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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蘇伊士運河危機結束後,我又去通訊總部遊說,為未來的合作提出了建議。可他們仿佛想使雙方的關係又回到過去那種死氣沉沉的狀態中去。通訊總部樂於摘取「咽吞」技術的戰果,卻不情願對軍情五處增加幫助作為回報。簡言之,他們並不反對軍情五處為他們工作,只要不搞互惠即可。

  我感到通訊總部可以通過截聽蘇聯間諜通訊,在幫助軍情五處對抗在英國的俄國間諜網方面起一個重要的作用。俄國情報局一直傾向於「非法地」進行真正敏感的活動,啟用一些完全獨立於「合法的」大使館情報官員以外的情報人員。他們這些人用自己的無線電收發機與莫斯科中心取得通訊聯絡。我肯定,如果我們全力以赴地跟蹤和測聽這些通訊,我們就會有一個突破,並引導我們一直插入蘇聯情報機構的心臟裡去。我請求通訊總部為軍情五處提供我們在戰爭期間從無線電安全處得到過的那種服務,即連續不斷地監聽進出於英國的那些非法的無線電廣播。對我來說,這只是一個極為簡單的常識,可通訊總部卻只給了一個半的無線電臺來監聽這些通訊。這種努力真是一種憐憫,不知費了多少口舌去勸說,也沒法使他們給予更多的幫助。

  第一次對埃及的密碼採取「咽吞」行動不久,我就去了加拿大籌劃「蚯蚓」行動。在我這次旅行快結束時,皇家加拿大騎警隊反間諜處處長特裡·格恩西要我研究一個由他們處理的案件。不久前這個案子忽然在神秘的情況下結束。我在研究這個案子時發現了一個細節,使我毫不懷疑通訊總部將被迫改變主意。格恩西領我進了一間密室,桌上放著三本檔案,封面標有「冠石」。「冠石」案件是在一九五二年開始的,當時有一個俄國人用假名進入加拿大,此人是克格勃的非法情報人員,到加拿大來的目的是為他自己搞點掩護。實際上,他的最終目的是去美國。克格勃常常派他們的非法人員先去加拿大搞一段可靠的「傳奇」或偽造的身份,然後再越過加拿大邊界去美國。這位非法分子被騎警隊所稱的代號是「吉迪恩」,他到加拿大不久便愛上了一個女人。這一舉動完全是違反克格勃的紀律的,吉迪恩不久就對他所負的使命產生了動搖情緒。

  莫斯科中心命令吉迪恩作好去美國的準備,可他卻設法說服了他們,說這太冒險。去美國的計劃因此而流產後,他被任命為克格勃駐加拿大的非法人員,負責加拿大境內的其他非法人員的工作。新的工作是艱巨的,吉迪恩不是個勤奮的人,卻要花大量的時間去收聽無線電通訊,並且不斷地到加拿大各地旅行,以便收集情報。吉迪恩開始完不成任務了,因而遭到了他的上司的訓斥。終於,他決定向他的情人坦白他所有的一切,兩人決定投靠皇家加拿大騎警隊。

  格恩西憑著直感意識到這個案子十分重要,於是決定錄用吉迪恩為雙重間諜,而不是把他作為叛逃者來接收,這個決定看來是非常合理的。吉迪恩奉命去領導一個為俄國人服務的非法分子,這個非法分子參與加拿大的「阿芙羅箭」飛機項目。騎警隊對吉迪恩監聽了一年,仿佛他是實驗室的試驗品一樣。蘇聯非法分子的工作情況在西方鮮為人知,格恩西仔細調查了俄國人使用吉迪恩的手法,指示吉迪恩收集情報的方法以及吉迪恩使用死信漏洞的方式。最重要的是,騎警隊監聽到了吉迪恩發出的所有密碼無線電通訊。

  一切情況進行得十分順利,直到一九五五年夏天,吉迪恩突然被他的主管人召回俄國去作詳細的彙報。起初他有點猶豫不決,後來還是決定去俄國。可他去了以後,就再也沒有回來。騎警隊月複一月、年復一年地等待著吉迪恩活著的音訊,可是一切都如石沉大海。過了一段時間,莫斯科與加拿大之間的電訊上又出現了吉迪恩使用過的密碼,這說明有一個接替吉迪恩的特工人員到達了加拿大。這個案子以充滿希望開始,以一無所獲告終。格恩西感到困惑,可他深信,在案情的整個過程中一定發生了什麼嚴重事件,但卻無法摸清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調查工作也進行得很少。他的助手貝內特認為,吉迪恩已被俄國人控制,並故意讓案情繼續發展以便欺騙騎警隊。

