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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威爾


  George Orwell 1903年6月25日 - 1950年1月21日

  喬治·奧威爾原名埃裡克·阿瑟·布萊爾(Eric Arthur Blair),英國記者、小說家、散文家和評論家。

  1903年生於英國殖民地的印度,童年耳聞目睹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尖銳的衝突。與絕大多數英國孩子不同,他的同情傾向悲慘的印度人民一邊。少年時代,奧威爾受教育于著名的伊頓公學。後來被派到緬甸任警察,他卻站在了苦役犯的一邊。20世紀30年代,他參加西班牙內戰,因屬托洛茨基派系(第四國際)而遭排擠,回國後卻又因被劃入左派,不得不流亡法國。二戰中,他在英國廣播公司(BBC)從事反法西斯宣傳工作。1950年,死於困擾其數年的肺病,年僅46歲。喬治·奧威爾一生短暫,但其以敏銳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文筆審視和記錄著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作出了許多超越時代的預言,被稱為 「一代人的冷峻良知」。其代表作有《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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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3年,喬治·奧威爾生於英屬印度彭加爾省(孟加拉邦)摩坦赫利(莫蒂哈裡)一個政府下級官員的家庭,父親供職于印度總督府鴉片局,家境並不寬裕,奧威爾自稱家庭屬￿「上層中產階級偏下,即沒有錢的中產家庭」。

  1904年,隨母親回英國定居。

  1905年,除了父親仍任職于印度總督府的鴉片局外,全家返回英國牛津的亨利。

  1911年,由於無力就讀貴族學校,奧威爾只能進入一個二流的私立寄宿學校聖·塞浦裡安預備學校,寄宿學校帶有許多極權主義社會的特點,鞭子教育、等級制、恃強淩弱、規範化、反智等等。學校生活對他日後的性格有極大影響。

  1914年,11歲的奧威爾首次在地方報紙上發表一篇詩作《醒來吧,英國的小夥子們》。

  1917年,奧威爾依靠自己的努力考取獎學金,進入英國最著名的中學——伊頓公學,但他窮學生的背景使他備受歧視。早年的經歷對他同情社會底層、呼喚平等和人性解放思想的形成和對極權主義的認識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

  1921年,從伊頓公學畢業的奧威爾,由於成績平庸,無法申請牛津或劍橋獎學金,家庭經濟狀況無力供他升學,只得投考公務員,加入了英國在緬甸的殖民警察,服役五年。做為英籍警官,他享有很多特權,能夠近距離觀察審判、笞刑、監禁和絞死囚犯,這一階段的經歷讓他細緻地觀察到了人性中殘暴的一面;對西方地殖民主義政策產生了反思;更進一步地認識了極權主義。在緬甸的經歷讓他認識到了殖民主義罪惡的一面,並因此離開了殖民警察部隊。

  1927年,離開公職的奧威爾回到英國,開始了長達四年的流浪生活,在這四年裡他輾轉英國本島和歐洲大陸,深入社會底層,先後做過酒店洗碗工、教師、書店店員和碼頭工人,但他的上層社會身份和在伊頓公學形成的貴族口音使他很難被底層社會真正接納。不過這一段時期的經歷仍然使他深切地感受到了社會整體對於個人的壓力和普遍的社會不公並且最終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奧威爾自己曾經提到「貧困的生活和失敗的感覺增強了我天生對權威的憎恨,使我第一次意識到工人階級的存在」。[3]

  1928年,開始寫作生涯。為搜集素材,在巴黎和倫敦深入底層過窮苦生活。曾在巴黎的一家豪華旅館做廚房幫工,又到英國肯特郡當農業幫工。這些生活經驗後被寫入《巴黎倫敦落魄記》;

  1929年,退休金遭竊,在俄國飯館做事,並請倫敦朋友找尋工作。

  1930年,回到倫敦。在坎特郡作採摘忽布(一種香料)的工作、家庭教師、或書店店員,不斷轉職。

  1933年,以喬治·奧威爾的筆名發表處女作《巴黎倫敦落魄記》(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1934年,以緬甸經驗為題材的小說,《緬甸歲月》(Burmese Days)在紐約出版,在此之前,沒有一家英國出版商願意接受書稿。

  1935年,小說《牧師的女兒》(A Clergyman』s Daughter),由高蘭茲出版社出版。幾個月後,《緬甸歲月》終於推出英國版,是由高蘭茲出版社出版的。

  1936年,小說《讓葉蘭在風中飛舞》(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出版。受到當時評論家康普騰·馬肯吉注目。為雅德爾菲等雜誌撰稿。 受比克托爾·高蘭茲之托,在一月去北部的謝菲爾德、曼徹斯特、裡斯、威根等煤礦工業都市,觀察不景氣下的工人生活、失業情況。六月,與艾琳·奧修蘭西結婚,離開倫敦,移居哈佛郡,寫作兼營雜貨店。七月,西班牙內戰爆發。 年底與妻子艾琳一起去西班牙參加保衛共和國的國際志願軍。

