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傳(51)_學達書庫

五一

　　那麼，首先是什麼驅使他去英國北部的呢？就像大部分的近代歷史現象一樣，1929年華爾街股災，之後一段時間的經濟不景氣為許多的文學作品提供了素材。許多作者出自工人階級。還有一些是中產階級的旁觀者。這種分裂的觀點在奧威爾的作品以及他的讀者中都有反映。以工業中心蘭開夏和南約克郡為主，在20世紀30年代在傑克·希爾頓讓奧威爾去的維根，失業率占到人口的25％到30％之間——大蕭條時期有助於無產階級作家的成長。這個過程也頗具有諷刺意味。比如說萊斯利·霍沃德，如果他沒有失去泥水匠的工作，那他可能就不會成為一個作家。沃爾特·格林伍德寫了《失業救濟中的愛》（1933），這本書至今仍是同類作品中的經典；而他是在被一家曼徹斯特的百貨公司辭退後才開始寫作的。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幾乎每個蕭條的地區都有幾個有思想的來自工人階級的作家：利物浦的詹姆斯·漢高，達拉謨的哈裡·赫斯洛普和J.C.格蘭特，諾丁漢郡的沃爾特·布裡爾利（經典性題目為《經濟調查人》的作者）和F.C.博登。舉例來說，赫斯洛普的《最後的牢籠》，描繪了泰恩河畔因為無序和大規模的失業造成的荒蕪：「沒有造一隻戰船，沒有啟動一台起重機，沒有一個人做工，一片死氣沉沉的景象。」作為一個小規模的接受這種人才的雜誌——《阿黛菲》是「無產階級文學」突出的支持者——奧威爾覺察到這種現象並評論了一些同這種現象有聯繫的書籍。正如他在對弗雷德·鮑恩所著的《搖擺的石匠》評論中所說：「大眾教育鼓舞人心的成效之一就是，在很短的間隔內，站在真正的工人階級立場上的書籍開始出現了。」

　　他們在中產階級報道文學的澎湃的潮水中堅持著，以J.B.普裡斯特利的暢銷書《英國之旅》（1934）為典型代表。在普裡斯特利之後，英國北部的特倫特幾乎被尋求模仿的倫敦文人擠滿。其中之一的著名的訪問者就是奧爾德斯·赫胥黎，他幾乎是同奧威爾在同一時期啟程去諾丁漢郡煤田的。在那裡，他下煤礦，並訪問了好幾個失業率很高的地區。南下後奧威爾讀了休·馬辛厄姆的《我摘下領帶》（1936），並且非常喜歡這本書。在書中，作者是在倫敦東區收房租的人。同馬辛厄姆在白教堂的出現一樣，源自這些短途旅行的書籍和報道都受到了置疑。奧威爾同希爾頓的關係也因如此讓他非常的不舒服。儘管希爾頓建議奧威爾去維根，他同時對結果的要求也非常嚴厲。「喬治去了維根，」他晚些時候評論道，「但是，有可能他還待在家中。他只是在浪費錢、精力，寫一些蠢話。……愚蠢的讀者啊，不能把以藝術的形式完成的作品和窮人的生活聯繫起來，只是獲得了一種不需要調配的顏色。」奧威爾與希爾頓的信件——在戰後被希爾頓毀掉——給了我們一些啟示。引起注意的並非是奧威爾的動機，而應該強調的是，所有去北方的旅行、工人階級的冒險經歷，都不是在真空中發生的；應該強調的是，奧威爾是在無論怎樣都抹不去的對抗中需要表明自己的明確的立場，需要去戰鬥的。

　　奧威爾要面對這些事情，在彭寧山脈的8個星期的旅行中需要，在《通向維根堤之路》發表後也需要。帶著裡斯給他的通訊錄，他在曼徹斯特的寄宿地方呆了一天，然後同一對叫做米德的夫妻一同上路，丈夫是龍賽地區的工會官員。奧威爾馬上就注意到左翼意識形態進入了北方居民的人家。這對夫妻稱呼他為「同志」，儘管米德太太對此表示出「明白地不舒服」。米德夫妻給了他一個叫做傑爾·凱南的人的地址。這個人是一個電工，工党活躍分子，住在維根，可以帶他參觀龍賽地區。奧威爾在星期六下午到了凱南的家；他「高高的個頭，背著法蘭絨背包，穿著淺黃褐色的夾克和橡膠雨衣。」在凱南的陪伴下，他被帶到全國失業工人運動中心——每個人都熱切渴望得到幫助，他注意到，「但是我不能要求他們平等地對待我」——他在沃靈頓巷72號的霍恩比家住了下來。這是奧威爾第一次與這樣的工人階級的家庭接觸，在《通向維根堤之路》中他所創造的氣氛出自這裡。和霍恩比先生——一個失業在家的礦工，並患了一般工人都有的疾病：眼球震顫——他的妻子，10幾歲的兒子，侄子，在這個小家裡住著3個男人。