  我在閱讀檔案的過程當中,漸漸看出這個案子裡到處都有俄國人從一開始就進行干預的痕跡,我沒有什麼話可說。以後我又看到一處細節,才茅塞頓開。儘管吉迪恩是一個非法的特工人員,但俄國人仍然要他不時地同俄國大使館的一位合法外交官會晤。可以肯定,這個外交官是主持非法工作的官員。克格勃大概認為吉迪恩是一個難以駕馭而又不可靠的特工人員,只能面對面地跟他進行談話,才能保證他不越軌。所有的會晤,騎警隊都進行了監視。其中有一次,吉迪恩和他的上司大吵起來。原來吉迪恩經常漏聽從莫斯科來的廣播,因而沒有反應。吉迪恩說他無法從他的無線電裡收到信號,因為氣候條件太差。他的克格勃上司對這種申述完全不屑一顧,他交給吉迪恩一張詳細的清單,上面記有他漏所莫斯科廣播的次數、時間,很清楚他知道吉迪恩在撒謊。這個俄國人雖然並未提到這個事實,但我很清楚,他肯定在使館裡面監聽著播給吉迪恩的廣播。

  為了正確理解這個事實,我反復閱讀了關於這次會晤的報告。當我翻閱這份檔案的薄薄紙頁時,我禁不住想到,如果克格勃駐加拿大的非法工作主持官員監聽了莫斯科發來的電訊,那麼克格勃駐倫敦的非法工作主持官員也會做出同樣的事。如果通訊總部能聽勸說,對蘇聯駐倫敦使館全力採取措施,那麼我們或許可以識別出來自莫斯科的電訊,甚至能暫時識別出非法工作主持官員。只要把他的行動與電訊活動聯繫起來,我們就可以把他置於我們的全面監視之下,以便在他和他的特工人員會晤時抓住他。

  我一回到倫敦,就向通訊總部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們耐心地聽著我希望加強力量的懇求。可這僅僅是我個人的行動,軍情五處內部對這事卻沒有多大的熱情。通訊總部雖然同意了多提供幾個電臺來監聽廣播,但那是完全不夠的。我向通訊總部建議拿出主要的精力來找出俄國大使館內接收機的位置,就像以前我對監視隊的無線電工作所建議的那樣。可我的請求再一次被視為是不切實際的,於是這個問題不久就在情報官僚機構的密密叢林中消失了。

  情況一直僵持著,直到一九五八年又出現了一樁新案子才徹底改變了軍情五處和通訊總部的關係。這起案件的過程使霍利斯第一次陷入了他的內部危機,並碰到他一生中一直糾纏不清的問題。

  我坐在辦公室正在思考話筒的安裝計劃,突然接到通知讓我到霍利斯的辦公室去。他此刻正坐在會議桌一端的扶手椅裡,手裡拿著一些散開的檔案,他臉色灰暗,拉長著臉,他讓我坐在他對面的椅子上。

  「我要你幫助我解決一個問題。」他說,並遞給我一份檔案。我迅速看了一下,這是一份情報報告,是一個名叫弗蘭蒂斯克·蒂斯勒的情報人員寫的。此人顯然是捷克斯洛伐克駐華盛頓大使館的密碼員,受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調遣。聯邦調查局把他提供的有關英國安全問題的情報送到軍情五處。蒂斯勒說,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天回到捷克斯洛伐克,無意當中碰到老朋友普裡比爾上校,他是捷克駐倫敦的軍事武官,當時他正在捷克度假。他們喝醉了酒,於是普裡比爾告訴蒂斯勒,他指揮著一個在英國的重要間諜,叫林尼。此人正在設計一種模擬器,主要用於英國皇家空軍的導彈項目。軍情五處沒有多久就弄到了林尼的情況。蒂斯勒的報告裡附有軍情五處檔案室收集的林尼的個人檔案:他是一個高級工程師,在蘇塞克斯郡肖拉姆城的邁爾斯飛機研製實驗室裡工作,能全面接觸到導彈的操縱詳細情況及性能指標。

  「先生,我看不出有什麼問題。我們為何不把他置於我們的監視之下,在他下一次同普裡比爾會晤時把他逮起來?」

  「就是這個問題。」霍利斯冷冷地說,並遞給我另外一頁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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