句黑話高興得像是四年級的學生。我回說: 「『他們殺了我最好,我求之不得。』 「星期五一大早,我感到決定性的一天終於來到的輕鬆,並為自己一點不內疚而慚愧。時間過得特別慢。我晚飯幾乎沒有碰。晚上十點鐘,我們在離紡織廠不到一個街區的地點會合。我們中間有一個人沒到;堂埃利塞奧說總是有臨陣脫逃的窩囊廢。我想事後正好把過錯全歸在他頭上。快下雨了。我怕有人留下同我一起,但他們只讓我一個人守在一扇後門外面。不久,警察在一名警官帶領下出現。他們是步行來到的;為了不打草驚蛇,他們把馬匹留在一塊空地上。費拉裡已經破門,大夥悄悄進了紡織廠。突然響起四聲槍擊,使我一驚。我想他們在屋裡暗處殘殺。接著,我看到警察押著那些上了手銬的小夥子出來。隨後是兩個警察,拖著費拉裡和堂埃利塞奧。他們中了彈。審訊記錄上說他們拒捕,先開了槍。我知道這是撒謊,因為我從未見過他們身邊帶手槍。警察利用這次機會清了舊賬。後來我聽說費拉裡當時想逃跑,一顆子彈結果了他。當然,報紙把他說成是他也許從未成為的、而是我夢想成為的英雄。 「我是和別人一起逮捕的,不久就放了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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