  1936年十二月,在塞克出版社支援下,赴巴塞羅那,報道西班牙內戰。後加入統一工党市民軍。在經歷了社會底層的生活之後,奧威爾成為幾千名國際志願者中的一員參加了由西班牙共產黨領導的共和軍,支援反佛朗哥的西班牙內戰。幾個月之後,因為喉部中彈而不得不回國修養。在這短暫的時間裡,他看到了由共產國際領導的國際縱隊內部的權力鬥爭和清洗。接納了奧威爾的巴塞羅那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党被共產國際認定為託派組織,斯大林下令消滅馬統工黨,把政治警察特務、搜捕異端及清洗專家和軍事指導員一起派至西班牙,在共和軍中建立恐怖統治。奧威爾夫婦被目為「狂熱的託派分子」,當然受到嚴密的監控。他的妻子愛琳的房間受到西班牙共產黨的搜查,他保存的一批資料也被抄走。更為可怕的是,在共和軍內部,受傷的馬統工党黨員仍然遭到逮捕,甚至連孩子和被截肢的人也不放過,包括奧威爾本人也在撤退到巴塞羅那之後還遭受到共和軍的追殺。權力與支配無所不在,不容存在任何個人意志的斯大林式極權主義反而使奧威爾更加堅定了對社會主義,或者確切的講民主社會主義的信念。奧威爾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到「西班牙內戰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間發生的事件改變了態勢,此後我就知道我的立場如何。一九三六年以來,我所寫的每一行嚴肅作品都是直接或間接反對極權主義,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會主義。」

  1937年,《去維岡碼頭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出版。六月在前線受傷,喉部中彈,回英國休養。

  1938年,出版《向加泰羅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該書報道西班牙內戰,特別是國際志願軍內部左翼各派的相互爭鬥。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多次報名參軍,皆因體檢不合格遭拒。後參加國內警衛隊。戰前寫的《上來透口氣》出版。

  1941年,為英國廣播公司主持對印度廣播。

  1943年,任工黨刊物《論壇》的文學編輯,並寫專欄《隨我高興》。十一月起開始寫《動物農場》(Animal Farm)。

  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之後,奧威爾受雇於BBC從事有關戰爭的報道,1944年經歷了西班牙內戰和反法西斯戰爭的奧威爾寫成了《動物莊園》一書。

  1945年,戰時後期任《觀察家報》駐歐戰地記者。艾琳病死,其時奧威爾尚在德國採訪。《動物農場》出版,由於版稅收入頗豐,生活開始寬裕,遷至蘇格蘭西海岸一島上生活,繼續為《論壇》及其他報刊寫稿,並開始寫《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

  1948年,《一九八四》竣稿,書名只是把該年「四八」顛倒過來成為「八四」。健康狀況惡化。

  1949年,與索尼婭·布勞納爾結婚。《一九八四》出版。

  由於歷史上東西方的對峙,喬治·奧威爾的作品經常被視為反蘇和反共的代名詞,因而在蘇聯、東歐等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遭到封殺。而根據2007年9月4日英國國家檔案館解密的資料,因被懷疑是共產主義者的關係,奧威爾被軍情五處和倫敦警察廳特別科自1929年起一直嚴密監視至1950年一月,因患肺病去世,年僅4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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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威爾短暫的一生,顛沛流離,疾病纏身,鬱鬱不得志,一直被視為危險的異端。在他為數不多的作品中,《動物莊園》與《一九八四》都影響巨大,他以先知般冷峻的筆調勾畫出人類陰暗的未來,令讀者心中震顫。他將悲喜劇融為一體,使作品具有極大的張力。

  奧威爾的卓異之處就在於,並非僅僅用小說來影射個別的人與政權,而是直接揭露語言的墮落。在奧威爾眼裡,語言是掩蓋真實的幕布,粉飾現實的工具,蠱惑民心的藝術。他堅信,「在一個語言墮落的時代,作家必須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在抵抗暴力和承擔苦難的意義上做一個永遠的抗議者。」 他因作品中的深刻思想,被稱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有評論家如此說:「多一個人看奧威爾,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

  奧威爾以銳目觀察,批判以斯大林時代的蘇聯為首、掩蓋在社會主義名義下的極權主義,以辛辣的筆觸諷刺泯滅人性的極權主義社會和追逐權力者。小說中對極權主義政權的預言在之後的五十年中也不斷地為歷史印證,所以兩部作品堪稱世界文壇政治諷喻小說的經典之作,他因此被稱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

  但其影響絕不僅僅局限於文學界。他在小說中創造的「老大哥」、「新話」、「雙重思想」等詞匯,皆已收入英語詞典;而由他的名字衍生出的「歐威爾主義」、「奧威爾式的」等新詞,甚至成為日常通用語彙,從而可見奧威爾和其作品在英語國家的巨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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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威爾的思想也有很大的片面性。他既不是哲學家,也不是政治學家,他對生活的感受是出於一種敏感的直覺。當他鼓吹「平等、正義」的「不傷及自由而又消除了貧困的」社會主義時,他的社會主義「遠不是一種明確、清楚的政治或思想體系,而是一種深刻的心理經驗的粗糙歸納」(潘尼徹斯語)。而他在思想上對所謂「民主社會主義」的追求也因此反映出了他的某些褊狹,以至於他的同時代人在回憶他的時候,常常情不自禁地聯想到堂·吉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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