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傳(25)_學達書庫

二五

　　7月，奧威爾離開緬甸。從此，他再也沒有回去過。計劃在英格蘭過退休生活的弗洛裡思忖，他「將會忘掉緬甸——這個可怕的、幾乎把他毀掉的國家」。可是，緬甸在奧威爾的腦海裡久久縈繞不散，一方面起著作為他對大英帝國罪孽批判的載體，另一方面又是標明他傳遞基本感覺的標簽。例如，《牧師的女兒》中的多蘿西跪在索福克路邊，聞著一叢茴香草的香味，突然想到「東方大海上溫暖的泡沫散發出來的、從遍種香料的附近海島所帶來的香氣」。在奧威爾的餘生中，無論他走到何處，都會立刻把它與緬甸的優美如畫的風景作一番比較。《通向威根堤之路》中的英格蘭北部的商旅人的住處使他想起了緬甸苦力的「污穢的狗窩」。莫雷科發現自己沒完沒了地引經據典來比較異族人、農事安排和殖民地社會。《動物莊園》擬人化的雛形在奧威爾早期的一篇書評中業已嶄露頭角了，他是評論珀爾S.巴克的小說《好地方》。奧威爾在文章中哀歎緬甸黃包車車夫的命運，「他們像一匹匹馬兒一樣奔跑在大街小巷」。在以後的20年間，緬甸一直不停地出現在奧威爾的心裡、出現在他零零星星的回憶之中——一個在仰光街頭碰到他的陌生的小男孩問他是什麼地方人時，奧威爾回答說，他是一個撣族人——他個人與這個民族是有點關係。1949年底，奧威爾試圖利用戴維·阿斯特的影響來幫助老朋友利奧·羅伯遜找到一份工作。在奧威爾生命即將終止的時候，他的思緒又回到了25年前的經歷。就在他逝世前不久，他列出了小說《吸煙室的故事》的大綱，故事中的主角是一個名叫「柯利·約翰遜」的人(「一個身材高挑、發育良好的青年，舉止優雅，自然而然」)。約翰遜被他的公司從緬甸派回國內，他討厭輪船上的英、美商人，與他們打交道時心神不寧，他小心翼翼地對待從科倫坡上船的、一大批聰明、時髦的年輕人。當然也提到了一位緬甸女子瑪依(他的情婦)和「他屋子裡的灰塵、邋遢、破舊的唱片和成堆的威士忌酒瓶……」

　　緬甸給予像奧威爾這樣一位內向的、十分傑出的年輕人什麼影響呢？他剛到緬甸時還不成熟，易受影響；他離開時年齡大了幾歲，身心趨於成熟，但在情緒激動時又會一分為二。10年後再回過頭來看看，當時的環境同時顛簸著奧威爾思想中的保守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兩個方面，他把自己無法解決的壓力焦點釋放到書中去。在《通向威根堤之路》一書中，奧威爾一方面堅持認為文明用語是一場騙局，另一方面又認為應該把刺刀刺向文明用語徒的腹部。我們似乎可以說，緬甸成了奧威爾生活中和著作中的一個反對面：光明正大的公平競爭和自由原則與潛在的、總在引起齜牙咧嘴的黃種人抱怨的獨裁主義之間的衝突。這本書中偶爾也出現象徵手法。一方面，奧威爾訂閱思想自由的、「左傾」的《阿黛菲雜誌》，他身處緬甸時撰寫的早期的一些文章都發表在這份雜誌上。另一方面，當新牌子的理想主義的左翼政治變得過於令人厭煩而無法容忍時，他又能對它們作一些任意零星的批判。作為緬甸警方的、處理帝國日常安全事務的一名警官，奧威爾對絕大多數反對帝國的辯論者們的十足的笨拙行徑非常生氣。奧威爾為什麼會對左翼人士感冒？他曾經對朋友傑克·康芒說，這些左翼人士根本不知道離開英國8000英里之外地方的文明用語過著一種什麼樣的生活。「我在緬甸時對這樣的生活印象深刻，也常常讀到一些反對文明用語材料。」奧威爾如今正在回家的途中：一個月的海上航行後就能讓他瞧見家鄉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歲月是文人作海上航行的偉大時期：伊夫林·沃乘船沿地中海觀光，在旅途中完成了一本遊記《標簽》；他的哥哥亞曆克斯乘「海洋信使號」輪去塔希提島[Tahiti，位於南太平洋，法屬波利尼西亞的經濟活動中心——譯者注]；赫胥黎夫婦正沿著奧威爾早先走的路線乘船去伊洛瓦底江。這位高高瘦瘦的24歲的青年人在來自緬甸警察文明用語的成堆的政府文件上簽了潦草的大名之後，就隨著客輪在印度洋裡緩緩行駛，更加嚴酷的現實就在前面。

　　5.跨越海峽：奧威爾之聲

　　「多希望能和你一起呆在巴黎，因為那裡有春天。」

　　——1948年5月27日致西莉亞·佩吉特的信

　　現在看來，回家的航行使奧威爾接觸到了另一種形式的象徵主義，它像珍珠木一樣，糾纏了奧威爾一生。8月第三周的最後一天，船在馬賽停靠。當時的法國，至少是法國的工人階級，因為美國要處決兩個犯了敵對國家罪的無政府主義者薩科和範哲蒂而群情激昂。儘管有關這件事的報道在1927年的夏天就傳遍了世界，當時的奧威爾應該還沒有意識到當地的這種激昂的情緒。當他在一家英國銀行門前同一位銀行職員講話的時候，看到眼前經過法國無產階級的示威遊行的隊伍，打著「解救薩科和範哲蒂」橫幅、標語。這是一場徒勞的抗議，幾天後這兩名意大利人被如期處決了。

　　大約5年後，奧威爾身處另外一個更有政治意識的國家。在詳細描述這件事的時候，他認為自己已經發現了真正的文化差異。這樣的事在19世紀40年代的英國可能會發生，當時的英國正處在憲章運動和大規模的不滿和抗議中；但是法國人對即便只是一宗階級不平等的事件也會表示他們的憤慨。奧威爾當時懷疑自己在偶然間是不是發現了兩個國家本質上的區別，很快那個英國職員不動聲色的反應證實了這一點：「嗯，你不得不絞死那些該死的無政府主義者。」奧威爾這個從緬甸回來的警察疑惑了：即使他們並沒有犯罪也不得不嗎？那個銀行職員似乎很吃驚。在他看來，無政府主義者就應該被絞死。但是對奧威爾來說，同海峽對面的英國相比，這次示威顯示了法國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些東西：在這裡，人們認為一定量的國內紛亂是歷史進程中不可避免的，在這裡，「人們還沒有具備高度社會化的頭腦——由富人、政府、警察和諸多傳媒合成的神……」對於早年生活經歷的許多極富寓意的片斷，從觀察到演繹奧威爾花費了很長的時間，拿這件事來說，奧威爾花了5年時間。1932年奧威爾在為《阿黛菲》雜誌寫文章時詳細描述了這件事，當時的他已經有能力觸及現代化進程中關鍵性的一環，即文明化的生活。而在1927年目睹這一事件的年輕人，「無政府主義」和「示威遊行」對他來說只不過是兩個簡單的詞匯概念而已，那樣的世界對他來說是全新的，他對於自己看到的事情的重要性還沒有太大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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