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發生的60年代運動_六十年代

80年代發生的60年代運動(1)

　　/文：大衛·艾普特

　　大衛·艾魯特（以下簡稱「大衛」）；從本成田機場運動中，我發現有趣的地方是它代表著農民與激進分子的聯合。農民開始起來捍衛自己的私有財產，對政府採取激進態度；而激進分子大多從學生時期就是左派人士，基本上都深入地捲入過反對越戰的示威遊行。這一運動到現在幾乎持續了二十年—一差不多一代人的時間。

　　《社會文本》記者（以下簡稱「記者」）：我們正在思索這一事件的創造性。其絕大多數左派運動從未能夠動員起這樣一個社會基礎，惟一以與之相比的是歐洲發生的生態運動，但也實在發生得太晚，不能夠作如此的聯繫……

　　大衛：這是問題的關鍵。這種社會基礎標誌著日本左派的發端。我們今天稱之為環境的、生態的，或污染的問題都是如此。這一聯合的左派可以追溯到本世紀之初，追溯到安汐（AShiO）銅礦工人罷工。日本第一個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政黨從污染對礦工生活的損害（現代煉鋼科技帶來的後果）來看待階級鬥爭。政府和工業界都不認為銅的開採帶來的傷害和死亡應該是他們的責任。因此便產生了安汐暴動。在一定意義上促成了日本左派在1906—1907年前後的形成。它開始於這樣的社會基礎，再加上一幫激進的基督教徒。這些基督教徒屬較早產生的新教，後來逐漸從傳佈福音轉向社會問題。這一運動涉及到一些很有名的人物，有些是從宗教人士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有些人開始閱讀列寧的著作。但日本政治左派主要開始於具體的問題上。即使運動是派生的，用來發動工人的思想是從國外引進的，但由於這樣的一些問題及其參與者——礦工、漁民、農民、工人和他們與激進學生的聯盟，這一左派有著貨真價實的真實性。後者從一開始就非常重要。另一個重要特點是農民佃戶的激進。在二戰前，在某些城區，共產黨和社會黨就很有勢力。激進運動的發動工作的一個障礙是：為了在日本組織活動，如何處理以前對人民許下的承諾，如何處理人民對小團體的忠誠，這些始終都很成問題。對於工會的會員來講，忠誠應該高於好鬥，這樣，工會才會是大部分公司的聯合，在日本有極少數激進工會幾乎還沒有達到工會的一般要求。如果你是一名日本的工會會員，你很可能會全力支持你的公司。假設你為本田或什麼公司工作，你的重要對手將會是豐田，而不是你自己的老闆。因而左派面臨的巨大困難就是如何確立一個日本人能夠認可的真正的階級鬥爭。地主和農民的矛盾是一種，農民的邊緣化是另一種，但同時反對二者是日本群體關係的一個傳統，在過去與叫做gumi的東西聯繫在一起：男人去工作、打仗、學習、參加五人隊（一種由關係密切的男人結成的組織，在某些範圍內，這種組織仍然存在）。社團的這一傳統使階級觀念的確立陷入絕望。一個人在反對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時候可以激進，但也應該支持社區的組織。

　　記者：這種組織是從哪裡產生的？是從單獨一個村莊裡產生的麼？

　　大衛：一個小村莊，或一所學校。長期以來，該組織生存下來，並通過強制得到了加強。最重要的一點是日本人在相互關係中很儀式化，即使是在左派中，語言本身把人們按年齡、職業、地域和社會地位大致地分開。舉例說，一個在學校裡年級比你高的人到了公司裡卻沒你的職位高，這一稱呼他的方式就會與他只是個下級的情況很不同。有的人可以走上來，在上級的背上猛拍一巴掌，以提醒他，論年齡，自己長過他。怎樣稱呼這樣的下級才得體呢？就這一稱呼方式也會有好大的爭論。因此，這是一個地位、年齡等所有細小方面的差別都滲透進語言裡的國家，這使左派更加難以開展工作。

　　但是，日本也有一段真正屬左派的歷史。一戰後，在日本共產黨形成的過程中產生的左派還是有可以誇耀的地方的。

　　記者：是不是像歐洲或美國那樣是從舊的社會黨中分裂出來的？

　　大衛：是。但也吸收了一些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方面更具個性的人，如學者、文人作為新成員加入組織，但不吸納分離前就參加組織的人。馬克思主義者的運動至少是從1906年到大約1926年，在日本最負盛名的大學東京大學開始的。那時叫東京帝國大學。人們在秘密的團體裡碰頭，在經過改造的能藏人的房子和地點見面，這是一種秘密的事情，因為警察總是在追捕他們。

　　記者：在那些日子裡，共產黨還是非法的，是嗎？

　　大衛：日本共產黨直到二戰結束之前都是非法的。但秘密狀態的早期形式大致在日期上要早于共產黨的建立。在組織的早期形式裡，人們以研究馬克思主義文本為中心，建立了一種親密的關係，產生了一批與眾不同的知識分子。他們過去常常從芝加哥查爾斯·克爾（Chenes Kerr）購買大量的書籍。有些還到美國旅行過。共產黨成立的時候，這些馬克思主義的早期組織已經建立了一種很日本化的特殊的左派傳統。你甚至可以加入到最激進的組織裡去——我曾研究過激進派別，他們有時會互相殺害，一些激進派組織接近於恐怖主義。但在組織內部，你會發現他們都清醒地意識到對別人的需要；對待某個個人的問題、需要、壓力等，都有一種幾乎是微妙的與眾不同的感覺。對於日本新左派，這些就抽象為一種對共產黨權力主義的憎恨。但是，即使在30年代和40年代，特別是他們堅持要遵循莫斯科路線的時候，也總是有權力主義的反對派。日本黨有著雙重特點：一部分是共產國際等的特點，但也有些另類的根勉強的傾向，而這些傾向在日本黨內所覆蓋的範圍比我熟悉的任何一個共產黨都要大。一個重要理由就是最重要的人物在分裂為黨的路線的反對派之後仍舊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成了新左派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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