　　天氣非常寒冷，地上積著雪；但是，奧威爾的大部分時間仍舊花在旅行上面。他去合作大禮堂聽了著名的社會演講家，沃·漢寧頓的演講，卻非常失望：雖然他可以逐步建立群眾基礎，但卻是一個不太高明的演講者。第二天，他沿著小鎮的運河走了長長的一段路，去尋找那個存在於神話中的碼頭：他用在題目中的那個碼頭；他驚異於那些可怕的礦渣堆，熏黑的煙囪，還看到老鼠——他猜，由於饑餓，十分瘦弱——在雪地裡蹣跚踉蹌。他的文學生涯繼續蓬勃發展，而有個陰影卻十分不調和地跟隨著他。2月13日，他告訴摩爾他在維根過得十分有趣，並收集到了各種各樣的信息。不僅僅是那些被熏黑的磚牆和晦澀的天空，奧威爾還被那裡對自我展示的剝奪的程度震驚了。和全國失業工人運動的工作人員一起外出檢查住房情況時，他被帶到了小鎮邊上一個肮髒的旅行者的聚集區，在那裡，他被所看到人們臉上的不堪的表情震驚了：有一個女人的臉就像一具死屍的頭。然後當他在一條小巷中徘徊時，突然的一瞬間——就像從火車的窗口看到的一樣，之後重寫了來增加它的影響——成為《通向維根堤之路》最難忘的一幕：一個年輕女子跪在水槽旁用棍子疏通堵塞的排水溝。「我想，當你不得不在刺骨的寒冷中跪在窮街陋巷的水槽旁用棍子去疏通那堵塞的排水溝時，生活是多麼的可怕啊！」女人抬起頭，迎上了他的眼。她的表情「是我見過最為荒涼淒慘的」。它給奧威爾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想她可能也是這麼想的。

　　回到沃靈頓巷，霍恩比太太就不太舒服了，所以也不能料理家務事了。大概是在傑爾·凱南的安排下，奧威爾更換了他的住處，搬到達林頓路22號。這是叫做福裡斯特夫婦的家，他們在小樓的底層還經營著一個買牛肚等內臟的商店。他注意到，儘管就社會氣氛來說，這處和以前的住房基本相同，但是這個住處更髒、更臭。後來，這種不悅化成了對福裡斯特夫婦（在小說中化名為布魯克）的難以置信的鄙視和對他們存在的不齒。達林頓路22號後來成為《通向威根堤之路》背景的開始章節，一個莊重的後街貧窮之旅：布魯克先生在麵包上留下的黑指印；他的那位半合法的布魯克太太坐在舒服的沙發上哀歎生活的艱難；路過的商旅，住不起旅店，不得不窘迫地使用在他們手提箱裡存放的食物做成午飯來食用。當地的居民對福裡斯特夫婦的商鋪褒貶不一，但是很明顯，它存在有它的理由。有人可能會這樣評價它「有一點不上檔次，並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乾淨」。在下樓到福裡斯特夫婦準備的早餐桌上吃早飯前，奧威爾躺在床上，聽著紡織女工穿著木屐跑到鵝卵石路上之前下樓時發出的笨重的聲音——他認為那是非常響亮的聲音，就像是在行軍的隊列。他寫《讓葉蘭繼續飛揚》時付出的艱苦努力卻是他身心最活躍的時候。在2月19日給戈蘭茨的電報中，他提到所提出的變化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加上被從亨利埃塔街發來的消息激怒，奧威爾繼續探究當地社會和政治生活，參加全國失業勞工運動的活動，幫助籌集資金營救被德國納粹拘捕的德國社會主義領導人塞曼。在分析過那些溫順的讀者後，奧威爾抱怨到，在英國已經沒有激情了。他同一個名叫帕迪·格雷迪的失業礦工一同看到了失業工人爭搶著爬上運送煤渣的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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